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遗址|| 实证5000年中华文明

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该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北部的余杭区，由4片分布于同一缓冲区内的遗产区构成，分别为01号瑶山遗址、02号谷口高坝区、03号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区、04号古城区遗址。遗产区总面积14.3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99.8平方千米，总面积超过100平方千米，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类型世界文化遗产。

它以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

 

良渚古城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同时代最大的城址，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以良渚文明为代表的距今5300～4300年，可以称为良渚时代，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诞生及发展的重要时期。已故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称：良渚古城遗址在国内独一无二，其意义与价值堪比殷墟，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市，堪称“中华第一城”。 

两片陶片开启世纪大发现

良渚文化的发现以及良渚文明的确认，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关于它的故事，还要从20世纪30年代说起。

 

1936年，年仅24岁的施昕更任职于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博物院前身），他被馆方派去参与杭州古荡的田野考古发掘，记录地层情况。在接触出土的石器后，施昕更敏感地意识到，家乡良渚镇屡有出土的石器，应与古荡出土的石器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基于探究遗址的“狂炽兴趣”，第二天，他便匆忙赶赴良渚镇开展田野考古调查，“终日踯躅于田野阡陌之间，不以为苦”。

 

施昕更

当年11月3日，施昕更在一个干涸的水塘边采集到两片黑色有光陶片，从而发现了良渚棋盘坟遗址。至次年3月20日，施昕更先后3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发掘了棋盘坟、横圩里等6处遗址，搜集到大量古物，并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这份报告不仅第一次准确无误地向学术界展示了以黑陶为特征的良渚遗址的文化面貌，而且第一次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记录了良渚文化玉器的出土情况，成为日后良渚文化和良渚玉器大放异彩的先声。

 

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称。

 

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良渚文化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礼器，将一直被视为“周汉古玉”的玉器放回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标，自此，揭开了长期笼罩在良渚玉器上的神秘面纱。

之后，考古人员在良渚、瓶窑一带相继发现反山显贵者墓地，瑶山、汇观山祭坛与墓地，莫角山巨型建筑基址，塘山“土垣”等大型遗址，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大批良渚时期的村落遗址和墓地，它们共同构成了分布密、类型多、规格高的遗址群落。学者们称之为“良渚遗址”，它是整个良渚文化的中心。

 

2007年，良渚古城重见天日。这一发现标志着在几十年的考古历程中，继发现良渚遗址、命名良渚文化后的又一重要阶段——确立了良渚文明。

 

 

 

良渚古城：中国最早的国都

在考古学范畴，人们习惯用文字的产生、城市的出现、世俗礼仪的形成、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等文明标志来界定国家的起源。

 

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文明的都城，也是整个良渚文化的核心，它与良渚玉器等一同构成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物质遗存。

 

大规模勘探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显示，良渚古城由内而外具有宫城、内城、外郭的完整结构，是中国古代都城三重结构的滥觞。无论是规模还是内涵，良渚古城在世界同类遗址中都极为罕见。

 

良渚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部分地段地表以上还残留有4米多高的城墙。古城共有9座城门，其中8座为水门。据此不难推测，良渚居民日常往来以水上交通为主。考古发掘也发现过独木舟、竹筏和木桨等与水运相关的遗存，充分显示了良渚文明与水的密切关系。

 

除了沿着城墙的城河之外，人们还在良渚古城内发现了51条古河道，其宽度一般为10～50米，深度通常为2～4米，它们构成了完整的纵横交错的水路交通系统，将整个良渚古城变为一座水城。勘探显示，这些河道以及内外城河，绝大多数为人工开挖而成，总长度达3万多米。

调查表明，良渚古城具有明确的城市功能区分，城内有宫殿区、王陵区、仓储区和作坊区等功能布局，普通居民住在城市外围，贵族住在城中央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土台上。此外，当时已经产生了明确的城乡分野，古城的外郭城以内没有稻田，城内居民主要为贵族及手工业者。

 

莫角山宫殿区位于古城正中心，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也是规模最大的史前宫殿区，被誉为“良渚文化的紫禁城”。它呈长方形覆斗状，是一处人工营建的长方形土台，台底东西长约630米，南北宽约450米，面积近30万平方米，整个莫角山土台的人工堆筑工程达到228万平方米，是古埃及金字塔之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工程，也是全世界距今4000年以前规模最大的土方工程。

