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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东西交困  公元前341年，一份加急战报被快马送进了魏国都城安邑，坐在安邑城里的魏惠王随即听到了噩耗：被他倚为干城的十万魏军精锐误入了齐国人的埋伏，在黄河南岸的马陵全军覆没。将军庞涓壮烈成仁，魏军主帅、魏国太子申也不幸沦为了齐国人的阶下之囚。 复仇，一定要让齐国人血债血偿！悲愤交加的魏惠王准备再起倾国之师东征齐国，于是召来相国惠施商议，惠王说：
 让魏惠王想不到的是，惠施不但不支持自己的复仇计划，反过来却要求魏惠王褪下王服，向齐国屈膝称臣：
 惠施提醒魏惠王，此次马陵之役已经不是魏国第一回吃齐国人的亏了。公元前354年，将军庞涓率领八万重兵包围赵都邯郸的时候就曾中过齐人的“围魏救赵”之计，在桂陵一战而溃。 而这一回败得比上次更惨。十万精兵片甲不回，魏国眼下连巡疆守土都已捉襟见肘，如果还要孤注一掷，与齐国搏命，风险太大了！可这覆军杀将的血仇又该怎么算呢？难道就打落牙齿和血吞吗？也不能够。 惠施建议魏惠王放低身段，推尊齐主为王。齐国称王，必将引起楚国的不忿。齐国刚刚同魏国打过大仗，军队尚未得到修整。倘若再接着与楚国较量，魏国今天的失败就是齐国明天的覆辙。  从理智上分析，惠施的建议无疑是审慎而务实的。但魏惠王真要接受这个建议——易以布冠，变服折节朝见齐主，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这得忍下多大的痛苦。要知道，就在三年前（公元前344年）的逢泽之会上，魏国还是风光无限的诸侯盟主：
那时的魏惠王制丹衣，建九斿，乘夏车，称夏王。在天下诸侯面前俨然一副天子排场。而如今呢，被众人捧着的人却要沦为捧别人的人了。高下易位，尊卑逆转，而这竟然就发生在短短的三年之内！  可是，让魏惠王糟心的事儿还没完呢。转过年来，到了公元前340年，西邻秦国趁魏国战败势弱之机，命卫鞅（也就是后来的商鞅）为将，率军伐取魏国的河西地。魏惠王赶紧令公子卬率军前去抵敌。 双方军队摆开架势之后，公子卬突然接到了一封来自卫鞅的书信，信中说：
信中，卫鞅言辞恳切。想当初游历魏国，仕途蹭蹬，公子卬是少数与卫鞅交善的魏国政要之一。卫鞅说，我之所以西游秦国，求取功名，无非为了有朝一日能再与公子把酒言欢。谁想到如今再会，你我二人竟成对面之敌！不如我们各言其主，令两国弭兵修好，以保全旧日的情谊吧。  魏国新败于齐，民困兵疲。此时若再与秦国构衅，无异于雪上加霜。可能是顾虑到了这一层，公子卬痛快地答应了卫鞅的请求。 就在双方罢兵回国的前夕，卫鞅提出要与公子卬当面话别。麾下将吏纷纷劝谏公子卬不可轻往，但坦荡的公子卬似乎对故交卫鞅并无戒心，径往与坐。 结果真就在会饮的酒筵上出了事儿！那个口蜜腹剑的卫鞅突然翻脸了，他利用公子卬的信任，埋伏甲士扣押了这位魏军主帅，群龙无首的魏军随即乱作一团，被秦军轻易袭破！ 东困于齐，西破于秦。东西交困的魏惠王已经势穷力屈，难以为继了。迫不得已，他只得遣使以割让河西之地为代价向秦国卑辞请和。丢掉了河西，秦军的兵锋直抵黄河岸边。一河之隔的魏都安邑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屏障。魏惠王被迫宣布放弃安邑，迁都大梁。临走的时候，他遗憾地说：
 想当初，宰相公叔痤在弥留之际曾经力劝魏惠王将举国之事托付于卫鞅。但惠王嘿然一笑，以为老公叔病入膏肓，信口雌黄。谁想到20年后故相的临终遗言竟成了魏国衰败的谶语。 世事真是瞬息万变。就在魏惠王的祖父魏文侯执政的时候，魏国还是举世无敌的最强诸侯。它的势力范围向西深入西河郡，将秦国死死地压制在北洛河的西岸。向东则征服鲜虞中山，攫取了赵国的腹心之地。时间才过去不到半个世纪，魏国的霸业便光芒散尽，从此沦为别国争雄问鼎的棋子。 究竟魏国衰败的祸根是何时埋下的？它又是怎么一步步走入这盛极而衰的困境的呢？ 贰 文侯抡才  商鞅击虏魏卬的整整4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400年，秦国先君简公也曾起念伐魏，却被旁人劝住了：
