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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把自己打扮成“楹联家”，就会对楹联的起源发表高见，似乎这是必须要贴的金妆，我真的是贴迟了。不过，在认真写完这篇稿子之后，我才算理清晰楹联的由来，不论先前人家是怎么说的，俺还是被自己洗脑了，喜欢楹联的人你伤不起啊！ 【 我先给楹联下个定义 】 现在争论楹联起源，有四个代表性观点：“晋代说”、“南朝说”、“唐代说”、“五代说”。我会在下文中一一谈及。 首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讨论的标准——楹联是什么？ 正是因为没有给楹联准确界定，才会出现争论楹联起源的乱象。 对偶的两句文字，如果是附属在诗文里，那只是修辞手法的运用，而楹联已经是用对偶手法创作的独立的文体，不再依附于诗文，这是楹联的本质特征。
我们把一副莫愁湖楹联按诗歌句式来排列看看： 大局竟如棋， 黑白混淆， 从教国手重逢， 一片模糊难著手；
平湖明似镜， 腑肝照见， 漫羡佳人独步， 十分体面总销魂。 我给楹联下的定义—— “楹联是对偶（含对仗）的单联诗”。
（在古代律诗里，把连续相关的两句称为一联）
这样，各种诗体就有：古体诗、近体诗、词、散曲、楹联、现代诗。 【 区分属对的三种形态——对偶、巧对、楹联 】 有了定义之后，我还要建立一个楹联认知体系。 梁章钜《楹联丛话》把楹联也叫作“楹帖”、“对联”，但没有把他说的“巧对”包括进去，我以此为基础，区分出属对的三种形态： 一、诗文里的修辞——“对偶”
这个好理解，对偶起先就是作为一种修辞出现的，依附于诗文而存在，不具有独立性，我称作“修辞属对”。 二、独特的文娱形式——“巧对（对子）” 巧对运用对偶，但不依附于诗文，是一种语文智力游戏。我认为，巧对跟灯谜一样，是利用语言来进行的一种竞技性文娱活动。
我把巧对分为两种，分别叫做“形式属对”、“异意属对”： 1、“形式属对” 两句着力在技巧上追求形式相同，每句都没有字面以外的意思。比如： 云间陆士龙。 日下荀鸣鹤。 三代夏商周。 四诗风雅颂。 2、“异意属对” 两句各表其意，意思互不相关，这是有意思的语文竞技游戏。比如： 郑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队。（指僧人） 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指儒生） 巧对虽然也讲究对偶技巧，但没有表达出相关的思想情感，这表明，巧对只是属对的简单独立应用，我说它跟谜语一样都属于文娱形式是很恰当的。
由于巧对上下两句所描述的对象不同，即便有意思，也是各自独立，没有相关性，所以，我建议用“句号”来隔开，而不是使用“分号”。
三、独立的诗体——“楹联（对联）” 楹联已经是独立的诗歌体裁了，两句表达相关的情理，具有文学作品的意义，我称为“情理属对”，两句之间可以用“分号”来衔接。比如： 新年纳余庆； 佳节号长春。
其实，“巧对”与“楹联”也就一步之差——看有没有表达针对同一事物的相关的思想情感。 【属对不加区分而产生的混乱】 把上面的分类总结一下：对偶是一种修辞手法，巧对是一种文娱形式，楹联是一种文学体裁。这三类形态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就是说，优劣不在于你的作品属于哪种形态，而在于你的作品本身。
在当今楹联起源的争论中，并没有区分属对的各种不同形态，故而争论不休。有把修辞对偶当作楹联的，有把文娱巧对当作楹联的，下面我来分析属对运用的发展演变，楹联的产生就能一目了然。 【 魏晋南北朝——对偶走向格律化 】
楹联的最基本特征是对偶，而对偶在语言形成时应该就有了，你总不能说楹联起源于上古时期吧。 竞技性强化——对仗 在众多的修辞手法中，对偶极具音乐性、欣赏性、技巧性，很早就成为文人追逐游戏的目标。《诗经》里的对偶还是修辞常态，汉赋里则尽力挥洒对偶，以显摆贵族化语言，到了叫人理解困难而厌烦的地步。
