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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的出现不仅使川渝地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千余年，也证明了商周时期的古蜀国已颇具规模，而且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64.1三星堆遗址航拍图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鸭子河南岸，距成都市区30公里，目前已经探明的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是我国西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范围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的古蜀文化遗址。 自1929年至今，三星堆遗址已出土大量青铜器、陶器、玉石器、金器、象牙器等文物，其中很多文物受到夏商文化影响，具有中华古代文化圈的印记，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论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64.2三星堆遗址平面图 三星堆遗存具有强烈的地域风格，尤其是造型奇特、极具艺术美感的的青铜器和金器，与当时中原和南方器物形制相差较大，为研究早期巴蜀文化提供了实物证据。 三星堆文物最早发现于1929年，但真正为人们所知则到了上世纪80年代，几十年来，经过我国数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三星堆遗址诸多考古和文化谜题也逐渐解开，三星堆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始终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64.3广汉玉器发现者燕道诚(中)及其子燕青保(右) 1929年，成都广汉南兴镇，秀才乡绅燕道诚和儿子燕青宝在家宅旁挖沟时,挖出了一窖精美的玉器，约300多件。当时这批玉器，部分为燕家转卖或转赠，部分收藏起来，解放后燕家将收藏的部分玉器捐赠给了国家。 当时因这批玉器年代久远、形制特殊，且具有浓厚的巴蜀地域风格，所以引发了文物界和考古界的广泛关注。不过当时关注的重点只是玉器本身，并没有人意识到广汉地区可能存在着一个远古的巴蜀王国。从这批玉器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出，"广汉玉器"的叫法持续至今。 64.4三星堆发掘现场(1934),左一林名均,右一葛维汉 1934年,时任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籍教授葛维汉和他的助手林名均带领考古队进驻月亮湾，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发掘，考古队在首批玉石器"窖藏"的附近进行了为期10天的发掘,共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等600多件文物，并未发现青铜器。 这是三星堆遗址历史上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取得了大量的资料和标本，郭沫若对此次挖掘给予了高度评价。后因种种原因，建国前再未组织起对三星堆的有效考古发掘。 64.5著名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家冯汉骥 新中国成立后,在著名学者冯汉骥先生的带领下，众多学者相继参与三星堆遗址的调查与小规模发掘工作,经过前后长达20年的发掘，出土了不少的骨、石、玉、铜、陶、贝等珍贵文物。 不过直到1964年，冯汉骥教授才做出"这一带（三星堆）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的论断，此时才算叩响了三星堆遗址的大门。 198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出大片古代房屋遗迹，三星堆是古蜀国中心都邑的可能性大幅提升，再度引起海内外的热切关注。 64.6一号祭祀坑出土文物全貌 1986年7月-9月，三星堆两个大型祭祀坑相继出土，上千件造型奇特、制作精美的国宝级文物重现天日，从此三星堆文化被世界所认可。 64.7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器 目前三星堆博物馆拥有所有类型文物约7000件（含残片和残件中可识别出的个体）。其中完整文物中青铜器占比最大，达914件；玉器近900件，石器近百件；黄金制品65件（片）；象牙80根、象牙珠120件、象牙器4件、虎牙3件；完整陶器39件（不含无法复原的陶片，约十余万片）；骨器10件（雕云雷纹）、绿松石3件；另有海贝约4700枚（记为1件）。 另外还发现城墙遗址数千米、大量住宅和祭祀场所基址、墓葬4座、灰坑3个，陶器、玉器、铜器的作坊遗址，以及烧骨碎渣等生活、祭祀遗迹。这些发现足以证明当时的古蜀国已具备早期国家形态，而三星堆正是古蜀国的都邑。 三星堆主要文物遗存大致可按两个祭祀坑进行年代分类。 64.8三星堆博物馆中悬挂的遗址文化分期序列表 其中一号祭祀坑对应的年代约为三星堆三期，相当于夏后期到殷墟早期；二号祭祀坑对应年代为三星堆四期，相当于商末周初时期。 一号坑中的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玉器大多带有夏商文化或南方文化因素，从青铜圆尊、铜瓿、铜盘、袋足陶鬶、陶盉、玉琮、玉石牙璋、玉璧、玉瑗、玉戈、玉石环等器物中，或多或少都可看到中华其他文化器物的形制和影子，说明这一时期的三星堆文化受到中华夏商文化影响较深。 64.9三星堆陶器组图 二号坑中的戈、璋等玉石器大量出现独具巴蜀风格的器物形制，且无完整陶器（估计因价值降低，被剔除出祭祀礼器的范围）。 二号坑出土的早期圆尊、方尊、圆罍样式接近商文化风格；而晚期圆尊、方罍的风格样式接近陕西城固、湖南岳阳、湖北枣阳、湖北沙市等南方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 64.10三星堆玉器组图 这部分三星堆青铜器称为"类商青铜器"，在形制上接近殷商文化或长江中游地区、陕南汉中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但器物的纹饰则具有地方风格，表现出古蜀民族的特点和性格。不过三星堆一、二号坑中均不见中原地区常见的青铜鼎、簋和酒器类青铜器型。