不战而屈人之兵，魏国展现的强大震慑力让它在诸侯之中声名鹊起。而这个震慑力的核心正是荟萃于魏国的一批当世贤才。 和世卿世禄制普遍流行的春秋政治不同，战国诸侯为了增强政权的开放性，提高政治高层的决策水平，总要竭尽所能延揽四方翘楚。而人才的流向也因此成为国家或昌盛或没落的风向标。 《史记·魏世家》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饶有深意的故事：  魏文侯的太子魏击路过朝歌的时候偶遇文侯之师田子方。为了表示对国师的尊敬，太子击命令自己的车队靠边避让，甚至还亲自下车拜谒国师。可田子方呢，竟然礼都不回。或许是对田子方的傲慢有所不满，太子击问道：
田子方闻言，理直气壮地教育太子说：
 形势比人强。在战国时代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列强为了保全自己，不被对手吞灭，纷纷纡尊降贵，招贤纳士。而身负长才的游士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工作选择。凤凰非梧桐不栖，贤臣惟明主是事。一流的人才既然像凤毛麟角那样可遇而难求，他们也就自然有了“骄人”的资本。 听完田子方的这番教导，司马迁说，太子击“不怿而去”，《韩诗外传》则说太子击“再拜而退”。我个人觉得后一种记载或许更近于历史的真实。因为继魏文侯之后执掌魏国的太子击（也就是魏武侯）未见改变礼贤下士的成规，说明田子方的教训他是听进去了。 优秀的人才往往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选拔什么人才，对他们委以何任，这将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可要是我们这样来审视战国初年的最强国魏国，魏文侯的抡才、任才却让人有些看不懂。 《史记·魏世家》里边儿有一段被后世史家称为“卜相”的文字。所谓“卜相”，是指魏文侯就任命宰相的人选向大臣征求意见。文侯当时提出了两位候选人，一是魏成子，一是翟璜。他们二位都以知人善任著称于世。 翟璜先后向魏文侯推荐了吴起、西门豹、乐羊、李悝和侯鲋五人。 这五人之中，吴起出任西河郡守，使秦人不敢东向以窥天下；西门豹治理邺城，政绩斐然，有口皆碑；乐羊统军远征，击灭中山，为魏国拓地数百里；而李悝则在乐羊的灭国行动之后成功地在中山故地建立起了魏国的有效统治。至于侯鲋，他虽然没有担任军政要职，却是太子魏击的老师，担负着教育嗣君的重任。  和翟璜类似，魏成子也向魏文侯推荐了三个人：卜子夏、田子方和段干木。对他们三位，文侯敬重非常，甚至不敢待之以臣礼。《吕氏春秋》上说：
因为魏成子推荐的三位人才受到的礼遇高于翟璜所推荐的五人，所以李悝断言魏成子一定会拜相。 可是，我们如果仔细分析魏文侯对这两拨人才的任用，就会发现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 从学术背景上说，魏成子向文侯推荐的都是清一色的儒家人物。子夏是孔子的弟子，而田子方和段干木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段干木师事子夏，田子方师事子贡）。 这三位儒家学者享受了了魏文侯最高的礼遇，但他们却没在魏国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当然也就谈不上政绩。反观翟璜推荐的五人，学术背景比较驳杂。 今天为学术界所公认的，吴起隶于兵家，李悝归入法家。这些人或谋政中央，或治理地方。魏国的崛起离不开他们的贡献，可在魏文侯的眼里，他们就是要比子夏诸人低那么一等。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政治主张和学术专长来看，进入战国之后，儒家的用武之地似乎是越来越小了。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