“晋、魏间诗，尚未拘声律对偶”（《石林诗话》），但到了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专篇讲述“俪语”（俪是双的意思，俪语即对偶）时，沈约、谢朓、王融已经把对偶推上更高一层楼，“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全唐诗话》），给对偶加上了平仄声限制，使其格律化，这就出现了对偶的极端样式——对仗。属对难度加大，竞技性也因此强化。 日常的语言竞技 六朝的对偶还附属于诗文，但在日常口语交流中也会独立出现。比如： 《晋书·陆云传》载，陆云（字士龙）和荀隐（字鸣鹤）二人第一次见面时，陆云自称“云间陆士龙”，荀隐对曰“日下荀鸣鹤”。这就是楹联起源“晋代说”的依据。 利用对偶来斗嘴，没有文学的思想情感内涵，纯属语言机巧，我在前面说了，这是一种独特的语言文娱形式，属于“巧对”，还不是楹联。 另外，谭嗣同《石菊隐庐笔识》说：“考（南朝）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其门曰：‘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三妹令娴续曰：‘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此虽似诗，而语皆骈俪，又题于门，自为联语之权舆矣。”——这就是楹联起源“南朝说”。
我认为，这明显是联诗，而且这段内容没有古籍可以验证，显然是后人编造的传说。晋代并没有出现楹联。 【 唐代——娴熟地把玩对偶格 】 唐人非常开心地玩对仗
整整一个唐代，都沉湎于“属对精密”的对仗乐趣中。律诗共八句，就有四句要两两对仗，“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为律诗”（元稹《叙诗寄乐天书》），杜甫也被搞得“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唐人把律诗中的对仗叫作“属对”、“对属”、“对句”、“对语”、“俪偶”等等，成为文人必须掌握的语言技巧，也是成熟文人的身份标志。唐人把对仗的联句锤炼得精妙细致，显耀自己的功力和文采。杜甫诗里“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的对句，简直把对偶机巧玩得出神入化。 对偶格变得丰富
日本高僧空海随遣唐使来华，他利用唐人诗论编纂的《文镜秘府论》一书流传至今，里面记载有隔句对、联绵对、回文对、赋体对、双声对、叠韵对、当句对等等29种“对”的格式。“对偶格”的丰富，为以后楹联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唐代的“联”只是指诗中的两句，不是现在意义的对联
不少古籍经常单独提及唐诗里对仗的“联”，有人就把这当作现代意义的“对联”了。请注意，律诗里面和写诗过程中出现的对仗“联”句，仍然是律诗的组成部分，实质上还是修辞，而我们今天说的“对联”已经是独立表达思想的文体了。 楹联起源“唐代说”的错判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谭蝉雪，引“敦煌遗书斯坦因0610卷”里抄于唐开元十一年（723年）的句子，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春联，提出了楹联起源“唐代说”。下面就是敦煌遗书里的句子： 岁日： 三阳始布，四秩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 三阳□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 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百殃。 宝鸡能僻邪，瑞燕解呈祥。 立春□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 三阳始布，四猛初开。 □□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书门左右，吾傥康哉。
此专家认为：上面这些联句记录了岁日、立春日所写的十二副春联，其中“书门左右，吾傥康哉”表明这是书写桃符（即春联）的稿本。 我认为，这些句子的确是书写在桃符上的祝祷稿本，但不是楹联形式的文字。从每篇句脚押韵可以看出是四言和五言韵文，也可以说它是一种诗，显然不能把其中的对偶句一一分割出来认作是春联。最后一篇可以明确看出是古代最常用的四言祝祷韵文，“书门左右，吾傥康哉”两句没用对偶，正是此韵文的结句。
此敦煌遗书恰恰证明，唐代前期还没有春联出现，过年还有用对偶韵文来祈福辟邪。 唐代铜镜上的四言铭文 再看一面唐代铜镜上的有韵对偶铭文（隋代就已经有了），你能说这也是四副对联吗：
灵山孕宝，神使观炉。 形圆晓月，光清夜珠。 玉台稀世，红妆应图。 千娇集影，百福来扶。  唐人也许是不屑于创造结构太简单的文体 唐朝人喜欢做律诗，还常玩一种每人接一联偶句的“偶联句”，似乎还没有想起来把他们最强项的对偶句当成一种诗体来做，紧接着，他们就去开创一种叫作“词”的新诗体了，与楹联擦肩而过。