64.11三星堆铜尊罍组图 三星堆青铜器中，真正引人注目的是"非商青铜器"，它们具有强烈的巴蜀风格，与中原和南方文化器型迥然不同，这部分青铜器占比甚大。
64.12三星堆立人像与神树 别具一格的青铜人像（111件，含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等）、神树（6株、2神座）、太阳形器（修复2件，残片推测为6件）、神殿神坛（残）及动物雕刻饰件都是世人关注的焦点。[铜龙(残)28件、铜蛇(残)14件、鸟形器(或鸟雕刻)6件、鸟形饰8件、水牛头5件(残)、怪兽雕刻或器形5件、铜鱼2件、公鸡l件，铜怪兽1件；动物形镂空器52件。]
64.13三星堆遗址青铜面具面饰组图 一、二号坑还出土了数十件兵器，以銎[qióng]首钺和无胡蜀式戈（三星堆特有，影响西南戈的发展）最为常见。据推测，三星堆青铜兵器并不用于实战，只用于仪仗和祭祀。
64.14三星堆文物杂类组图 此外还发现了数百件青铜饰件和铜贝，其中铜铃43件，鱼形箔挂饰59件、扇贝（含眼型）型挂饰48件、圆形（含眼泡型）挂饰30件、龟背形挂饰32件、三棱形饰件5件，铜贝4件，均为二号坑出土。这些铜铃、挂饰（件）配台使用，具有特殊的装饰效果。 另外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金器总重高、数量大、款式多，在中华同期文明中极为罕见。
64.15三星堆金器组图 三星堆文物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文化面貌复杂、新颖、神秘，而且造型奇特，规格极高，制作精美绝伦，充分反映了古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黄金冶炼加工技术、玉石器加工技术以及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为研究中国巴蜀及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令人遗憾的是，在三星堆没有发现可识读的文字（文字是东方古文明鉴定的最大短板），只有陶器、玉璋和金杖上有些带争议的符号。
64.16三星堆金杖纹饰 对于三星堆文化土著源流究竟来自何方，留下如此灿烂文化的先民们是何族属，文物学家和考古学家们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对于古蜀国，究竟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联盟（参与武王伐纣），还是一个已经相对独立的早期国家，仍存在争议； 对于三星堆文明延续两千年后，又神秘消失的原因还未破解；三星堆人的后裔究竟去了哪里，演化成了那些少数民族，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有羌、氐、巴、濮、越等多种说法）。
64.17三星堆鸟形青铜器组图 不过学者们普遍取得共识的是，三星堆文明是当地土著文化与中华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互相影响的结果，这对研究古代中国民族与文化交流和演进具有不容忽视、意义非凡的影响。 文章最后谈谈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和未来。前面夸了三星堆那么多优势，但也不得不正视三星堆遗址所面临的现实。
64.18良渚古城遗址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申遗成功(2019) 良渚古城遗址已于今年7月成功申遗，而与良渚古城同为中国考古重要遗址的古蜀文明遗址（金沙遗址、古蜀船棺合葬墓、三星堆遗址），早在2013年就纳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至今未能通过审核，看来仍需加倍努力。 不吹不黑，分析古蜀文化未能达标的原因，以三星堆为例，其在价值阐释、环境整治、保护展示等方面仍有大量工作需要改进。
64.19这种三星堆假玉器民间很多 1、过于关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文物，对于三星堆文化其他遗址保护工作尚不到位，尤其是流落民间的疑似三星堆文物没有系统收集和整理，粗略统计民间号称三星堆文化遗物的超三万件，却一直未曾得到重视，更缺乏专门的鉴定机构和方法。（环境治理、文物保护未到位） 2、未处理好三星堆遗址范围内居民和遗址区的共存共荣关系，当地居民难以靠文化遗址取得收益，遗址范围内新建筑日渐增多。导致三星堆后续挖掘工作难以开展，近年来三星堆遗址区因地震、大雨等原因屡有新文物出现并遗失，实为可惜。（环境治理、文物保护未到位）
64.20遗址区民居建设需规划(网图,非三星堆遗址) 3、对三星堆博物馆和三星堆青铜器的宣传力度过大过猛（有夸大宣传的嫌疑，赶快把百科上"世界第九大奇迹"的字样去掉），但对三星堆出土的与中华其他文化同源的陶器、玉器的宣传力度较少（如广汉玉器），对于三星堆文化实际范围和影响的宣传比较模糊，造成外界对三星堆来历和价值片面理解或误解，值得反思。（价值阐述不清晰、不立体） 4、对三星堆文化的产生、传播和后世影响，三星堆衰亡的原因和三星堆人的去向研究工作尚弱，整体文化脉络不清晰，也是未能过审的重要原因之一。
64.21三星堆需拿出更好的软硬件去冲击申遗 三星堆遗址的申遗工作任重而道远，希望相关部门和学者加倍努力，早日将一个更加立体的三星堆文化展示在世人面前，并做好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最后祝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早日申遗成功！ （文中图片均取自网络，如果侵权立即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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