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的一天（35）

        八月十五日，我想写“我的一天”，最终我什么也没有写。我遇到了写文章的另外的问题。我从写日记开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想说话和要说话，前面我已经说过。我在前面34节的最后说过，想说的话和要说的话，始终是我写作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个说法是这样的。我想说话，并且感觉想说的话是要说的，这与我去学校当了老师有关系。这是一种判断，当然，还可以有另外的判断。另外的判断是，我当了老师，但可以未必写日记。这就是说，老师或者老师这份职业和写日记没有必然关系。后面这句话可以说明这个判断有道理。还可以说，我不当老师，也未必不写日记。这就是说，我写日记和我当什么没关系，只和我有关系。

和我有什么关系？写日记或者写作，首先的一个问题你想不想说话，或者说有没有想说的话。这两个问题看起来不一样，但实际上在我遇到这一问题的时候，是一样的。我想说话的时候，并没有想好说什么话，这似乎不一样。人常常这样，把想干点什么和想干什么看成两个问题，所以，人就开始犹豫。实际上，想干点什么，已经包含着干什么。因为在想干什么上面迟疑，想干点什么就会因为迟疑而不存在。想干点什么里的干点什么，意思是什么都行，只要干了，就满足了想的感觉。就是说，当我们有了想干点什么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去干，结果，想干什么就被我们干了出来。我去学校当老师不久，晚上坐在办公室里，想说话，于是拿出笔记本，爬在桌子上，就着灯光开始写，因为第一行先写下一个日期，当然是那一天的日期，然后开始写什么时候起床，起床后干了什么，按着这思路写下去。写完了，觉得很像日记。后来，就觉得我是在写日记。或者说，我的写日记就是这样开始的。这就是说，我在想说话的时候，并没有想好想说什么。顺着想说话的感觉拿来笔记本去说，结果就干了写日记这件事。

关于我的想说话，还应该有所补充。确切地说，我属于反应迟钝。我的迟钝是这样的。有人和我说话，我也听清楚他说的什么话，但我回答不上来。回答不上来的意思是，我不能很快做出回应，或者是我的回答和他说的话对不上，有很多出入。比如说有人看见了我，问我去哪儿？我听清楚了有人的话，是在问我去哪儿。我的反应是，我刚吃了饭，没什么事，不想去哪，只是到楼下来转转；或者我下班后离开单位正往家走，就是说我在回家，在我看来，回家不应该在去哪儿的问题范围内。如此一来，我就反应不过来，就是说，不知道如何回答有人的问题。最多的时候，我迟疑了半天，最后说，我哪儿也不去。这个回答就不太好。一是我自己觉得这样说话显得不太老实，因为最后我转来转去，还是转去了一些地方，这怎么能说是哪儿也不去呢？或者，我说哪儿也不去，最后回了家，这也是不老实。二是，人家听了我哪儿也不去的回答，就不很满意。哪儿都不去，你出来转什么啊，是不是神经有毛病；然后很可能觉得我不愿意和人家说话，想敷衍。这都不太好。日子久了，我就觉得自己和人说不得话。这感觉其实是我对别人的尊重，我不想因为和人说话让人感觉不满意。而对于我自己，我并不觉得我说话有什么问题，而是知道我的感觉或者思维有问题。是什么问题，我说不清楚，也没法弄清楚。所以，常常在别人说话之后，去想说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这样说，应该如何应付，等等，等等。如此一想，就会有很多话，但那些话只在我的所想里。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想了这么久，应该想好了，也练会了，但和人一说话，还是不行，于是只能继续在心里想话。人是要说话的，这也许并非普遍的道理，但对于我，既不是哑巴，也不属于思维不正常或者神经有毛病，一天里说不上多少话，或者不说话，就不好理解。不光是对于别人不能理解，自己也觉得不理解。我对自己不理解，其实是我有话，为什么不说。这样想过之后，我又发现，我在说话上还是有问题，这问题是，我有话只能和自己说，和别人说就不舒服，或者不自在，别人不舒服，我自己也不舒服。从想说话到和自己说话，就是这样。

我说这些，是想证明，我写日记，或者说写作，与当不当老师没有关系。因为我不能和别人说话，只能和自己说话，和自己说话，最好的方式是把自己想着那些话写在纸上（如今是打在电脑上），如果还有更好的方式，我一定毫不迟疑地采用那更好的方式和自己说话，但到现在还没有比写在纸上或者打在电脑上和自己说话更好的方式，所以，我就只能把自己的话写在纸上或者打在电脑上。这就是说，让我面对着一堵墙或者站在一个孤零零的石头堆上，张大嘴巴不停地说啊说，直到把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这我不会，这就是说，这种和自己说话的方式在我看来不够好，不够好的事情我就不会去做。而写在纸上或者打在电脑上就叫写作，但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我在和自己说话。但写作就不完全是我和自己说话。写在纸上或者打在电脑上的东西，必须是个东西。东西的存在，有内容有形式，什么东西就有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写在纸上或打在电脑上的东西，也要像东西，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内容和形式。从形式看，写在纸上或者打在电脑上的东西有日记，有杂记，有笔记，有散文，有小说，有诗歌，等等，这些形式从各自的角度对其内容有一定的约束和限制。我在力争把自己的话说得像个东西时，就会受到像个东西的约束和限制。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所有的文体里，我想说话和要说话始终是一个问题。

八月十五日，我什么也没有写，我遇到的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想写“我的一天”，在我的一天里，我说什么，我怎么说。

开始的时候，我想说我在八月十五日那天我做了什么，怎么说也很简单，写成一篇不超过三千字的杂记。所谓的杂记，就是在记述我所做的事情里，寄寓着我对所做的事的一些悟和想，或者有什么新发现。我写杂记，重点不在记我做了什么，而在我在所做里有什么想和悟。如果这样写，就是说，那天我没有遇到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我就可以写出那篇杂记来。

我说过，八月十五日那晚，我在电脑前枯坐了很长时间，最终什么也没有写出来。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遇到了写作的问题，而是觉得那一晚我的大脑或者有些迟钝或者想偷懒。我对自己常常如此理解，就是说，我允许身体的各部零件有短暂的失灵。如今看来，我那天晚上对于大脑的如此判断不够准确。说不够准确是因为，到了八月十七日，我开始写“我的一天”时，直接在标题后面加一个括号，在括号里写上1这个数码。就是说我有一个清楚的意识，“我的一天”不是一篇杂记，而是应当是一部长篇纪实的东西。就是说，我的大脑在过了两天后，才有所清醒。所以，八月十五日那天晚上，我因什么也没有写，判断大脑迟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说什么，怎么说，应该是我和自己说话，也是我的写作的一个永久性问题，只要我和自己说话，只要我写作，这个问题就会始终伴随着我，伴随着我的说话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