当然，如果将来偶然发现晚唐的出土文物上有一联对偶出现，那也很正常，因为唐代具备了将对偶做成独立文体的条件，但也只能是不自觉的初级阶段。也许，大唐文人始终都把对句看作是律诗和赋文的重要零部件，不屑于把两句文字单独做成新产品。他们没有想到千年之后，会有人写出洋洋数百字长联，结构一点也不比诗词简单，比如清代孙髯翁的《昆明大观楼长联》。 【 五代十国——那一次悲哀的桃符题词 】 作诗两句，写桃符上，竟然成为谶语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进入五代十国混乱时期。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开始统一天下。五年后灭掉了四川的后蜀国。 北宋前期的著名翰林学士杨亿，三次提及预兆后蜀灭亡的“桃符题词”（见《杨文公谈苑》）： 其一是：后蜀宫廷除夕日在门上挂桃符，桃符上还写“元亨利贞”四字。而太子在自己府第的桃符上却写了“天垂余庆，地接长春”。第二年蜀国被灭，北宋朝廷派吕余庆来到成都做知府。 杨亿说，后蜀太子题写在桃符上的八个字，是灭亡之兆。八个字的意思可以理解成：蜀国将灭亡，上天要派吕余庆来管理蜀国；疆土会并入大宋，要与宋朝臣民共庆赵皇帝生日（长春节）。
其二是：后蜀国主孟昶在除夕命学士辛寅逊“作诗两句，写桃符上。寅逊题曰：‘新年纳余庆，佳节契长春。’”第二年蜀亡国。
其三是：“孟昶学士辛寅逊题桃符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是也。”
后蜀太子题桃符的四言偶句和学士辛寅逊题的五言偶句，在宋元的其他书籍中也有相似的记载，都是以此说明谶语的应验，并没有说他们题写在桃符上的是春联。 纪晓岚就此提出楹联起源“五代说” 清代纪晓岚最先提出：“门联唐末已有之，蜀辛寅逊为孟昶题桃符‘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二语是也”（《阅微草堂笔记》）。——这就是著名的楹联起源“五代说”。 古人认为鬼怕桃木，很早就用桃木板钉在门左右驱鬼辟邪，到了唐代，“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所畏。”桃符上或画门神，或写门神名字，肯定也请道士画上“符”，桃木板就称作桃符了。也有在桃符上写几句祈福禳灾的诗，前面说的敦煌遗书文句即是。
我认为，所谓“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桃符题词，在当时不过是“作诗两句，写桃符上”，并没有看成是在使用一种新的文体。 体裁形式确立要具有历史稳定性 人是直立行走的动物，当一只古猿站立走了几步，并不能表示它已经是人类，它只是一时兴起玩杂耍，哪怕它不时地站立走几步，也还不能定义为直立行走，必须是完全站立行走，不再趴下。
“稳定性”是一种体裁确立的必要条件，所以说，“第一副楹联”其实就像是古猿偶尔站立起来玩了一次杂耍。只有成熟并独立使用的楹联，与其他属对有明显的功能上的区别，被社会所接受，才具有真正的体裁意义。
【 两宋——楹联从不自觉到自觉 】
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一种新体裁的出现
后蜀那副萌芽态春联出现的时间，也即是北宋初年。我以为，客观上可以算作产生了楹联，但当时人主观上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体裁之雏形，所以，宋人花了不少时间在消化这种独立使用来表达思想情感的联句。 桃符题词依然各行其是 北宋《岁时杂记》说：“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为之……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这表明那时桃符题词是用各种文体，并非只用联句。
虽然可以认为，桃符上题联语在北宋已经很平常了，如北宋《墨庄漫录》记，苏东坡在黄州人家戏书一联于桃符：“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但是，北宋人依然没有把它作为一种新体裁而特别在意。王安石《元日》诗里“总把新桃换旧符”，并没有提及春联。 立春日写春帖在宋代很流行，宋词里说“画阁换粘春帖”，但春帖上写的依然是诗词，不是春联。
宋太宗喜欢杨徽之诗里的偶句，选了十联，书于御屏上，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对称张挂的堂联或柱联。
宋徽宗宣和年间的景象 那时，典雅的厅堂里并没有楹联。《宣和遗事》里讲到东京名妓李师师的厅堂：“四壁挂山水翎毛”，并没有提到挂了楹联。 你在著名的《清明上河图》里找到楹联了吗？肯定没有。仔细看看，你能找到街上有一个人在卖字画，他挂在墙上出售的作品也没有对联。（见下图红圈里）
