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中国史：从全球角度看中国古代史

世界上再很难找到一块与中国之地理环境一模一样的区块。首先中国所处之地的四面八方被高山、戈壁和海洋团团围住，是一块相对封闭的区域。二来中国境内的两条大河几乎贯穿国境全境，尤其是黄河，给中国带来了几乎是世界上最便于耕种的坮塬——黄土高原。三是这块较封闭的区域面积足够大，平原足够广。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的。

人们认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六个农业原产地分别是两河流域、恒河中下游、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中美洲墨西哥地区、美国东部和长江黄河流域。两河文明起源最早，但是两河流域由于长期的耕作，造成巨大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使得文明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两河流域是个不设防的地区，刚好又处在东西方交汇的中间地区，历史上经历了太多的战争与征服，到今天都是如此。恒河中下游有可能是水稻的发源地之一，这块地域很肥沃，但是面积太小，无法支撑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共同体。南美洲、中美洲和北美洲是粮食种类最多样的地区，这个地区给今天的人类社会提供了大量农作物种类，例如玉米、马铃薯和红薯，但是像玉米这种农作物的驯化时间较长，所以美洲出现农业是时间是六个地区中最晚的，而且这片区域缺乏可以驯养的食草动物，所以没能产生畜力，乘骑动物以及轮子。加之美洲隔绝于欧亚大陆之外，也没有新技术传入的途径，所以也就最落后。

中国文明不是世界上最早的，但却是发展最快的，后发而先至。中国本土的农作物主要是黄河流域的黍和长江流域的稻米，但是黍的产量是比较低的，远不如小麦和大麦所提供的卡路里，而小麦则出自两河流域，那么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量种植小麦的呢？中国地区虽然较为封闭，却也不是完全封闭，外部的文化和技术是可以通过商路传入的，于是大致在中国的夏朝，青铜、小麦和牛羊传入了中国，这也推动了中国早期王朝的出现。其实我们认为历史悠久的很多东西都是舶来品。例如考古显示古代中国的“战车”是横空出现的，这与中亚考古学上战车发展演变的出土证据形成鲜明的对比。与战车同时传入的还有马。这些都是中国太古时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那么这些新技术与中国的地域特点相互作用下，带给了中国文明什么呢？或者说什么才是中国文明不同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特点呢？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血缘家族，一个是祖先崇拜。事实上这两点几乎是所有文明原初文化的共同特征，但是在文明的发展中，为了适应客观环境，文化的特征自然而然的发生了变化。以古希腊为例，古希腊神话中“弑父”是一种常见的主题，最初的创世神来自于弑父，第二代泰坦众神来自于弑父，奥林匹亚山的众神也来自于弑父，这种弑父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代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希腊人为什么热衷于弑父呢？在任何古代文化中，父权都是人类最初需要面对的威权。但是希腊半岛的地理环境却不适合农耕，它大部分可以耕种的土地更适合葡萄和橄榄等经济作物，于是，粮食问题就需要依靠贸易来解决。希腊是个半岛，它的贸易活动与航海就脱不开干系，于是航海和远途贸易在希腊人的生活中就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这两者都需要对未知的探索，瞬息万变的大海仅靠经验是不够的，还需要体力，于是青年人就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我们从古希腊雕塑中就能发现，希腊人崇尚健美的裸体。既然经验不是最主要的，那么父权自然就失去了权威。既然需要不同家庭的年轻上同一条船起帆远洋，那么血缘就失去了作用。于是，希腊人就发展出对神的崇拜，用神将城邦和民族结成共同体。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有类似的问题，其证据和古希腊人一样，就是兴建于各处的神庙。

但中国不是这样，中国从产生农业的那天起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特点是“安土重迁”，“日升而作，日落而息”，即非常规律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进行着相同的生产活动。这个特点意味着，一个是未来可控与可预期——只要按时播种、照料和收割，就能得到相应的收获。再来是经验非常重要——因为农耕与节气时间有着根本性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看天吃饭”。农耕文化与中国地区的地理特点相结合还产生一个特点，那就是自给自足，所以中国人自古的着眼点都是对内，而非对外。这两个特点使得中国文明兴起的不是神庙，而是宗祠。所以中国人说：“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中国人祀的不是神明，而是祖先，中国古代宫殿中太庙一直建在皇宫的旁边，中国南方村落中的宗祠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建筑和集体活动场所。所以在西方变成用神来凝聚集体的时候，中国古代用血缘和祖先凝聚集体的方式却在不断的强化。

