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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邲之战即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晋、楚争霸中原的战争，或称两棠之役，因泌水入荥阳称“蒗荡渠”，可写作“两棠”，故此战又作两棠之役。此战，楚庄王率军在邲大败晋军。邲，今河南荥阳东北。经此一战，晋国丧失长达数十年的霸主地位，楚国夺得中原霸权。此战之起在于楚认为郑背盟事晋，故于宣公十二年春围郑。三月便克之。楚王嘉郑君之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故潘尪入盟而子良入质，不取其地，存其国而归。因此春秋善之，以为君子。就如晋随武子评价云：“楚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也。……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讟，政有经也。”相反的，晋在郑国危难时并没有真心去救，而是取坐山观虎之态，欲收渔翁之利。楚于春时围郑，晋迁延至六月救郑，其意不言自明。且晋军过分依仗武力，在楚郑达成和平的情况下，还是发动了针对楚国的邲之战，被认为是“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因而被视同夷狄。）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夫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秦穆侮蹇叔而大败（其大败者，当指崤之战晋败秦师于崤，俘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之事。崤，今河南省洛宁县东宋乡王岭村交战沟也。言侮蹇叔者，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欲潜师袭郑，蹇叔反对劳师远征，被秦穆公责难云：“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实际上，此言不过是对于蹇叔预言“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的另外解释：“你怎么知道！按照您的岁数，班师回朝时可能您已经驾鹤西去了，所以不见。言“墓之木拱”犹言“驾鹤西去”不过是隐语罢。），郑文轻众而丧师（《左传·闵公二年》载：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然这个例子放在这里感觉突兀，并不能得出敬贤重民的结论），春秋之敬贤重民如是。是故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问者曰：“其书战伐甚谨，其恶战伐无辞，何也？”曰：“会同之事，大者主小，（会同，古代诸侯朝见天子也。时见曰会，殷见曰同。《诗·小雅·车攻》云：“赤芾金舄，会同有绎。”会同时，天子为大，自然为主，诸侯为小，自然为客。）战伐之事，后者主先，苟不恶，何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恶战伐之辞已！（主者崇也，客者抑也。如晋伐楚，以楚为主，晋为客，表示支持防御反对挑起战争之意。然考春秋所记载战伐之事，不皆以后者为主，更多的是未论主客者，董子秉意虽佳，未知所出也。）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修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诗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国。’（语见《诗·大雅·江汉》）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难者曰：“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战（偏战，谓各据一面而战），耻伐丧而荣复仇，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曰："凡春秋之记灾异也，虽亩有数茎，犹谓之无麦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攻侵伐，不可胜数，而复仇者有二焉，是何以异于无麦苗之有数茎哉！不足以难之，故谓之无义战也。以无义战为不可，则无麦苗亦不可也；以无麦苗为可，则无义战亦可矣。若春秋之于偏战也，善其偏，不善其战，有以效其然也。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故春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比之诈战，则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所谓两字极妙。传曰：古者不盟，结言而退。以示无所取者。其言盟者，城下之盟也。近代《辛丑条约》、《南京条约》一类也。故以不盟为善。所谓善盟者，胜者或强者有所宽容，给予弱者予以喘息之机罢。楚入郑，潘尪入盟而子良入质者，便是所谓善盟。战必荼毒百姓，自然不战为义。然战有所谓善者，便是打着公正公义的旗号。如楚庄王杀夏征舒，虽有专讨之嫌，却是贤君讨重罪，其于人心善者，然其民何益？更如今世之美国昔伐伊拉克，便是打着追求民主推翻暴君的旗号，民主国家一片叫好声，然其民何益？）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其言指者，心所达也），非精心达思者，其庸能知之！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文见《论语·子罕》，诗当是逸诗歌。）由是观之，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善恶分际，微妙不可言也。《孟子·万章上》云：“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便是“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之意。其指者，志也。任者，用也。不以辞害志，所以不用其辞也。）” “司马子反为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远之为大，为仁者自然为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无计其闲，故大之也。”（司马子反事见《春秋公羊·宣公十五年》。传曰：“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书。此何以书？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庄王围宋，军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于是使司马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司马子反曰：“子之国何如？”华元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马子反曰：“嘻！甚矣惫！虽然，吾闻之也，围者柑马而秣之，使肥者应客，是何子之情也。”华元曰：“吾闻之，君子见人之厄则矜之，小人见人之厄则幸之。