北宋热闹的元宵灯会也没有楹联。《宣和遗事》说，东京皇宫前，要造一座叫作“鳌山”的彩灯山，其中有两条高大的鳌柱，用金龙缠柱，每一个龙口里，点一盏灯。两柱间有大牌“长三丈六尺，阔二丈四尺，金书八个大字，写道：‘宣和彩山，与民同乐。’”重要的年节活动并没有楹联。 玩巧对成了测试文才与机敏的手段
宋代《玉壶清话》载，北宋初，儒生安渐鸿在街上遇到赞宁等几个僧人，安鸿渐指而嘲曰：“郑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队”（郑都官即晚唐诗人郑谷，其有诗云：“爱僧不爱紫衣僧”）。赞宁应声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
南宋《韵语阳秋》说，苏东坡“尝至孙仲益家。仲益年在龆龀，坡曰：‘孺子习何艺？’孙曰：‘学对属。’坡曰：‘试对看。’徐曰：‘衡门稚子璠玙器’。孙应声曰：‘翰苑神仙锦绣肠’。坡抚其背曰：‘真璠玙器也！异日不凡’。”
宋人编对子来帮助记诵古文 《楹联丛话》提到：“纪文达师曰：《左氏传》一书，文繁词缛，学者往往纬以俪语，取便记诵。”如北宋徐晋卿《春秋经传类对赋》就是。里面的句子是这样： 齐桓从善如流。 晋文好学不贰。（昭十三年） 用人于次睢之社，乃独霸之是求。（僖十九年） 请命于降莘之神，其何土之能得。（庄三十二年） 不以人从欲，而以欲从人，宋襄何忧鲜济。（僖十二年） 唯有可献否，亦有否献可，齐景始得为和。（昭二十年）
以每两句一组来看，是“异意属对”，是对子的一种，但因为是连续150联放在一起，宋人叫作“对赋”。 王安石创制一种“集句诗”
沈括《梦溪笔谈》说：“荆公始为集句诗，多者至百韵，皆集合前人之句，语意对偶，往往亲切，过于本诗。”这种每两句对偶的集古人诗句的“集句诗”，能长至百联。
“对联”一词还不是指楹联
“对联”一词在宋代还没有作为楹联的专称。南宋《韵语阳秋》把律诗里的对偶联叫作“对联”。 北宋——楹联不自觉地出现
除了上面说的春联，记载中，北宋人也不乏其他楹联创作。
南宋《韵语阳秋》记：“苏易简在翰林，一日，上（宋太宗）召对赐酒，谓之曰：‘君臣千载遇’。”易简应声曰：“忠孝一生心。”
《东京梦华录》讲百官上寿时：“排定，先有四人裹卷脚袱头、紫衫者，擎一彩殿子，内金贴子牌，擂鼓而进，谓之“队名牌”，上有一联，谓如‘九韶翔彩凤，八佾舞青鸾’之句。”这就能算楹联了。
在巧对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创作出带有思想情感的楹联，已经是必然。 南宋——楹联的自觉时期 南宋是又一个国家分裂时期，使人联想起出现桃符谶语的五代十国。
楹联被社会完全认可，且稳定使用，是在南宋。楹联的自觉时期到来了。 距北宋宣和灯会已经百年的南宋灯会上，才见到灯门联。《隐居通议》载： “贾似道镇维扬日，上元张灯，客有摘古句作灯门联者，曰：‘天下三分明月夜；扬州十里小红楼。’” 《楹联丛话》说：“南宋时楹帖盛行，虽大贤亦复措意于此矣。”其书作者梁章钜举出世传和《朱子全集》附载的多副楹联，如： 日月两轮天地眼； 诗书万卷圣贤心。 师师庶僚，居安宅而立正位； 济济多士，由义路而入礼门。
【 楹联在明代普及，在清代鼎盛 】 “对联”作为新文体的专称，出现在明代著作里。 明《万历野获编》云： “江陵（指张居正）盛时，有送对联谄之者云：‘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高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江陵公欣然悬于家之厅事。” “今上大婚以后，留意文史篇什，遇元旦、端阳、冬至，必命词臣进对联及诗词之属”。 明代《西游记》第二十三回说： “原来有向南的三间大厅，帘栊高控。屏门上，挂一轴寿山福海的横披画；两边金漆柱上，贴着一幅大红纸的春联，上写着：‘丝飘弱柳平桥晚，雪点香梅小院春。’” 至于清代，还是看《楹联丛话》作者梁章钜的自信： “我朝圣学相嬗，念典日新，凡殿廷庙宇之间，各有御联悬挂。恭值翠华临莅，辄荷宸题；宠赐臣工，屡承吉语。天章稠叠，不啻云烂星敶。海内翕然向风，亦莫不缉颂剬诗，和声鸣盛。楹联之制，殆无有美富于此时者。” 明清时期的楹联状况人所共知，因篇幅关系，就不再细述了。可见，楹联是慢慢发展演变而来的，其过程正好就是“修辞对偶 → 文娱巧对 → 诗体楹联”，如果用一个“第一副楹联”来界定楹联的起源，就如同说楹联是一夜之间突然从石头缝里蹦出来那样可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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