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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刘歆文献整理意义的争论与反思 龙文玲 摘要：刘向、刘歆领衔的文献整理活动涉及中国早期文本定型的问题，近年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反思，存在四种不同看法。经考察，这次图书整理持续时间长，集合了当时众多学有专长的学者；虽然受时代政治与整理者本身因素的影响，刘向等人在整理文献时不免有所选择，但整体而言，其整理方法得当，态度严谨，使六略图籍获得定本，对中华文化的建构与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客观理性地认识汉代人整理出的文献典籍与出土的早期文献的价值，对守正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刘向父子；文献整理；反思 随着上世纪以来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学术界发现，出土文献中的早期文本与传世文本在文字、篇章结构上存在大量差异，由此思考早期文献的传播与定型的问题。而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八月至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开展的由刘向、刘歆父子领衔的文献整理活动，由于涉及中国早期文本的定型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由于这关涉中华文化的建构与传承的问题，故撰此文，以抛砖引玉。 壹 近年学界关于刘向刘歆文献整理意义的讨论 关于以刘向、刘歆为代表的汉代人文献整理的意义的讨论，主要有四种不同观点。 1.以熊铁基为代表，认为刘向等汉代人通过校书对先秦典籍作了全面改造，但其改造没有脱离先秦典籍的基础。他指出：先秦时期的典籍“以口耳相传为主”，“先秦典籍的形成本身就是动态的”，“刘向等人有组织、有计划的校书，是对先秦典籍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改造”，“必然打上汉人的时代烙印，也就是打上汉人的思想烙印”，“汉代的先秦典籍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先秦的基础，但又确实有很大变化，而且不断变化”[1]，重要证据是：“几乎所有的出土文献，在文字、语句方面都比汉人整理过后的《诗》、《书》更难读难懂。”[2]在《刘向校书详析》一文中，他还指出：“在书写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书籍大多是单篇流传的，很少有如后世完整的某一部书存在。而刘向等人的工作，倒是做了‘整部’书的工作。”[3]唐国军认可熊铁基观点，并分析了汉代学者改造先秦典籍的目的和原则：“两汉儒者对先秦典籍的改造以为政治服务为目的”，“为达成目的，汉代经典改造遵循了选择性的原则、创造性阐释原则和整合性原则”[4]。美国学者艾兰也关注到出土文献显现的早期文献单篇或单章传播的情况，提出现在所见文献“当初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创作，而是被后人收集、整理的结果”，“应当重新审视中国早期文献的性质和发展脉络”[5]。 2.以美国学者柯马丁为代表，根据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的差异性，认为传世的早期文献都经过了刘向等学者的评估、整理与改写。柯马丁认为：中国“早期的许多文本本身就是通过各种注疏活动而得以建构的”，持续新出土的丰富材料的面世为早期文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窗口，“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剥离了层层注疏后的早期文本：我们看到的是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文本。”[6]“我们手中所有传世的早期著作都经过了这一时期文本评估、重新整理、重新改写的过滤。”“那些写作时间早于刘向校书、且存在对应的传世文本的所有出土文献，其内容编次均不同于现存版本。就两者之间能够相互比较的那些差异而言，出土文献比现存文本更有说服力。”[7]这一观点获得国内外部分学者的认可，进而对刘向、刘歆等文献整理活动所获文本的可靠性进行反思。宇文所安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导言》介绍柯马丁所撰写的部分内容时即云：“这些出土文献向我们显示传世文献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上古时代末期在皇家图书馆里工作的档案管理员出于实际工作需要重新建构出来的。”[8] 3.