儒学的核心在于讲“礼”。所谓礼，也就是自西周传承下来的一整套贵族阶级的生活方式。它的范围囊括极广，大到国际秩序的建构原则，小到个人生活的行为规范，都在“礼”的内涵之中。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王室的权威日益衰落。 失去了天子权威的支持，周礼也逐渐呈现出隳坏之势。正是在历史由治世走向乱世的时候，孔子勇敢地了站出来，开创儒学，批评“礼崩乐坏”，倡导“克己复礼”，希望能维系住摇摇欲坠的周礼，不致令天下国家陷入一场毫无秩序的大混乱。 虽然孔子终其一生都没能实现重建周公治世的伟大理想，但他所开创的儒家学说对春秋时代的大小诸侯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春秋政治的主旋律乃是“争霸”，也就是由新兴的诸侯强国代替周天子主盟诸侯，维护西周封建的基本格局。 对主盟的霸主来说，周礼是他主导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的法理依据，而对加盟的小国来说，周礼则是他们对抗强国兼并，维护自身安全的“誓书铁卷”。只要周礼仍在发挥作用，倡礼的儒家就必然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因此我们看到，无论孔门弟子所擅长的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之中的哪一项工作，孔子总是要求他们在这些事务性工作中秉承、发扬周礼的精神。《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
冉求和子路都是“孔门四科”之中“政事”科的杰出弟子。从鲁国正卿季康子的问话看，冉求、子路的政经长材是被鲁国执政认可的。可执政认可，孔子不认可。在孔子看来，这两位治民理财的行家里手还达不到对 “礼”的深刻领悟。 这正是孔子学说与历史发展的矛盾之处。 随着时代的推移，周礼的观念正被逐渐解构，周礼的作用正被逐渐弱化。进入战国，“争霸”已经成为故纸堆里的陈迹。随着“兼并”时代的来临，大国列强的直接搏杀将毫不留情地冲垮周礼的最后一点形骸。 为了适应残酷的竞争形势，各国诸侯所需要的正是孔子所看不上的这类人才：他们有富国强兵之术，却没有对周礼的向往与憧憬。 于是乎我们看到，李悝、吴起这样的儒家后学（李悝曾经拜师子夏，而吴起则是曾子的弟子）索性抛弃了“周礼”，转而研法、研兵，上为诸侯力政争强，下为个人名利双收。法家、兵家纷纷崛起，儒家已成没落之势。还坚持传播孔子学说的子夏这时定居在魏国的西河。 孔子生前曾对他谆谆告诫：
钱穆先生说，孔子口中的所谓“小人儒”，无外乎两种理解，一是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二是专务训诂章句，而忽于义理（见《论语新解》）。无论作哪种理解，都说明孔子最担心的是他一生倡导的周礼最后会沦为学者们在书斋里讨论的历史概念，而不再是国家和社会运行的现实规则。 不幸，从子夏教授河西的经历看，孔子最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这不是子夏的无能，而是历史已经翻过了书写周礼的那一页。人再强，犟不过命。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说：
齐用管仲，首霸于春秋；魏用李悝，崛起于战国。法家之学在富国强兵这点上要比儒学来得更有效，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可魏文侯却为什么偏偏与时代潮流逆向而行，抬举被时代边缘化的子夏，让他压过李悝、吴起一头呢？ 叁 盛衰转折 以国君之尊而把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尊为师友，魏文侯的“崇儒”政策究竟有何深意？我们不妨先看一看地图： 单看战国初年魏国所处的地缘战略形势，很难想象它怎么会成为战国初年的最强国。 魏国的版图看起来就像一条裤子。一条裤腿儿伸在东边儿，称为“河内郡”；一条裤腿儿伸在西边，称为“河东郡”。这两大块版图被韩国的上党郡从中劈开，只有吕梁山与太行山之间的一线孔道像一条裤腰带似的将两条裤腿儿勉强系住。 这有点儿像今天美国面临的尴尬：强大的美国海军被分割在北美大陆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侧，要完成跨越两洋的大范围兵力机动，只能依靠一条狭窄的巴拿马运河。 可魏国所面临的两线作战形势要比今天的美国严峻得多。以魏国为圆心，东北的赵国和西南的韩国对他构成了内圈层的东西夹击之势；而更远的齐国和秦国则在外圈层对他构成了第二重东西夹击之势。 再考虑到因韩国上党造成的东西阻隔，一旦陷入两面作战的被动态势，魏国很有可能被群敌轻易撕碎。怎样避免自己落入这个危险的陷阱呢？《战国策》记载：