其中，大莫角山土台遗址是莫角山宫殿区内最重要的宫殿基址，推测应是王的居所。站在大莫角山上，城内外景致一览无余，充分显示了王权的尊贵，体现了王者居中、居高的特点。宫殿区处于城内高地也是中国历史时期大多数都城遗址的共性。

 

研究显示，良渚古城各子系统中，最早营建的是水利设施和莫角山宫殿、反山王陵、瑶山祭坛等，其次是内城墙，最后营建的是外郭城。要完成这一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以莫角山土台为例，如果按照每天保证出工1000人来算，建造这座土台，需要工人不间断地工作110年。这样的工程量意味着一定的人口规模和强大的权力机构。这些皆明确指向了良渚古城内存在一个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即良渚的国家性质。

 

总的来看，作为一个国家，良渚已经具备了成熟条件。古城的规划设计、具有文字特征的刻画符号、巨大的工程量以及精美的玉器、漆器、丝绸、象牙器、陶器等，意味着良渚的社会分工十分发达；众多墓葬资料也反映了良渚社会的分层十分明显，已经是阶级社会。它以良渚古城为中心构成“中央”联系各“地方”的网络结构，结成不可分割的经济体。因此，世界权威考古学家、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科林·伦福儒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玉璧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是具有共同观念的文化联合体形成的标志，当时社会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 

 

 

 

瑶山遗址：准确测定回归年周期

良渚古城的外围分布着瑶山、汇观山等祭坛遗址和权贵墓地。瑶山是一座海拔约35米的自然山丘，位于良渚古城东北约5千米处。1987年在瑶山顶上第一次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祭坛，祭坛的西边和北边是覆斗状的石头护坡，其顶部平整，并在顶上以挖沟填筑的方式，做出规则的回字形灰土框，由内而外形成红土台、灰土框和砾石台面三重结构，祭坛上共清理出13座良渚大墓，分两排埋在祭坛南侧。汇观山位于良渚古城西边约2千米处，是一座海拔约22米的自然小山，这里发掘出一座形制与瑶山十分相似的祭坛，在祭坛西南部发现清理了4座良渚大墓。

 

瑶山古墓

对瑶山、汇观山两处人工营建的祭坛的性质，研究人员经过多年的观察研究，发现日出的方向与祭坛的四角所指方位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冬至日，日出的方向正好与两座祭坛的东南角所指方位一致，日落方向则正好与祭坛的西南角所指方位一致。夏至日，日出的方向正好与两座祭坛的东北角所指方位一致，日落方向则正好与祭坛西北角所指方位一致。春分、秋分日的太阳则恰好从祭坛的正东方向升起，从祭坛的正西方向落下。由此，人们推测其功能应是用于观测太阳进行测年的，通过观察，良渚人可以准确地确定一个回归年的周期。

 

 

 

11条水坝改写中国水利史

经过长期研究调查，考古工作者发现，良渚古城外围存在着一个由11条堤坝连接山体构成的庞大水利系统，该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系统（并不是最早的水坝），距今已有5100～4700年，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

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被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家评审组给出的评语是：5000年前的伟大工程——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调查与发掘，正如埃及的金字塔那样，古代的宏大工程往往超乎今人的想象。该水利系统的确认证实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更进一步证实了良渚社会已进入王国阶段。

“良渚水利工程的规划视野之阔、技术水平之高、动员能力之强令人惊叹，它为认识良渚古国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复杂化程度开辟了重要的观察视角。”良渚水利系统工程浩大，控制范围达100平方千米。5000年前的古人为何会建造如此规模的治水工程呢？这还得从良渚古城自身的地势说起。

 

良渚古城所处的天目山系是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夏季极易形成山洪。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良渚古城的水利工程通过高、低两级水坝，将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内，解除了洪水威胁。据考古研究推测，该水利系统具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多方面功能，与良渚遗址群及良渚古城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它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良渚大坝工程分为高坝区和低坝区，高坝更靠近北面的山体，一般比较短，主要依托自然山体，负责堵住山谷的水，海拔高三四十米，一般相对高程15～20米，低的一组也有八九米；低坝区在高坝的南部，更靠近古城，是堵高坝漫出来和其他地方汇聚的水，相当于一个蓄水区。塘山属于低坝系统，也就是说，塘山的西北面当时是一个大型蓄水池。数据分析发现，良渚水坝的高坝系统可以挡住960毫米的水，基本上百年一遇的水都可以挡住。那么，良渚大坝的工艺如何？

 

良渚大坝分低坝系统和高坝系统两种，采用了不同的堆筑方法。

 