以赵敏俐为代表，认为出土文献证明了中国早期文本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他在《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一文中指出：“以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尚书·盘庚》和《诗经·商颂》为代表的殷商文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由文字记录下来的文学作品，而且是第一批可以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相证明的可靠的文学作品。”[9]由此倡导关注殷商文学史的书写问题。随着讨论的深入，他认为不能轻易质疑汉代人整理的先秦典籍的可靠性：“现存的先秦文献大都是经过汉代人整理才得以流传的”，“汉代人尽最大可能地保存了劫后仅存的先秦古籍，并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它们进行整理与研究”，“对传承于汉代的这些先秦文献的可靠性和巨大价值必须充分肯定”[10]。 4.以徐建委为代表，受以上第1、第2种观点的启发，对刘向、刘歆校书的相关问题进行详细剖析，指出：“经过刘向校书，那些原本开放性的文本被校雠写定为闭合性文本，那些以‘类’的形式存在的流动的篇章变成了一部部固定形态的古书。”[11]由此提出应对周秦汉文献研究中的《汉志》主义进行超越。 此外，这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国内几所知名高校的青年学者举办“读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举办了多场学术研讨会，对中国早期文献问题进行集中讨论，力求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刘跃进师在《有关唐前文献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认为，先唐文献是中国文化之源，是历代文献整理的重点领域，对先唐经典文献的整理有三个重要转折点无法绕过，其一就是两汉之际刘向、刘歆与班固的整理，“不论是谁，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于史料就有不同的取舍，甚至是有意的遮蔽。”“在政治、文化权力介入之后，托古改制，各种文献有可能被遮蔽乃至被篡改的可能性。”提出钞本时代文献研究的基本途径就是“文本细读、文献考订、理论思索，三者并重。”[12] 以上这些不同观点与相关讨论，对思考刘向、刘歆父子领衔的文献整理活动的意义，无疑极具启发作用。四种观点虽然不同，但都聚焦在面对不断出土的早期文献，如何重新认识以刘向父子为代表的汉代人的文献整理活动的意义，以及经过汉代人整理的早期文献的价值上。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确如刘跃进师所说，还是应当回到对刘向父子校书活动相关文献的细读、考订与理论思索上。 貳 刘向、刘歆领衔文献整理活动的人员构成 西汉成哀之际由刘向、刘歆领衔开展的这次文献整理活动，前后时间长达二十一年，耗时长、规模大。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活动主要是在汉成帝诏令下展开的，具有官方扶持的性质。参加这次活动的除刘向父子之外，尚有其他学者。对此，熊铁基于《刘向校书详析》一文中曾据相关文献考察指出，这次活动除刘向、刘歆之外，可考见的参加者尚有刘向另一儿子刘俊（伋？）、任宏、尹咸、李柱国、望、杜参、班斿、房凤、王龚等人[13]。其实，这里还漏掉了《汉书·成帝纪》和《艺文志》里提到的负责到天下访求遗书的陈农。也就是说，成哀之际参加这次活动的学者姓名可考的有十二人。没留下姓名的学者应还有不少。因此，这次文献整理其实是一个群体的工作。而陈农、刘向、刘歆、任宏、尹咸、李柱国六人，乃其中核心人物。 陈农时为谒者，隶属光禄勋，秩比六百石。陈农这类到各地搜集图书的官吏，为这次图书整理活动广罗众本提供了保证。而其搜求来的“遗书”的辨伪任务，则由刘向等整理者来承担。 刘向以光禄大夫之职受诏，作为领衔者主持了这一阶段的图书整理活动，直到绥和元年（前8）去世。光禄大夫隶属光禄勋，秩比二千石。刘歆以黄门郎之职受诏，黄门郎亦隶属光禄勋，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刘向、刘歆父子负责六艺、诸子、诗赋类典籍的整理工作。 任宏，步兵校尉，负责兵书类文献。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马。自司隶至虎贲校尉，秩皆二千石。”[14]步兵校尉是汉武帝时开始设置的负责管理上林苑屯兵的高级将领。另据《汉书·哀帝纪》：“明年（即绥和元年），使执金吾任宏守大鸿胪，持节征定陶王，立为皇太子。”此任宏与校理兵书的任宏当为同一人。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执金吾为西汉掌管京师防务的最高将领。由任宏的任职履历，可推知其为熟悉兵家之学的将领。 尹咸，太史令，负责数术占卜类文献。