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当年沈城“八门八关”

盛京(沈阳)“内城外郭”图

“八门八关”示意图

想必如今的沈阳人都知道，沈阳城曾有8座城门，外加一座封闭的明代遗存“九门”。尽管人们不大清楚这些城门的具体位置、当初都叫啥，但最起码都知道，眼下还有两座新修的城门：东边的抚近门(大东门)；西边的怀远门(大西门)。

然而，人们未必知晓，那年月的沈阳方城外围，还有一圈儿“边墙”、8座“边门”。“边墙”、“边门”建于何时，当初有什么用途，都在如今的啥位置？咱们这就说道说道。

营造都城四门改作八门

沈阳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要从辽国“沈州”城起始。后来，经过金国、元朝、明朝，直至清朝。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农历九月初一，35岁的皇太极继位，成为后金政权的第二代大汗，诏以第二年(1627年)为“天聪元年”。皇太极登基后，在明朝“沈阳中卫”基础上，着手改造沈阳城。《盛京通志》记载，改造后的沈阳城，城墙高3.5丈，宽1.8丈，女墙高7.5尺，周围长9里332步(一步为5尺)，四面垛口651座，城楼8座，角楼4座；护城河宽14.5丈，周围长10里204步。沈阳城的8座城门建于何时？且看《满文老档》记载：天聪四年(1630年)农历四月初五，沈阳城北面城墙未曾修筑，仍然是明朝“沈阳中卫”的原有城墙，其余三面城墙早已修筑。从天聪四年农历四月初六起，开始修筑沈阳城北城墙。

有关专家分析，大约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或者十一年(1626年)，在修筑东、南、西三面城墙时，便将明朝“沈阳中卫”的4座城门改为8座城门。当时，努尔哈赤尚在人世，且居住在沈阳城内中轴线北端，因此，明朝“沈阳中卫”的北门(镇边门、九门)并未封堵。那年月的沈阳城8座城门，仅仅开辟了8个门洞。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之后，皇太极全面修缮沈阳城时，才将8座城门修葺一新，使之具备后金乃至大清国都的规模和气势。

看重陪都修筑边墙边门

清代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之后，盛京(沈阳)成为大清帝国的“陪都”，其地位仅次于北京。当年，随着全国形势逐渐趋于稳定，很多跟随大清皇帝进军中原的满族“八旗”人口，相继奉命回到山海关之外的祖居之地。不少汉族百姓，也看好关外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纷纷从河北、山西、山东等地迁徙关外，来到盛京(沈阳)地区，或务农、或务工、或经商。于是，盛京(沈阳)城的人口逐年增多。基于抵御沙俄入侵、经营“陪都”这个“根本重地”考虑，清廷十分重视盛京(沈阳)地区的发展建设。

清代康熙十年(1671年)农历九月、十月间，康熙皇帝第一次东巡祭祖，耳闻目睹了“陪都”盛京(沈阳)地区的相关情况。清代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皇帝下旨，修缮、扩建“陪都”盛京(沈阳)城，除了维修原有的城墙、城门等设施之外，还作出一项十分重要的决定：在盛京(沈阳)方城之外，修筑一圈儿平面近乎圆形的土筑围墙，称之为“边墙”，以适应盛京(沈阳)地区人口不断增加、扩展城区的需要。

史料记载，盛京(沈阳)“边墙”高7.5尺(2.79米)，周长32里48步(16.08公里)，面积11.9平方公里。“边墙”均为夯土筑造，设8个“边门”。“边门”均为砖砌两个门柱，上有一横枋，横枋之上起脊灰瓦。各个“边门”均与盛京(沈阳)方城八门相对，并按照盛京(沈阳)方城八门的俗称命名，即抚近门(大东门)外，为“大东边门”；内治门(小东门)外，为“小东边门”，其余以此类推。“小西边门”还修建了一座门楼，上嵌“陪都重镇”四字门额。盛京(沈阳)方城八门之外、各个边门之内，称之为“关厢区域”，如“抚近关(大东关)”、“内治关(小东关)”等等。

内城外郭提升沈城规格

修筑盛京(沈阳)城“边墙”、“边门”，对盛京(沈阳)城市发展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其一，提高了盛京(沈阳)城垣建筑规格。我国古代城池建筑的完备形式，为“内城外郭”，以便按照等级制度、使用功能，充分、合理地划分管理区域、商贸区域、居住区域等等。千百年以来，人们已经习惯把是否有外城(郭)，看做衡量一座城市级别大小、地位高低的标准之一。盛京(沈阳)城之所以形成“内城外郭”制式，与盛京(沈阳)的“陪都”地位、发展需求密不可分。

其二，加强了盛京(沈阳)城防御功能。尽管“边墙”仅为7.5尺高的土墙，难以抵御敌军的千军万马，但“边墙”毕竟在盛京(沈阳)方城之外，增加了一道屏障，若要进出盛京(沈阳)城，必须通过8个“边门”，接受守门士兵盘查，加强了盛京(沈阳)城的治安保卫。

其三，扩大了盛京(沈阳)城市区域面积。原有的盛京(沈阳)城区，只限于方城之内。修筑“边墙”之后，盛京(沈阳)城区面积向外扩展了约6倍，从而形成两部分：方城之中的“内城”；“边墙”与方城之间的“外城”(关厢)。