良渚大坝中的塘山遗址属于低坝系统，全长约6.5千米，宽20～50米，高3～7米。5000年前，聪明的良渚人从北面的山脚下，捡起从山上滚落下来的石块——这些石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他们先把这些石块铺在地面上，再在石块上面覆盖上从各处搬运过来的黄土，一层石块一层黄土垒叠起来。这就是塘山的堆筑方法。

 

至于为什么底下要铺一层石头？从现代工程学角度看，因为堆墙需要很多土，而江南的土中水分含量过高，如果在下面先堆上一层石头，土里的水分由于重力作用就可以顺着石头的缝隙流下去，起到排水的作用；而且，地下的水也因为有了石头的阻隔，不会被倒吸上来。

 

良渚大坝中的彭公水坝系统属于高坝系统，这些水坝长的有300米，短的只有几十米，建于两山之间。底宽约60米，顶宽20米，高10余米，上面5米为山上的黄泥，向下则是青膏泥，堆筑十分考究，约20厘米一层，上面铺一层蓆草，进行夯实后再往上铺。其堆筑方法与良渚莫角山宫殿的建造方式一致。

将水坝下部用草裹淤泥进行堆筑有什么好处呢？江南多沼泽，沼泽边上多茅草。当年，良渚先民用芦荻、茅草把泥土包裹起来，将这种“草裹泥包”横竖堆砌。不同的“草裹泥包”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个“方格子”。这种“草裹泥工艺”相当于加强筋，类似现代人抗洪时用草包或编织袋装土筑坝，不仅增加了坝体的抗拉强度，让水坝不易崩塌，也加快了堆筑速度，它们是良渚时期修建临水建筑的常用工艺。

 

良渚人的大坝堆筑过程也相当精细。以老虎岭水坝为例，先在谷底地面铺青膏泥、草裹淤泥做基础，再堆筑青粉土；然后，在受力较大的迎水面堆一个草裹黄土的斜坡，上面覆盖黄褐散土作为护坡，坝体顶部则覆盖褐色土。

 

有意思的是，良渚大坝和现代水坝不一样，上面还住着人。

 

塘山的坡非常平缓，沿着底部，人可以轻松地走上去。大坝的顶部宽20～50米，这种宽度足够人们在上面造房子、生活、通行。塘山多处地方发现了墓葬、灰坑、夯土、积石等遗迹，出土器物中有生活用品、葬俗用具以及玉器加工器具；所以，它不仅仅是一条水坝，一些良渚先民曾经在上面居住、生活、加工玉器……除了可以住人，塘山中间还有更复杂的机构，坝里面有渠道，方便人们通行。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水利工程，还有交通的功用。

 

防洪水利系统建成后，不只良渚古城，包括周边大片地区的水患都被消除了。

 

此外，由于当时轮式交通和配套道路尚未形成，水运是最便捷的运输方式。筑坝形成的水库可以连接周边自然水域，加上良渚古城里的人工河道、内外城河，共同构成一个复杂而完善的水上交通运输网。

 

这个由11条水坝组成的水利系统，将中国水利史的开卷从“大禹治水”提前到了“良渚文明”；同时，它也是世界水利史上的重要发现，开启了史前水利考古研究的新领域，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玉器良渚文明的核心载体

玉器是东方文化中精神文明最具特色的载体，玉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基因之一。

 

《周礼》有云：“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中国人对玉的喜爱与尊崇始自上古，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都是中国玉文化的重要代表。其中良渚文化的玉器凭借着数量巨大、种类丰富，在中国史前玉器中独树一帜。目前已知的良渚文化的玉器种类大概有40余种。这些精美的玉器，为我们揭示了5000年前良渚的社会制度与文化，也充分展现了良渚古城的文明遗存。

 

“神人兽面”纹饰

良渚时期的玉器不仅种类丰富，而且许多玉器上雕有精细的纹饰，达到中国史前治玉水平的高峰。那鬼斧神工的技艺和精美绝伦的造型，即使在使用机械工具的今天，也不易雕琢出来。特别是“神人兽面”纹，被公认为良渚文化的神徽，它由神面、人身、兽肚、鸟爪四部分组成，被繁简不一地雕刻在良渚时期的各类玉器上，尤以“琮王”上的最具代表性。

 

“内圆外方”的玉琮是良渚玉器中最具形体原创意义的器物，也是同时代辐射面最宽、影响力最大的器物。“琮王”是现今发现的玉琮中造型最大、最重，且制作最精、纹饰最美的一件。