据《后汉书·百官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15]东汉承西汉官制，故这条记载亦可视为西汉太史令的职掌。太史令主要负责记录天时与星历的运行与变化，并负责上奏年历，这些工作在汉代属于数术范畴。尹咸必当熟悉数术，才能胜任太史令之职，并承担起这类文献的整理工作。此外，他还通晓儒学。这缘于其家学传统。尹咸父亲尹更始为宣元时期的重要儒臣。《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云：“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16]将尹更始列于宣帝朝以儒术进用的名臣中，与萧望之等名儒并列，足见其儒学成就之高。尹更始为博通之儒，曾以《穀梁》议郎的身份与刘向一起讲论石渠阁，参加了元帝朝郊庙制度改革的讨论。《汉书·儒林传》还记载了尹更始的儒学师承与活动情况：尹更始为《穀梁》学者蔡千秋的弟子，石渠阁会议后，“尹更始为谏大夫、长乐户将。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咸及翟方进、琅邪房凤。” [17]尹更始兼通《穀梁》和《左传》，堪称博学变通之儒。受父亲影响，尹咸亦通《穀梁》与《左传》。《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可知尹咸能治《左传》，并将其学传授给了刘歆。 李柱国，侍医，负责方技医药类文献。据《汉书·张禹传》“侍医视疾，使者临问”颜师古注：“侍医，侍天子之医。”[18]李柱国既为天子医官，必为当时医术高明者。 如此分工，可以说是做到了由专才校专书，应该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保证图书的质量。刘向还负责在每一部书校理完毕后，条理篇目并概括该书主旨，上奏成帝。刘向去世后，刘歆受命于汉哀帝，领衔继续校理图书，基本完成了六略典籍的整理，并在刘向《叙录》《别录》基础上，著《七略》上奏，为后来班固《汉书·艺文志》的编写打下了基础。 另据《汉书·楚元王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参以《汉书·百官公卿表》：“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19]可知尹咸在校书过程中职务升迁为秩千石的丞相史，还与刘歆一起校过《左传》的经传文字。刘歆也曾与望校对列于《数术略》“形法”类的《山海经》。说明他们虽然是分工负责，但在具体校某一部书之时，并没有严格界限。 其余的六人，刘伋，为刘向长子，《汉书·楚元王传》载其好学，“以《易》教授”[20]。房凤，《汉书·儒林传》载其“光禄大夫，迁五官中郎将”，之后与刘歆共校书。由王根举荐他“明经通达”，可知也是一位博学者。其所明之经，主要是《穀梁》与《左传》。其《左传》为尹更始传授，与尹咸有师兄弟之谊。《汉书·儒林传》还说：“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学” [21]，尹即尹更始，房，即房凤。由尹更始将《左传》“传子咸及翟方进、琅邪房凤”的记载看，房凤的《穀梁》学也可能源自尹更始。王龚，时任光禄勋，为汉宣帝王皇后的外亲。杜参为博士弟子，时任长社尉。协助刘歆校《山海经》的望，为待诏太常臣，其姓不可考。班斿，为班婕妤兄弟，班固伯叔祖，以谏大夫之职参加了校书活动。班斿博学，深得成帝器重，因此获赐这次校书所获图书的副本，为日后班氏这一文化家族的兴起提供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参加成哀之际文献整理的人员中，大多出自光禄勋属下的郎官系统，如陈农、刘向、刘歆、房凤、王龚、班斿。皇帝近侍官的身份，使他们不可避免地依附皇权，在搜集、整理图书时，必然会考虑到以汉成帝为首的西汉最高统治者对文化建设的要求。因此，其校书的成果，也不可避免被打上汉代的时代烙印和思想烙印。但问题是，他们是否会因此对先秦典籍作“全面改造”，使原来的典籍遭到有选择的篡改遮蔽，使其整理成果变得不可靠了呢？这就需要细致分辨。 叁 刘向、刘歆领衔整理文献的主客观因素 刘向、刘歆领衔校书，有其自身学养与人生经历的内在因素，更有其所处时代提供的契机。其校书成果是否会有选择地篡改遮蔽，程度如何，亦取决于此。 就客观因素而论，汉成帝之前的图书搜集、收藏、管理和校勘，为刘向等人的文献整理活动提供了文献版本和校勘方法的基础；汉末国家图籍散乱，面临散亡威胁，也为这次文献整理活动提供了机遇。而汉成帝本人的文化素养及其对图书搜集整理工作的重视，乃是这次文献整理活动开展并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汉成帝为太子期间，曾师从鲁诗学者韦玄成、《公羊传》学者严彭祖、《尚书》学者郑宽中、齐诗学者匡衡，培养了深厚的经学素养。《汉书·成帝纪赞》称其“博览古今，容受直辞”[22]，《汉书·楚元王传》赞其“精于《诗》《书》，观古文”[23]，说明他不仅阅读面广，而且能容忍不同意见。这一重要素养，使他对他领导下的文献整理活动没有排他性，也使刘向等人的整理活动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当时收藏的各种典籍。 