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惜别》中＇鲁迅形象＇的形象学解读

《惜别》是日本当代小说家太宰治以在仙台医专求学时的鲁迅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本文将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个角度对文本中'太宰治式的鲁迅'进行深层次的解读：一、“太宰鲁迅”形象的形成是作者意识形态输出与话语权的体现；二、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异国形象遭到误读时，不必在意“他者”文化的真实性，从中展现的“自我”文化同样具有“寓言”意义。

一、太宰治与'鲁迅'的渊源

日本的鲁迅研究有着很长的历史。就20世纪日本鲁迅研究来看,有人认为主要经历了三次研究视角的转向:'文学'的转向、'政治'的转向、'文化'的转向。在这三次历史变迁中,出现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启蒙者'鲁迅、'文学者'鲁迅、'革命人'鲁迅和'科学者'鲁迅等形象.

太宰治的《惜别》写于1945年，可以说是在'启蒙者'鲁迅与'文学者'鲁迅形象之间盘桓，但又不偏向任何一个，而是呈现了'太宰治式的鲁迅'独特的鲁迅文学形象（以下简称为'太宰鲁迅'）。遗憾的是，这一鲁迅形象并未被认可，反而受到了日本评论界的激烈批评。原因或是认为这部小说政治意味太重、缺失文学价值，或是认为与当下认知中的鲁迅形象相去甚远，竹内好甚至断定《惜别》'公然无视鲁迅的文章，仅凭作者之主观而捏造的鲁迅形象'。在中国学界对于太宰治和鲁迅的研究中，这篇文章也不受重视，而在我反复阅读后，认为《惜别》中的'太宰鲁迅'能在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研究下，挖掘出更深层次的文化意蕴，因此值得研究者更多的关注与考量。

1943年，日本内阁情报局和文学报国决定推出围绕五项原则（'共存共荣''独立亲和''昂扬文化''繁荣经济''为世界进步做贡献'）为主题的文学及戏剧作品，太宰治成为了其中一名委托作家，《惜别》围绕的是第二条原则'独立亲和'，即'大东亚各国互相尊重自主独立，奉献互助友爱的果实，确定大东亚之亲睦'。这一目的太宰治在《〈惜别〉之意图》一文中也提到: '欲以所谓洁白，独立亲睦之态度对年轻的周树人作正确、善意之描写。所怀意图为让现代中国之年轻知识人阅读，使其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在日本与支那之和平方面发挥百发子弹以上之功效。'

为了写好心中的鲁迅，太宰治也亲自前往仙台医专考察，搜集材料，认真思考小说构架，他'打算从明治三十五年、当时二十二岁的周树人心中燃烧着在日本学习医学、以此重建他那到处是病人的祖国这一美好理想、作为清国留学生到达横滨写起。'（《〈惜别〉之意图》）讲述了鲁迅在仙台时与藤野先生和同学的交往，终于意识到'中国人肉体上的疾病，显然是起因于精神的疾病，即起因于丧失理想这种懒惰、傲慢、可怕的精神疾病的蔓延。他认为为了改造此种病态精神、将其提高至中国维新之信仰，借助于美丽而崇高的文艺是最近的捷径。' （《〈惜别〉之意图》）带着'文艺救国'的心愿回国的故事。文章至此，太宰治对于晚年鲁迅的事迹和文学观念毫无涉及，仅描写了一位敏感自尊的青年鲁迅形象，一方面符合他青春文学的审美要求，另一方面自然也是为了迎合本文的政治目的，'确定大东亚之亲睦'。

太宰治擅长写青春小说，即使在创作这样一篇以真实刻画鲁迅为目的，让'现代中国之年轻知识人'阅读的传记中，也大量使用了心理描写、人物对白、手记手法、虚构人物等小说叙事笔法，使该传记呈现了小说的结构与阅读观感，与其说这是人物传记，我更愿意在后文中称之为小说。

《惜别》写于已是中日战争末期的1945年，太宰治的个人经历和对'他者'形象的情感态度自然也影响了'太宰鲁迅'在文中的塑造（'他者'在文中第三部分提及）。就在文章写毕三年之后的1948年８月，太宰治在玉川上水投河自尽，结束了年仅39岁的人生。《惜别》中的送行会赋予了鲁迅的仙台生活一个圆满的结局，而现实人生中的太宰治却无法给自己一个圆满的结局。《惜别》中大量的心理描写无疑也是太宰治内心情感的一种排遣，太宰治借鲁迅的真实经历为素材，塑造的这样一个与自己有着类似经历的'太宰鲁迅'，同样寄托着自己对本国青年愤起救国的希望。

二、《惜别》中的形象学分析

形象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门独立学科，是以一国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为研究对象，巴柔将形象定义为'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制造了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他们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当然形象学研究首先要立足于文学形象本身，只有先分析文学作品中建构的形象，才能把握对'他者'文学书写背后的意蕴。

《惜别》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是太宰治在小说中塑造了'太宰鲁迅'形象，更为关键的是，在小说一开头 '我'就审视了就是被塑造出来的、代表异域文化的'周树人'形象。小说的引子是一位记者读毕《藤野先生》后来采访'我'（虚构的主人公田中卓），想要知道'我'的同学鲁迅在仙台医专时求学的故事，并以'我'的回忆录形式写成了《中日亲和之先驱》发表在报纸上，可是'我'的回答乱七八糟也被曲解了一些部分，所以报纸上的藤野先生、周先生都与'我'的回忆大相径庭，为了将真实的藤野先生、周先生印象传递给大家，'毫无政治目的性'地写下了这篇文章，以表思慕之情。在此时'我'已经有意识地审视'我'塑造出来的形象，'只是那文章写到的周树人也好，恩师藤野先生也好，就连是我自己，也让我觉得好像写的是别人一样，很陌生。'可以说'太宰鲁迅'在这里是'关于形象的形象'，既是文本内部主人公眼中的形象，又是文本外部读者眼中的形象。 因此这样一篇关于'形象本体'的小说，从形象学的角度分析是不为过的。