吾见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马子反曰：“诺，勉之矣！吾军亦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揖而去之，反于庄王。庄王曰：“何如？”司马子反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庄王曰：“嘻！甚矣惫！虽然，吾今取此然后而归尔。”司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军有七日之粮尔。”庄王怒曰：“吾使子往视之，子曷为告之？”司马子反曰：“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是以告之也。”庄王曰：“诺。舍而止。虽然，吾犹取此然后归尔。”司马子反曰：“然则君请处于此，臣请归尔。”庄王曰：“子去我而归，吾孰与处于此？吾亦从子而归尔。”引师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然而《左传》所记却是另外一个版本：“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断然不见推恩为仁之美，亦不见矜民惨怛之心，而是一个惧字。以此何大之有？显然《左传》所记更为可信。夜入敌营，能悄无声息地登子反之床，实际上便是以子反性命相要挟，并显示其鱼死网破的决心，所以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其告王之言或是《公羊》之说辞，美丽的借口罢。）难者曰：“春秋之法，卿不忧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为楚臣，而恤宋民，是忧诸侯也；不复其君，而与敌平，是政在大夫也。溴（湨）梁之盟（溴（湨）梁，湨（Jú）水的大堤。湨，原本作溴，据阮元《校勘记》改。湨水，在河南西北部,源出济源市,东南流入黄河。其盟之事，见襄公十六年：“三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娄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遍刺天下之大夫也。曷为遍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赘旒然。晋人执莒子、邾娄子以归。”），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为其夺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夺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闲也。且春秋之义，臣有恶擅名美。故忠臣不显谏，欲其由君出也。书曰：‘尔有嘉谋嘉猷（音由，谋也。），入告尔君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复，庄王可见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国之难，为不得已也，奈其夺君名美何！此所惑也。”（前言“此所闲也”和后语之“此所惑也。”意思是相同的，都表示对公羊大子反之事存疑。闲云闲隙，信在大夫和平在大夫，一刺一大，是文有闲隙而义有动摇，疑惑生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诸子所称，皆天下之常，雷同之义也；子反之行，一曲之变，独修之意也。（言子反的行为不可以常论，当以变论。修者，善也。独修者，单取其善也，便是下文“取其一美”之意。）夫目凉而体失其容，心惊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于惊之情者，取其一美，不尽其失。诗云：‘采封采菲，无以下体。’（出自《诗经·邶风·谷风》，杜预注：“葑菲之菜，上善下恶，食之者不以其恶而弃其善，言可取其善节。” 东汉的儒学大师郑玄的解释是：“此二菜者，蔓菁与葛之类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时，有恶时，采之者不可以根恶时，并弃其叶。” 葑：芜菁，大头菜，又称大头芥，根如圆萝卜。菲：古代指芜菁一类的植物，花紫红色，可作菜用。就是萝卜。引此诗以论取其一美可也，不要光看到其过失。其救生民之善大，其余在礼上有过失不用过份苛责。一如，嫂溺而施以援手不能过分地在礼上责难，惟取其大仁之义罢。这也便是下文‘当仁不让’之意。）此之谓也。今子反往视宋，闻人相食，大惊而哀之，不意之至于此也，是以心骇目动，而违常礼。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着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故曰：‘当仁不让。’此之谓也。春秋之辞，有所谓贱者，有贱乎贱者，夫有贱乎贱者，则亦有贵乎贵者矣。今让者春秋之所贵。虽然见人相食，惊人相爨，救之忘其让，君子之道有贵于让者也，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则，则义几可谕矣。”（故礼法有常，亦有权变。礼不间亲，法需佑善。） 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着，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渺者乎！故案春秋而适往事，穷其端而视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齐顷公亲齐桓公之孙（桓公子惠公生顷公），国固广大，而地势便利矣，又得霸主之余尊，而志加于诸侯，以此之故，难使会同，而易使骄奢，即位九年，末尝肯一与会同之事，有怒鲁卫之志，而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宣公十二年，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宣公十七年，公会晋侯、卫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断道。齐国皆没有参与，所以云“不从诸侯”），春往伐鲁（成公二年春，齐伐鲁北鄙，围龙），入其北郊，顾返伐卫（成公二年，夏四月丙戌，卫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卫师败绩），败之新筑；当是时也，方乘胜而志广，大国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事见《春秋左传· 宣公十七年》：“十七年春，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献子先归，使栾京庐待命于齐，曰：‘不得齐事，无复命矣。’郤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晋鲁俱怒，内悉其众，外得党与卫曹，四国相辅，大困之鞌, 获齐顷公，剒逄丑父。深本顷公之所以大辱身，几亡国，为天下笑，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伐鲁，鲁不敢出；击卫，大败之；因得气而无敌国，以兴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家国安宁。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呜呼！物之所由然，其于人切近，可不省邪！ “逄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丑父欺晋，祭仲（祭足(?—前682年），字仲，又称祭仲，中国春秋时代郑国大夫，政治家、谋略家。他在郑国担任大夫（相当于总理）64年，辅佐过6位君王。这是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许宋（郑庄公于前701年去世后，世子姬忽继位，是为郑昭公。齐僖公曾有意把女儿嫁给姬忽，姬忽多次婉拒。祭足劝姬忽接受，指郑庄公宠爱的儿子很多，如姬忽不借此取得齐国的援助，将无法顺利继承，但姬忽没有听从。姬忽继位后，宋庄公拥立姬忽的弟弟姬突，诱劫了祭足，威胁他一同扶立姬突，否则把他处死。祭足在威胁之下与宋公达成协议，拥立姬突，是为郑厉公。郑昭公在得知消息后流亡卫国。），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曰：“是非难别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贱。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郑祭仲是也；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虽能成之，春秋不爱，齐顷公、逄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贤人不为也，而众人疑焉，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以至尊为不可以加于至辱大羞，故获者绝之；以至辱为亦不可以加于至尊大位，故虽失位，弗君也；已反国，复在位矣，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况其溷（肮脏，混浊）然方获而虏邪！其于义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则丑父何权矣！故欺三军，为大罪于晋，其免顷公，为辱宗庙于齐，是以虽难，而春秋不爱。丑父大义，宜言于顷公曰：‘君慢侮而怒诸侯，是失礼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无耻也；而复重罪，请俱死，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如此，虽陷其身，尚有廉名，当此之时，死贤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正是之谓也。由法论之，则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以为不然。复察春秋，春秋之序辞也，置王于春正（如《隐公元年》：“元年春，王周正月。”正次王，王次春。）之间，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非曰即曰，设反问而明其意也，犹今人言“不是说云云”者。） 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听之，则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束获为虏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谓如顷公者也。（前所论，贵祭仲而贱丑父之议甚偏。祭仲受胁而妄行废立，怎么看也不象“措其君于人所甚贵”。给个流亡的名分，不赶尽杀绝罢了，何贵之有？反而祭仲临胁而惧，擅弃其君，岂蹇直之臣哉？丑父临难不惧，履死救主，反而见贱，是勇士未得其名也。易位勇也，取泉智也，难中见全，何辱之有？故郤子赦丑父以劝事君者。鲁人因齐鲁之怨，刻意贬低顷公，甚至贬低其身边忠勇之士，是知公羊无直笔也。） “春秋曰：‘郑伐许。’（成公三年，郑伐许，掠取许田。以不言诸侯爵位，视同夷狄也。成公四年郑伯坚卒。成公四年，冬十一月，郑公孙申帅师疆许田，许人败诸展陂。郑伯伐许，鉏任、泠敦之田。又已经称“郑伯”而不言“郑”也。显然夷狄之谓独对郑襄公而言，无非责其降楚盟楚。然郑于宣公十二年被楚围，终城破而郑伯肉袒牵羊，时何见救助者？存郑在楚，其盟当然。难时无援，事后苛责，此小人之态也。时郑国在晋楚夹缝中苦苦周旋，依违其间，伐丧背盟，无可奈何罢，何必如此苛责？后郑悼公与晋平，遂亲。并于成公五年成虫牢之盟。因而不以夷狄代之，而言“郑伯伐许”）奚恶于郑，而夷狄之也？”曰：“卫侯遫卒，郑师侵之，是伐丧也（成公二年冬，楚师、郑师侵卫。）；郑与诸侯盟于蜀（成公二年，十有一月，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以盟而归诸侯，于是伐许，是叛盟也。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无信无义，故大恶之。”问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成公四年三月壬申，郑伯坚卒。其年冬，郑伯伐许。是未踰年，君即称伯也。按礼，既葬称子，踰年称伯。然而这其实也是挑剔得过份了。称子当在国内也，因国事在外，自然称爵。伐许，国事也，称郑伯毫无问题，强解释为“以辱之”毫无道理），有称伯不子，法辞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丧者，三年不呼其门，顺其志之不在事也。书曰：‘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居丧之义也。今纵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逾年，即以丧举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复得称子，谓之郑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丧叛盟，得罪诸侯，诸侯怒之未解，恶之未已，继其业者，宜务善以覆之，今又重之，无故居丧以伐人；父伐人丧，子以丧伐人；父加不义于人，子施失恩于亲，以犯中国；是父负故恶于前，己起大恶于后，诸侯毕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谋共击之，郑乃恐惧去楚，而成虫牢之盟（《左传·成公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虫牢。）是也。楚与中国，侠而击之，郑罢疲危亡，终身愁辜。（郑君无过，郑国所居之地，兵家之要，争霸之枢纽，所谓怀璧之罪也。依违无奈，反受众咎，良由可叹。）吾本其端，无义而败，由轻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知其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郑伯既无子恩，又不庸计，一举兵不当，被患不穷，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称子，去其义也；死不得书葬，见其穷也。（生不得称子者，郑襄公也。言“郑伐许”而不言“郑伯伐许”也。死不得书葬者，郑悼公也。成公六年，壬申，郑伯费卒。并未言及葬也。同样的，成公四年，三月壬申，郑伯坚卒。葬郑襄公。是襄公书葬而悼公不书葬也。）曰：有国者视此，行身不放义，兴事不审时，其何如此尔。” 篇名竹林，当取贤者之言。然观其论楚庄王、司马子反、祭仲有过份美化之嫌，其论逄丑父、郑襄公、郑悼公则又过份苛责。实非贤者之言，亦非君子之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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