汉成帝对文献整理的态度，还可从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进行了解：“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24]据此可知，汉成帝重视到当时国家图籍“学残文缺，稍离其真”的问题。这一态度，无疑会影响到刘向、刘歆等人的校书工作，那就是：要将残缺失真的文本通过校勘补缀，接近其真。“真”的本身，就有恢复原貌的涵义。刘歆、房凤、王龚等人，就是通过校勘活动发现了古文《尚书》《左传》等古文书写的文本具有补缀当时今文《尚书》和公羊、穀梁《春秋》文本的价值，从而移书太常博士，期望打破经学壁垒，立古文经学，以弥补“学残文缺，稍离其真”的遗憾[25]。由此可见，汉成帝对文献整理的态度的确对刘向、刘歆等人的工作有影响，但并未导向篡改、遮蔽，而是导向补学求真。从这点上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就刘向父子主观因素而论，他们都博通经史，但仕途偃蹇，受诏整理图籍成为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整理者主观因素是否会造成其文献整理的失真，也需细致考量。 刘向父子博通经史，与其深厚的家庭文化传统紧密相关。他们为刘邦少弟楚元王刘交之后。刘交曾与穆生、白生、鲁诗大师申公一起向浮丘伯学《诗》，并为《诗》作传，号称《元王诗》。刘交礼敬申公，其子亦皆读《诗》，并以诗书传家。刘向祖父刘辟强，《汉书·楚元王传》称其“亦好读《诗》，能属文”；刘向父亲刘德学识博通，曾修习黄老术，被汉武帝称为“千里驹”[26]。成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刘向、刘歆从小就获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积累了渊博的学识。这正是刘向父子得以领衔校书的重要条件。王充《论衡·本性篇》云：“自孟子以下至刘子政，鸿儒博生，闻见多矣。”[27]《超奇篇》又云：“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踰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28]将刘向视为“超而又超者”的“鸿儒”，足见王充对刘向才学与识见的敬佩。 仕途偃蹇，促使刘向父子把校书活动当作实现理想抱负的另一种方式。刘向在宣、元时期曾三次入狱，被废退十余年。仕途重挫，促使其对当时政治环境认真审视。他曾因好友张猛被石显等迫害自杀，“著《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29]，尽管这几篇作品已亡佚，但由篇题不难窥见刘向对谗邪当道、刘氏政权倾危局势的认识与思考。而好“依兴古事”这一著文方式，则为刘向日后接受诏令整理图籍打下了思想情感基础。汉成帝时期，王氏外戚专权，刘向多次上封事，并作《洪范五行传论》进行讽喻，但并未奏效。不独他本人因此遭到排挤，“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年七十二卒”[30]，其子刘歆仕途亦被王氏所阻。《汉书·元后传》即载，成帝欲以刘歆为中常侍，给他一个侍奉左右的虚衔，却被王凤及其爪牙阻止。在仕途偃蹇困顿的情况下，刘向借受诏整理文献之机，寄情典籍阅读、校勘、撰著，进而思考天人关系。而刘歆仕途受阻，则促使他有更多时间沉潜于经典阅读之中。据《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刘向因“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于是“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采传记行事”，编成《列女传》《新序》《说苑》上奏，寄托讽戒之意[31]。参以《汉书·艺文志》：“刘向所序六十七篇。”班固自注：“《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32]则刘向编辑的这类文献，会因其讽戒目的而有所选择、有所遮蔽。别的整理者，恐怕也会有类似情况。但是，选择、遮蔽并不意味着主观篡改。这是在思考这类文献文本的价值时应该给予注意的。 肆 刘向、刘歆等文献整理的意义及其反思 在西汉成、哀二帝支持下，刘向、刘歆父子领衔的这次文献整理活动集合众多学有专长的学者共同参与，整理出六略典籍。这些典籍至今成为我们了解、研究中国早期文化的重要依据。而现在，当我们用马王堆汉墓帛书、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安大简等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对读的时候，的确会发现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由此需要对以刘向父子为代表的汉代人的文献整理的意义进行反思。 首先，刘向父子校书前，中国早期经典文献究竟是以口传还是固定文本的形式传播？早期文化的口头传播，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并且，文字载录的出现后，口传方式也并未消亡。