魏国的母体晋国也曾长期面临齐、秦两大国的东西夹击，可它却是春秋时代把持中原霸权最长最久的国家。 晋国巩固霸权的诀窍是东和西攻，尽量避免两线作战。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它总是恩威并施与齐国结成联盟，然后全力向西以武力压制秦国。而这也是秦国最担心的事情。商鞅曾经对秦孝公说：
把东边儿当作大后方，集中力量往西进攻，这是晋国称霸中原的故技。可魏国要想恢复当年晋国所有的战略形势，独擅山东之利，它就必须想办法把晋国留下的政治遗产整合到一块儿，也就是建立巩固的韩、赵、魏三国军事同盟。只有三晋合一，齐国才不敢在东边儿闹出乱子，魏国攻秦才能解除后顾之忧。 虽然争霸主盟的外交政策已经随着春秋时代的落幕而逐渐淡出了中原政治，但在三晋集团内部它仍有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因为公元前5世纪初的韩、赵、魏三家都处于齐、秦、楚三大国的威胁之中，分晋之后他们又一直没有得到周天子的正式承认，政治地位尚不稳固。面临的共同威胁与休戚相关的利益使得三晋都有相互联合、共谋发展的需要。 此时魏文侯一面高举崇儒尊贤的大旗，一面又与韩、赵约为兄弟，他的真实目的恐怕是要利用儒家宣扬的亲亲尊尊的周礼思想凝聚韩、赵对魏国的向心力，以主盟的身份率领三晋集团加入残酷的国际竞争。 魏国能够成为三晋联盟的主脑，李悝变法所带来的硬实力增长自然是它敢站出来挑头的本钱，但这点儿本钱不足以让魏国单独应对两线四国的巨大威胁，三晋联盟才是魏国维持国际竞争力的主要保障。 这也是为什么法家的李悝、兵家的吴起在魏文侯那里获得的政治待遇始终不如儒家三贤的原因。 从短期来看，魏文侯崇儒抑法、联合三晋的政策的确让魏国在一段时间内建立起了对齐、对秦的战略优势，魏国也因此西取河西，东取中山，获得了领土上的拓展，但是这种政策所带来的战略收益是不可持续的。 段连勤先生在《鲜虞族与中山国》一书分析道：
在三晋抱团扩张的过程当中，他们各自膨胀的领土野心开始造成越来越多的利益冲突。而随着三国独立的时间越来越长，“晋国”这块先祖牌位所能唤起的认同感也越来越弱。 以公元前387年魏国支持赵国公子朝叛乱为起点，三晋联盟开始走向破裂。到了这个时候，儒家的“亲亲尊尊”、兄弟之谊甚至已经无法再维系三晋的表面和谐了，可魏文侯的儿子魏武侯和孙子魏惠王仍然死抱着崇儒抑法的遗策不肯撒手，致使魏国遗憾地错失了第二次变法改革、增强国力的契机。 魏惠王的丞相公叔痤在临死前力劝惠王重用卫鞅，但魏惠王看不上这个法家的后生小子，对老公叔的临终善言不屑一顾。 公叔痤去世后，卫鞅被秦孝公的求贤令所吸引，飘然入秦，开启了一场战国时代规模最大、效果最强的变法改革，而错失了卫鞅的魏国呢？先与赵国交兵，被齐国趁虚而入，败于桂陵；继而又与韩国构衅，再度被齐国击溃于马陵。 东线战场接连失利，西线那边在卫鞅的变法改革下迅速崛起的秦国便趁机发动攻势，夺去了魏国的河西地。东、西交困，原先环绕在魏国头顶的霸主光环黯淡了下去。 司马迁说，不甘心就此沉沦的魏惠王效法祖父文侯，于公元前336年颁布了求贤令，希望招贤纳士，重振魏国的声威。当孟轲、邹衍、淳于髡相继来到魏国的时候，惠王问道：
当魏惠王撕下祖父文侯“礼贤称仁”的面纱，开始赤裸裸地向他的高参们询问魏国该如何牟利的时候，他大概想在这批谋士中发现另一位卫鞅式的治国干才。 可是被魏国崇儒的良好形象吸引来的大儒孟轲却对魏惠王的这一转变非常失望：
听完孟轲的这番教训，司马迁说“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魏惠王拒绝了孟轲的教训，不再像他的父亲武侯魏击对待田子方那样“再拜而退”。 可是抛弃了儒家的魏国却始终没能找到新的强国之道，在战国的乱世中慢慢沉沦，终至灭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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