这件玉琮1986年出土于反山12号墓，通高8.9厘米，整器重约6500克，纹饰独特，具象完整的“神人兽面”纹以细密的阴刻线划在四面中间的竖槽中，同时，“神人兽面”图案又以每个转角为中轴线向两侧展开……方寸之地，线纹繁缛，纤若毫丝，肉眼难辨。

反山12号墓出土的良渚玉琮（琮王）

我们已知，红山匠人在制作玉器时能够依据器物的造型特点，熟练地运用切割、琢磨、钻孔、抛光、透雕镂空、两面雕等多种技法来加工玉石。良渚玉工的水平之高有过之而无不及——玉工可以在一毫米宽度上徒手微刻3～5条纹饰，这被视为良渚玉工艺中空前的绝技。这种微刻所创造的“神人兽面”象征，就是良渚王权的王徽，反映王者唯我独尊的身份。因此，“神人兽面”图像仅发现于显贵者大墓出土的玉器上，显示出其使用上的严格身份限定。

 

良渚人创造出一套以琮、璧、钺、冠状饰、三叉形器、玉璜、锥形器为代表的玉礼器系统，不仅许多玉器上雕刻有神徽图案，而且这些玉礼器的构形都与表现这一神徽有着直接的关系。

玉礼器系统及神徽在良渚玉器上表现得极为统一，是维系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显示良渚文化有着极强的社会凝聚力，且存在统一的神灵信仰。良渚国王和权贵通过一整套标志身份的玉礼器及其背后的礼仪系统，达到对神权的控制，从而完成对王权、军权和财权的垄断，当时的“良渚王”集宗教信仰与世俗王权于一身，俨然后世的皇帝。

 

“坐坑”玉三叉容器

玉鸟

玉璧

有鉴于玉器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良渚时期的贵族和平民在玉器生产和消费实况等方面差异显著，这表明，良渚文化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分化。

 

“良渚王”控制了玉器的生产与使用，也控制了政权的中枢，他将玉器分赐给“诸侯”，命令他们统治一方，并以同样的信仰统一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信仰的力量，通过玉器上随处可见的神秘图案向八方传递，良渚可称得上是“神王之国”。

 

良渚文化所创造的玉礼器系统以及君权神授的统治理念，也被后世的中华文明吸收与发展。由此可知，玉琮、玉璧等开启了良渚文化玉器礼制的先河，良渚文明因此被誉为中华早期文明半壁江山的代表。

 

 

 

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

在都城定居，首先要解决头等大事——吃饭。回到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王城，经研究人员测算，城内及外郭的人口规模为9000～14000人左右；外围的人口则为7000～10000人。通过王城内的考古发掘，人们在宫殿区的莫角山台地东坡，发现了大量堆积的炭化稻谷，从而判断这一片应建有大型粮仓，考古人员将其称为“皇家粮仓”。这说明，当时城内已大规模囤积粮食，供王族与居民食用。

 

尽管该粮仓中有约数十万斤的稻谷，但如果按每人每天500克稻谷的食用量计算，一年下来，良渚王城的居民需要消耗不少于150万千克稻谷，光靠存粮显然不行。然而良渚王城遗址区并没发现任何稻田痕迹，那么城里的人们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呢？

 

专家推测，当时的良渚已有了明显的城郊差异：居住在城内的多为贵族阶层或者从事手工业的匠人，他们不参与农业劳动，所以城内不设稻田区。这些人的主食全部来自城外。

 

事实上，良渚文明时期，稻作农业已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良渚遗址区都有稻田遗存，其稻谷遗物遗址之多，堪称东亚地区史前稻作农业最密集的地区。这些生产出来的稻谷依靠水运被源源不断地送入良渚王城，以满足贵族和手工业者的需要。

 

对于良渚，不少学者都认为，良渚文化已步入文明社会，并且这一时期是神权和军权并重的神王之国的国家形态，它是中国王国阶段的开端，且其文化的复杂程度超过英国的巨石阵、希腊的克罗斯等早期文明，是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

 

良渚古城遗址的存在则为中国以及该地区在新时器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认同、社会政治组织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证据，代表了中国在5000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早期城市文明代表。

 

不仅如此，良渚文明有着许多与西方文明不一样的特征，如以稻作农业为基础、以玉器为核心文明载体。良渚古城的城市格局也具有唯一性。作为东方文明圈的典型代表，对良渚文明的探索无疑将有助于丰富对世界早期文明形成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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