《汉书·艺文志》即称《诗经》“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33]那么，口传方式存在，是否就意味着早期经典仍都处在一种开放、流动性状态，而没有一个封闭、稳定性的文本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如《国语·楚语》记载申叔时建议士亹用《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来教育楚庄王的太子，既是用这些典籍教授，自当有固定的文本。又如郭店楚简里出现多处《诗》《书》并称之语，说明战国中期前已有《诗》《书》固定文本行世。五经固定文本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的例证，于文献记载中多有，现有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比对出现异文与编排次序不同的现象，不足以推翻这些记载。黄天树《关于商代文字书写与契刻》依据甲骨上的文字、界划线和竖格线指出：“商人的书写工具主要是毛笔；书写材料主要是简册。”[34]这也提醒我们：中国早期文献的文本载录时代应该是比较早的，不宜轻易否定刘向、刘歆等校书时看到的早期经典文献已经是固定的文本形态。 其次，刘向等校书之前，早期经典文献的传播究竟以全书还是以篇或章的形式传播？就刘向今存几篇叙录而论，如《晏子》《战国策》这类典籍，的确存在以篇或章传播的形式。但以篇或章传播的典籍究竟有多少，也需要细致考究。如五经到这时期以篇或章流传的方式可能性就不大。《汉书·昭帝纪》载昭帝始元五年诏举贤良文学，就自称通晓了《孝经》《论语》《尚书》[35]；《宣帝纪》记载霍光将汉宣帝扶上帝位，理由之一就是宣帝学习了《诗》《论语》《孝经》[36]，说明《尚书》《诗经》等经典尽管有不同的传本，但均以整部书的形式流传。 再次，中国早期文献，是否都是经由刘向等汉代文献整理者的文本评估、重新整理、重新改写呢？这就涉及到刘向等人校书所做的三方面的工作问题，需要分别认识。 其一，广罗众本，选定底本进行校勘，使原来异本纷呈、篇章散乱重复，书名不一、讹误众多的书籍得到校正，形成定本传于后世，为中国早期文献的保存与流传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于先秦两汉的书写材料以简牍为主，日积月累，简牍断残、韦编朽烂，势必造成脱简、脱编乃至篇章窜乱。而同一部书，抄手不同、传播渠道不同，会造成文字脱缺讹变，出现不同版本。根据刘向《战国策书录》：“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37]对《战国策》这类错乱相糅莒，排列失序的书籍，刘向先根据国别、时间先后原则重新编排，将难以排序者补在书末，使原本散乱无序的战国策士文献有了定本，具有了可读性。针对这部文献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众多名称的问题，刘向根据其所具有的“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的基本特征，定名为《战国策》。此名不仅更具概括力，而且能使读者避免混淆。这样的整理的确如部分学者所批评，改变了文献原来的样貌，但是，将原本散乱无序的篇章整理成有序，将纷乱的书名定于一名，并不意味着篡改或刻意遮蔽，而是保存这类文献、便于读者阅读、利于中华文化传承的历史必然要求。 面对异本众多的书籍，刘向等主要以中书为底本，以外书为参校本。广罗众本，确定底本与参校本，是刘向等人文献整理的重要基础工作，也是这次校勘获得定本的重要依据。在此不可回避一个问题，即获得定本之后，原本是仍获得保存还是抛弃？就郑玄校勘《论语》《礼记》等经典往往依据刘向等人的整理本为底本，以古文本为参校本而论[38]，这些经典的原本并未被抛弃，而是仍被保存下来。至于原本散佚，乃是历史自然淘汰的结果，而非刘向、刘歆等人利用官方权力有意为之。 对所校文献存在的篇章重复、互有脱缺的问题，刘向等人通过对校，依据“中外皆有以相定”[39]的原则，删除重复者，补缀脱缺者，将《晏子》由原来的中外书三十篇八百三十八章，删定为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此外，对《管子》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40]，对《荀子》“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41]。这些工作，都会改变原初文献的状态，但除复重，也不意味着人为篡改。 面对图籍的文字讹误，刘向等人均在广罗众本基础上一一对校、甄别与勘正，其功可谓甚巨。 经过以上工作，刘向将每一部书的整理过程、主要内容予以概括，写出叙录上奏成帝，获得认可后才缮写保存。《文选》卷二十九张景阳《杂诗》“游思竹素园，寄辞翰墨林”，李善引《风俗通》云：“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42]可见刘向等人是将整理出来的书籍先抄写于竹简，确认无误后才誊写于素绢，以妥善保管。其文献整理的方法态度无疑都极为严谨。 