1、敏感、害羞、腼腆、爱用女性用语， '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脸微微有些发红'。他'似乎很喜欢孤独''白净的脸变得通红，很害羞'

2、孤独，在留学生中格格不入，忧虑他们的'不用功',对学校先生的好意有羞愧难当之情，怕辜负老师好意，

3、激动，正直，谈起清国现状和生平志向时有着'惊人的热情'，对祖国现状不满，想要到先进国家钻研新学问，讨厌清国文明的装腔作势，批评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二十四孝'

除了鲁迅的形象，文中藤野先生的形象也与我们熟知的《藤野先生》大相径庭，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认真负责、治学严谨，没有民族偏见，而《惜别》中的藤野先生藤野先生衣着邋遢，来班上的一些捣蛋帮的学生们总是想捉弄先生似的，在先生讲课的时候，即使是没有什么可笑之处，也能'哗……'地大声笑出来，所以教室里总是很热闹。那天我头一次听了藤野先生的讲义，也并没有像周先生所极力赞扬的那样有意思。藤野先生对做干事的我说，和留学生来往的时候要小心。''　'我想东洋整体是一个家庭。个人可以各自展示自己的面貌……我所希望的，是各民族历史的开花结果，并不需要我们事无巨细地管闲事。''应当称作'东洋本来之道义'的潜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延续着。而且，在其根本之道，我们东洋人都连接在一起。可以说背负着共同的命运。'

《藤野先生》是太宰治写《惜别》时的参考素材和原因之一，太宰治却不惜在文中做出如此改动，肯定有其目的所在。

文学作品并不只是现实世界的反映，话语所能揭示的远远超过文字的本身。正如福柯的理论，文艺是一种话语，而话语的实质是权力。在福柯看来，人类的文明史是自我建构史，'话语建构'在其中尤为重要，话语建构了人类的整个历史，权力又反之建构起新的话语。当文艺作为一种途径，拥有这种话语权的持有者可以建构历史、塑造形象、输出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宰治塑造'太宰鲁迅''太宰藤野'形象的过程也就是意识形态传播的过程，背后隐含的是'大东亚主义'意识形态的输出和话语权。

三、形象学中的'他者'与'自我'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形象学，形象不止是'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更侧重的是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 '异国形象'即一种文化对他者文化的整体认识在自身的文化语境中的再现，探究这些作为＂他者＂的形象是如何在言说＂自我＂的过程中被观察、遐想与塑造的，并探究形成异国形象的深层原因化及折射于其中的＂自我＂形象。

本文第二部分是从形象学的内部研究角度来分析。在形象学的外部研究上，巴柔认为应该把形象当做一个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关于对'他者'的想象，是'自我'文化的结构性质的反射，这样对'他者'文化的想象已经与现实的文化相去甚远，不再是真正的'他者'文化的反映，而是有着'自我'文化的反映与展现的新形象，因此会产生'误读'。 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异国形象遭到误读时，形象学中的异国形象有两种功能，即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凡按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而用离心的、符合一个作者（或一个群体）对相异性独特看法的话语塑造出的异国形象则是乌托邦的。'这也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不存在与现实相符合的'形象'

这样的误读是否就没有意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太宰治《惜别》有其重要的寓言意义所在。杰姆逊认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小说主人公虽然是'第三世界中为民族国家命运困扰的青年周树人'，但这样一个不断追求救国梦想、孤独、自强、为理想所激励的年轻人,是太宰治对中国青年的集体想象，何尝不是他对日本青年的一种期待呢？在外忧内困的战时年代，太宰治关注日本民族的生存境遇，以一种尝试'脱离政治'的写作方式把自己民族的群体意识投射到创作中去，却又蕴含着如此强烈的民族崛起愿望。

对于太宰治这样一个新兴民族国家的叙述者和创作者来说，'太宰鲁迅'形象的塑造，不仅是为了注视'他者'文化，还是为了让'自我'文化受到更多的关注。川端凑认为'《惜别》中的鲁迅终究不外乎太宰治的自我'，嗅野健男认为太宰治'借鲁迅来创作自己的作品，内容却是本人自我表白的故事'。就如巴柔所说：'我想言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太宰治在年轻的'周树人'身上找到了自我，与周树人相同的孤身求学的经历让他写下《惜别》。

当仅仅把《惜别》当做一篇文学寓言作品来阅读时，不禁会令人联想起郁达夫的《沉沦》。郁达夫、周树人、太宰治这些“零余者”“孤独者”在理想与现实前迷茫、彷徨、思考、挣扎，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动荡不安的时局，黑暗压迫的现实，有如周树人般的革命者自觉承担起“文艺救国”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也有如《沉沦》中的主人公放弃抵抗坠入了大海与深渊，无论是何种选择，都是献祭自身生命泣血激励后来人，觉醒而图强，“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哪里受苦呢！”这是我解读《惜别》并认为它应该更受研究者关注的理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