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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山歌 洪永争 一个听流行音乐长大的人，有时很难被故乡那带些土气、没有固定旋律的山歌所打动。而对于山歌，父辈们却津津乐道。长期浸淫于这种氛围中，山歌就像一个我原本不太喜欢的姑娘，在频繁的接触中竟渐渐产生了好感。 故乡阳江属粤方言区，阳江话是一种接近广州话的方言。有北方朋友曾开玩笑地说，广东人人勤舌头懒，没有舌尖前音和翘舌音，说话时舌头总是一马平川，所以语调轻柔平缓。北方人人勤舌不懒，说话时舌头老爱金鸡独立，所以语调铿锵有力。 我很欣赏朋友的这个形象的说法。平心而论，广州话虽无舌尖前音和翘舌音，但仍保留了北方方言的圆唇音。相比之下，故乡人的舌头更“懒”，不仅没有舌尖前音、鲜有翘舌音，就连圆唇音也没有，说出来的字清一色为扁唇音，因此，同音字特别多。我的父辈就是用这种独特的方言，吟唱着古老的山歌。 故乡山歌歌词结构较简单，多为七言，也有五言，内容多是王侯将相建功立业的传奇和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也有反映农村生活面貌的。大多为叙事诗，篇幅短的百来字，长的可达数万字，读起来平仄相对、工整有韵。山歌没有歌谱曲调，完全是自由吟唱，节奏可以随意拉长。歌者一人一个调，乐感好的人唱得悠扬婉转，五音不全者跟读书没有两样。 在我小时候，故乡流行用蜡黄纸和日历纸写成山歌手抄本。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又有着一副好嗓音。每逢农闲或者洗脚上田的日子，把犁耙横挂上墙，他就光着膀子，找来旧日历订成的厚本子，握着毛笔，边高声吟唱，边写下一行行蝇头小楷。每到渐入佳境之际，必摇头晃脑，那怡然自得的样子，让我想起那句“常羡做官千日好，不敌农夫半日闲”的山歌来。 时至今日，我家仍然保存着父亲手抄山歌本《薛仁贵征东》和《第八才子花笺》。有一天，我手捧着日历纸做成的山歌书，凝视着纸上的蝇头小楷，忽然觉得父亲就是一位将军，日历纸是他的战场，毛笔是他的指挥刀，吟唱是他的命令，所有字是他的千军万马。每次吟唱、翻阅，仿佛是一次庄重的阅兵仪式，父亲就是那久经沙场、叱咤风云的三军统帅——难怪父亲那么自豪、那么满足。那时，我家两周才吃得上一顿猪肉，但在父亲眼里，跟每天能唱着悠扬的山歌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唱山歌不是父亲的专美。那个年代在故乡，唱山歌是全景式的气象。每年农忙，田野上左手执牛鞭、右手扶犁耙的汉子，脚踏着新翻的泥土，迎着朝阳，敞开胸膛，高歌一曲《薛仁贵征东》：“提起唐朝事一宗，有言仁贵去征东。山西有个龙门县，有个富翁号薛洪……”牛拉着犁耙，泥土一路向右翻倒，势如破竹，仿佛是薛仁贵的征东大军所向披靡、捷报频传，歌唱者瞬间成了英雄。刚分到土地的光棍自吟自唱：“扶犁扶到大江边，稻谷丰收天接天。明年抱着新娘子，高床暖被好共眠……”他们孑然一身，奔波劳碌，在歌声中憧憬着温柔富贵乡。弯腰插秧或收割的妇女，在小憩之时也会哼上两句：“出门忽见人相好，忆起我君双泪流。我君上月入城去，至今迷恋在青楼……”女人好独辟蹊径，把各家各户小日子里的烦恼都付诸一曲。把牛赶到山坡的耄耋老翁，抽罢嘴里叼着的喇叭烟卷，也对牛吟唱：“三牛成犇向山坡，犊儿欢腾唱山歌。山歌飞进山窝窝，郎打柴来妹摘果……” 那土味儿十足的歌声，与新翻泥土的气息、与秧禾蚱蜢的气味、与水牛呼哧呼哧的鼻息水乳交融。你不得不羡慕，他们人人都是时代的歌手、生活的歌唱家。他们不用追星，自己开演唱会，自己欣赏自己的精彩演出，甚至自己就是自己的偶像。这种境界，足以让人忘却年年吃番薯填肚的索然无味，天天穿补丁裤的无可奈何，时时为门前几棵野果树争吵的世俗纷扰。 渐渐地，人们穿上身的衣服变得五彩缤纷，不再是清一色的“北京蓝”布料做成的革命式服装。这时，山歌的载体也有了变化，蜡黄纸、日历纸订成的山歌书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山歌的录音磁带。据说这些磁带是文化部门挑选一些山歌手录制的，有的是山歌手自己录制推出市场的。这些磁带没有包装，裸露着两卷黑褐色的薄带子，却跟国家顶级歌唱家的磁带摆放在同一货架上，供人选择。 购买山歌磁带的大多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对此并不关注。繁华往往带来另一种失去。故乡山歌经过岁月洗礼，大批拥趸已逐渐老去，后继的年轻人延续着老一辈人的生命，但不一定会延续他们的爱好。年轻人的兴趣往往跟流行有关，跟时尚有关，而对于老一辈人来说，山歌不也是当年他们的时尚吗？让人惋惜的是，岁月的尘埃淹没了那段与山歌相伴的岁月，只令后来凭吊者唏嘘。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时代湾区”专栏特邀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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