大约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周王朝建立。周王朝以血缘为纽带，分封周氏王族，建立了一个“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地缘格局，这就是西周的分封制。同时，周王朝还建立了完善的礼仪制度和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嫡长制的，层层分封的金字塔结构。整个周王朝中，周王为最大宗，其下各诸侯之长为小宗，诸侯之下的家臣在其封地为再小宗，家臣的家臣再分封出宗主。这种长子为大的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宗法制度下，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则依靠礼仪制度进行区分。例如身为嫡长子的宗君才能够主持祭祀，其他人即使再富贵也必须对宗君持臣下礼节。中国人的这种血缘宗族文化在周朝达到顶峰，这种文化也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贵族文化。而周礼也成为后世儒家文化取之不竭的文化渊源。举一个例子，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不人道的活动，但是在周礼的制度中，周朝的战争更像是绅士之间的决斗，“不重伤”即不攻击伤员，“不擒二毛”即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即对方没有列好队伍就不进攻，“不杀黄口”即不杀少年人，等等一系列的战争礼节今天看来颇不可思议。《春秋》和《左传》中记载的一些战争场面，看起来简直像小孩子过家家。例如晋国和楚国的战争中，晋国将军前后三次遇到楚王都脱下头盔，趋避一边，以示恭敬。晋国落败逃跑，许多战车陷入泥里，楚国士兵不是乘机掩杀，反而上前教晋军如何将战车开出泥坑里，晋军士兵还跟楚军开玩笑：还是你们逃跑有经验啊。

这种情况到了战国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的规模变大了，更加惨烈了，更加重要的是，战争的目的发生了重大变化，春秋的战争是为了输赢，战国的战争是为了夺取资源，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与国之间的缓冲不存在了，人口增长导致的资源压力越来越大，国家之间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关系，于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出现。，各国增强国力，提高军力成为首要目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先秦百家中的法家脱颖而出。

法家唯一的目标是“富国强兵”，为此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而战国变法最成功的是商鞅。法家学说，高效而残忍，精于计算而缺乏人性，敢为人先而不择手段。《商鞅书》主张“弱民”“强君”“重赏”“严刑”“以奸治民”。韩非子是个坚定的性恶论者，他曾告诫君主不能相信任何人，连老婆孩子都是成天算计君主的，活脱脱一个中国战国版本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商鞅变法把秦国变成了一个为战争提供粮草资源的农场，也把秦国变成了一个大军营。这种高度极端化的政策正是法家的理想，而在当时恰好秦国是战国七雄中的“蛮夷之邦”，所以法家的思想在秦国也就贯彻的最为彻底，这种反人道的政策换得秦国强大的战争能力，于是西部边陲的这个小国最终统一了天下。

大一统的秦朝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周朝时“家大于国”“父大于君”的原则打了个颠倒。宗族氏族变成了“编户齐民”。宗主分级负责的分封制变成了皇权直插到底的郡县制。熟人亲戚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固化的阶级社会变成了流动的官僚任免。秦朝给后世留下了这笔统治后来两千年中国的政治资源之后，二世而亡，只存在了15年。但是随后而起的汉朝则继承和改革了这套“秦政”。法家文化像只绞肉机，在高效的同时几乎使所有人都输了。百姓苦不堪言，输了。秦朝国祚只15年，输了。秦王子孙被尽灭，输了。各地官吏被充满仇恨的百姓虐杀殆尽，输了。法家人物几乎没有一个好下场，也输了。所以汉朝皇帝明显发现，法家的这套制度虽然好用，但是有重大缺陷。于是，从汉武帝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启了中国历史延续千年的“外儒内法”。但是，应该指明的是，董仲舒的儒家并不是原初的儒家，而是对儒学进行了一番改造——将孔孟之道与法家思想嫁接在一起，例如“三纲五常”，这其实是韩非子的思想。之后，这套刚柔并济，儒法一体的思想大获成功，两汉享国405年，远远超过秦朝。

世界史在论中国时经常将秦汉并列，称为秦汉帝国。其中一个原因是，几乎在同时代，西方也诞生了一个大帝国，那就是罗马帝国。这两个帝国虽然几乎完全没有来往交集，但是在享国时间、人口、疆域等方面都差不多，所以经常人拿来相提并论，尤其是这一东一西两个帝国的结果去有着天壤之别。在中国接续东汉的是著名的三国，然后一路曹魏、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中国分裂了300多年，紧接着却是隋唐时期大统一。而罗马帝国则分裂成了一个个日耳曼国家，到6世纪中叶，日耳曼人中的法兰克人建立的法兰克王国，似乎有望再次统一欧洲。但是公元843年，法兰克的查理曼大帝去世，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分别成为后来德国、法国、意大利的雏形，从此欧洲再没能出现一个统一的大帝国。