修筑“边墙”之前，盛京(沈阳)方城之外，除了庙宇很少有人居住，谁都不愿意夜里黑灯瞎火地被关在方城城墙之外。修筑“边墙”之后，人们不再一味地挤在方城内，而纷纷在“关厢”内安家、开设店铺。清朝末年的盛京(沈阳)地图显示，当年盛京(沈阳)“关厢”地区已有上百条胡同，有许多茶馆、饭店等买卖店铺，并且还有“八旗”某某“牛录官厅”。一些诸如“副都统”、各部侍郎等高级官员的公馆(府邸)，也都建造在“关厢”地区。与此同时，一些学校、教堂，甚至“奉天省咨议局”如此重要的办公机构，也设在“关厢”地区。

当年，清廷盛京衙门明确划分了“八旗”居住界限：“大东关”为镶红旗界；“小东关”为正红旗界；“大南关”为镶黄旗界；“小南关”为镶蓝旗界；“大西关”为镶白旗界；“小西关”为正黄旗界；“大北关”为正蓝旗界；“小北关”为正白旗界。

外圆内方招财进宝福地

修筑“边墙”、“边门”之后，盛京(沈阳)城形成了“八门八关”格局。有人还将方城、“边墙”组合起来，说是“外圆内方”，状若铜钱，寓意盛京(沈阳)是招财进宝的风水福地。更有人将盛京(沈阳)城垣布局，与“阴阳八卦”联系到一起。

清代光绪四年(1878年)，盛京(沈阳)才子缪东霖在《陪京杂述》中记载道：盛京(沈阳)方城内“中心庙”(沈阳故宫北墙外)为“太极”；钟楼、鼓楼为“两仪”；方城外四塔为“四象”；八门为“八卦”；郭(边墙)圆像天，城方像地；值楼、敌楼各三层共三十六为“天罡”；内池七十二为“地煞”；敌楼、角楼共十二为“四季”；八门、瓮城各三为“二十四节气”。

上世纪之初出版的《东三省古迹轶闻》，与缪东霖所见略有不同：盛京(沈阳)“陪都”城按照“周易八卦”建造。清朝“太庙”(沈阳故宫正门东侧)为“太极”； “太庙”之前为“十面”(经幢，现存沈阳故宫大政殿广场东墙)，其后有“罗儿大天”(一眼水井)，为“太极”中阴阳二鱼的鱼眼；“太极”生“两仪”(钟楼、鼓楼)；“两仪”生“四象”(四塔)；“四象”生“八卦”(八门)；八八生六十四卦(城墙楼橹)；六十四卦生七十二地煞(渗水泡子)。这种说法，为当年沈阳人津津乐道。

为图吉祥大西边门偏南

修筑“边墙”过程中，有两件事必须说道说道。

其一，当年，盛京(沈阳)城外东南端，有条“万泉河”(小沈水)缓缓流过。为增加城市水源，既不能阻断河水，又不能影响修筑“边墙”。于是，能工巧匠们特意在“边墙”东南处，建造了两座各十余丈宽的“水栅”。“万泉河”水从东侧“水栅”流进“边墙”内，再从南侧“水栅”流到“边墙”外，回归河道，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其二，连通盛京(沈阳)方城八门与“边门”的8条大道之中，有7条均为径直相对。当年，站在方城八门城楼之上，便可遥遥望见八门相对应的“边门”。然而，惟有怀远门(大西门)与“大西边门”之间的大道不径直相对，而是自东向西逐渐向南偏斜。原来，那年月的怀远门(大西门)外，是盛京(沈阳)衙门处决犯人的刑场。刑场不远处，是埋葬无主尸首的墓地(乱葬岗子)。因此，当年的沈城百姓称怀远门(大西门)为“鬼门”；妇女们还有一句挂在嘴边儿的顶级狠话：“挨千刀的，出大西门去吧！”

当年，盛京(沈阳)有个民间传统观念，认为人死后要去往西方“极乐世界”。所以，称人去世为“归西”、“驾鹤西去”。这种民间传统观念，恰与怀远门(大西门)外刑场、墓地巧合，认为怀远门(大西门)径直对着“大西边门”不吉利。于是，修筑“边墙”、“边门”时，人们便有意将“大西边门”向南偏斜，以便避免形成直通方城内的“西方大路”。

边墙沿线转了好大一圈

以市府广场西南角作为起点，描摹一番盛京(沈阳)“边墙”走向、“边门”原址。

市府广场西南角，为“小西边门”原址；据此向东北方向延伸，沿惠工街到惠工广场，由惠工广场沿联合路，到联合路与小北关街十字路口，为“小北边门”；沿“奉海铁路”至大北关街与北边城路铁路道口，为“大北边门”；再沿“奉海铁路”折向东南，至东边城街与小东路十字路口(老龙口酒厂门前)，为“小东边门”；沿东边城街南行，至大东路十字路口，为“大东边门”；沿堂子街东侧向南，穿过万泉公园“水栅”(俗称“墙豁”)，再沿先农坛路向南，经过万柳塘公园向西，过勒石巷到大南街，为“大南边门”；沿南关路西行，到南关路与小南街十字路口(西南侧)，为“小南边门”；从“小南边门”斜向西北，沿顺通路西北行，至青年大街，为“大西边门”；沿青年大街北上，直至回到市府广场西南角“小西边门”为止，为“边墙”沿线。

上世纪20年代，依据盛京(沈阳)城“八门八关”分布位置，沈阳曾划分为5个区：方城内为1区；以此由东顺时针类推，依次为2区(大东中部)；3区(沈河南部)；4区(沈河西部)；5区(大东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