为什么欧洲没有像中国一样统一呢？首先欧洲本身就缺乏统一的文化认同，罗马帝国更像是一个个宣誓像最高权力机构效忠的自治地区的联合体，没有共同的文化作为底色，一旦分裂，民间缺乏统一的共同愿望。二是地理方面的原因，欧洲多山，河流遍布，将整个地域分成不同的地理单元。三是罗马帝国因日耳曼人入侵而灭亡，日耳曼人建立了一个个蛮族国家，这些林立的小国发展出了不同的文化，例如语言就类似于方言的演变一样，越来越不同，加之当时的欧洲早已经开始使用表音的字母文字，所以文化上进一步消散了内聚力。反观中国，一则人们普遍认同，只有统一才能带来和平，二则强大的共同文化形成的共同体的内生动力，使得中国总是在分裂以后还能够统一。

那么，到底是郡县制好呢？还是小国林立好呢？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也是众说纷纭。大致500年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使得中国人普遍希望统一，这是历史经验使然。中国人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中国，统一从来就是一件造福民族的大功绩。但是在古代中国，专制皇权下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因为大一统的皇朝历来就是皇帝以一人敌天下，所以往往皇权兴则百姓兴，皇权乱则百姓苦，难以有第二种选择。所以从秦开始，中国就始终在一治一乱中循环，这种频繁的改朝换代在世界史上唯有中国一家。

一个是地方政府的设置。古代技术手段落后，国家治理不便，行政区块划分的太小，地方政府就无力应付灾变暴乱，划分的太大则成尾大不掉。汉朝最多时划分了100多个郡，黄巾起义时为了镇压，东汉政府被迫将全国划分为13个州，由州牧集军、财、人大权于一身，等到镇压完黄巾起义，这13个州也就演变成了军阀割据。唐代最初划分了300多个州，但实在不便于管理就有在州之上设置了40个“道”，只不过这个道并不是一级政府，而是巡视单位。可安史之乱一爆发，朝廷为了应对只好将道变成了拥有实际权力的地方政府，叫做“方镇”，最后唐亡于“繁镇割据”。宋朝分权分的非常极致，造成终宋一代，对外御敌的能力都相当孱弱。同样的故事在明清两代也同样上演过。

这种频繁的治乱循环给中国人造成很大痛苦，其中一个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起大落。《汉书》记载最鼎盛时人口近6000万，而到了三国时人口剩了700多万。隋朝人口高峰时时4600多万，而到了唐初只剩下1000万左右。开元盛世时人口数字是4844万，然而经过安史之乱降为1692万。《中国人口史》研究认为的中国历史人口数字起落大致如下：秦朝接近4000万，汉初降为1500万至1800万；西汉末年6000万，东汉初年降为3000万；东汉后期升至6000万，三国时降为2300万；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最低点只有500多万；隋朝大业五年6000万，唐初2500万；宋、金、西夏、大理等加起来人口1.4亿，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降为7500万；明初人口不到6000万，17世纪突破2亿，到清初降为1.2亿；道光三十年创造了4.3亿的高峰，经过太平天国又损失了1亿。反观欧洲，人口基本上没有大起大落的情况，最大的落差有两个，一个是公元600年罗马帝国衰败和灭亡导致的人口落差，第二个是公元1400年左右的黑死病导致的人口下降。但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剧变基本都是因为农民起义导致的改朝换代的战乱。

那么古代中国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次的农民起义呢？关于中国古代的王朝兴废历来有很多解释。有皇帝能力一代不如一代之说。有说是气候的原因。有认为是周期性的土地兼并的原因。但是近些年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这些说法都逐一被推翻或者质疑。例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中国近代通史》就认为，在清朝“土地兼并”和“土地分散”是同时发生的，整个清代土地集中程度区别不大，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趋势并不存在。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频繁的农民起义呢？很简单——“官逼民反”。郡县制的古代专制皇权汲取民间气力的能力之大几乎没有限制，汲取一旦失控，民间无以为继，必然出现流民，进而发生起义。这种汲取失控会到什么地步呢？大量出现流民的王朝，除了天灾外，都是由于农民发现守着自己的田地耕种那就死定了，相反放弃田地流亡也许还可能有条活路，可想而知到什么程度。那么皇权为什么不懂得节制呢？无他，只是因为钱越来越不够花。

一是官僚系统膨胀，需要供养的官吏越来越多。每个朝代之初治理起来都相对简单，但是随着经济总量增加，人口增加，治理难度越来越大，官僚系统也就跟着无限膨胀。更可怕的是，随着官僚系统的扩张，腐败加剧，甚至无孔不入。导致一方面百姓负担一天比一天大，另一方面朝廷却无钱可用。二是既得利益群体造成的负担，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子孙们，明末财政需要供养的皇族人数超过100万人。山西河南等省份全省的财政收入不够供养居住在本省的皇族。三是皇帝不顾民间承受能力，动不动就“雄才大略”。例如汉武帝一辈子花钱随心所欲，差点把西汉断送在自己手里，好在他悬崖勒马。四是隐形赋税。古代中国官方公布的税率往往并不是农民实际负担的赋税，这其中门道很多。例如明代税率很低，但是明代赋税是实物征收的，官府要求农民自己把粮食交给官仓，山西每年运往大同的税粮“率六七石而致一石”，交一石粮食运费要花去六七石。再例如以办公费的名义在规定税率之外增加征收，而这又是个良心账。更不用说无所不在的交税过程中的索贿受贿。

反观同时代的欧洲，那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是一千年的中世纪——曾经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这一千年里经济大踏步倒退——商业活动消失倒退回自给自足的庄园式经济。文化大踏步倒退——后来欧洲人借助阿拉伯人的记载才知道欧洲曾经有个辉煌的古希腊文明。文明大踏步倒退——像是罗马这种曾经的国际大都市都衰落了。但是这个“黑暗的中世纪”却改变了欧洲。罗马帝国是个奴隶制国家，四处征战的罗马将军总是能带回足够的奴隶，但是罗马帝国奔溃了，奴隶制也瓦解了，对任何一个庄园来说，劳力都变成了必须要争取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庄园主们就有了革新技术的动力，同时也有了大规模使用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水力和风力的各种工具。随着新技术的革新和使用，欧洲农业的生产力不断攀升，到了11世纪，城市开始兴起，富足物质使人们开始不顾天主教的禁令而追求俗世的乐趣，到了14世纪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口号的反抗天主教文化的主张出现了。传统认为中国一直在工业革命之前都领先于欧洲，不过近来国内学者研究认为，1300年左右，欧洲的部分地区，例如意大利已经领先于中国——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

技术进步，使经济发展，然后物资大量剩余，商业再次复兴，国王尝到了商业税的好处，所以大力鼓励商业，商业的蓬勃发展，城镇又再一次形成。于是在中世纪的后期，欧洲出现了三个上层阶级，一是国王，二是贵族庄园主，三是城市商人。庄园生活是自给自足式的，那么贵族衣食无忧，却没有钱用，尤其是需要购买武器和奢侈品的时候，而城市商人则希望脱离贵族的束缚，于是城市居民联合起来，付给贵族一笔钱，从贵族手中得到城市若干年的自治权，这种做法是欧洲所特有的，从12世纪的佛罗伦萨开始，欧洲的自治城市越来越多。到了后来这些自由自治城市甚至能够联合起来挑战国王的权威，例如意大利的伦巴第联盟、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组成的汉萨同盟。

国王们发现，他们可以与城市商人联合起来，通过向商人借贷购买军火武器，再加上从15世纪中期开始，热兵器取代了冷兵器，贵族的庄园和城堡在大炮面前再也不可能固若金汤。于是城市商人资助了国王，国王作为回报废除了地方贵族政权的各种苛捐杂税、道路关卡，统一全国法律、度量衡，于是这也就意味着欧洲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开始出现了。这个过程中，由于欧洲分裂的状态，所以他们出现了四种国家形式：西班牙的极端专制、法国的集权专制、英国的君主立宪和荷兰的松散的联邦。经过长期竞争，最后英国方式获得优势，并且决定了今天世界的面貌。

再后来，东西方世界相遇了，曾经较为封闭的地区，因为欧洲人的科学技术，而不再封闭，曾经的天险不再是天险，于是古老的东方就直接面对着欧洲人的挑战。更加可怕的是，东方王朝对世界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自己多么的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两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让大清朝廷丢尽了脸面，输的彻彻底底。有人似乎认为清廷只是输在军事上，似乎如果我们有和英军一样的装备就未必输。也有人认为，虽然技术不行，但中国可以拖住英国人打持久战。但这两种看法从财政角度来看都是说不通的，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共计支出3000万两白银，而英国人的支出换算成白银则是1263万两。也就是说，英国人千里迢迢，劳师远征，中国以逸待劳，占尽地利，结果中国的军费比英国的多得多，可见英国人不仅仅赢在武器装备上。那么在换个角度来看，1840年大清的全年财政收入是3904万两白银，同年英国的财政收入是15540万两。也就是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军费占大清全年收入的70%以上，而对于英国来说，这场战争的成本不过是它年收入的8%。由此可见，若是真的打持久战，消耗不起的是大清王朝。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仗根本没法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