其二，去伪存真，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可靠的文献。 在图书搜集、传播过程中，不免有人出于种种原因伪造图籍，刘向等校书也面临这样的问题，需要用心甄别，去伪存真。《汉书·儒林传》就记载了《尚书》流传过程中出现的伪书《百两篇》情况：“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43]王充《论衡·佚文》也记载，汉成帝读到百篇《尚书》，而这一传本为张霸伪造奏上，于是，“成帝出秘《尚书》以考校之，无一字相应者。成帝下霸于吏，吏当器辜大不谨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灭其经，故百二《尚书》传在民间”[44]。由汉成帝读到百篇《尚书》，张霸因此被征召的记载看，《百两篇》已引起当时《尚书》学界的关注。刘向等用中书本《尚书》与之对校，发现其显系伪造的事实。尽管成帝未灭此书，但经过这次校勘辨伪，《百两篇》的伪书性质已为人所知，避免了《尚书》文本遭窜乱的威胁。 刘向等人不仅对先秦文献的真伪给予甄别，而且对西汉文献的真伪也有勘定。如东方朔为人诙谐多智，深受人们喜爱，以至其死后有好事者取奇言怪语著书，而假托其名。对此，《汉书·东方朔传》载：“朔之文辞，此二篇（指《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最善。其余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45]说明刘向曾对东方朔作品做过辨伪。 刘向等人的这些辨伪实绩，说明他们的文献整理活动是相当严肃认真的，其整理成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应当予以认可与尊重。 其三，对汉代文化思想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根据《汉书·艺文志》，刘向父子领衔的文献整理，得出“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46]，囊括了当时所能看到的皇宫内库和太常、太史等机构以及刘向等私家收藏的图籍，其保存早期文献之功实不可没。 刘向为整理出的图书写出叙录，并将各篇叙录汇集成《别录》；刘歆在刘向基础上完成《七略》的写作。其中，辑略是对各书的总结，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是依据图书内容所作的分类。此二书至元代已亡佚，明清学者就此二书有辑佚，其中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较全。由《汉书·艺文志》每略叙文，可发现刘歆《辑略》对各略每一种著作都做了追本溯源的概括，其本身就是一篇很有分量的学术史论。 刘向、刘歆等人整理出来的六略文献，尽管如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所说：“至于今日现存之书，……若按现存实数计之，则恐不满二千卷。”[47]散佚严重，令人叹惋。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留存下来的文献依然是我们了解先秦至西汉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各方面情况的重要依据。这些文献不独对汉代文化思想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 虽然上世纪以来地不藏宝，深埋地下的早期文献不断被发掘，今后应该还会有新的出土发现，这些出土文献都值得我们重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它们只是那个时代众多抄本中的一种，还需要细致研究，对其真正价值给予理性判断。就目前而论，现有的出土文献只能说是对传世文献的一种补充，还需要运用传世文献来印证它们的价值，并不能从整体上颠覆汉代人整理出的文献文本的可靠性与重要性。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正是刘向、刘歆等汉代人整理的早期文献文本的代代相传，参与了中华文化的建构，而新出土的文献却因深埋地下、散落大漠，形成了历史的缺位。因此，传承经过历史洗磨的中华优秀文化经典，需要对以刘向、刘歆为代表的汉代人的文献整理工作给予客观评价。这对学术研究的守正创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熊铁基：《汉代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光明日报》，2005 年7 月19 日第7版。 [2] 熊铁基：《再谈汉人改造先秦典籍》，《光明日报》，2009 年8月4日第12 版。 [3] 熊铁基：《刘向校书详析》，《史学月刊》，2006 年第7 期，第74页。 [4] 唐国军：《汉代学者对先秦典籍改造的目的及原则》，《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145页。 [5]（美）艾兰：《关于中国早期文献的一个假设》，《光明日报》，2012 年1 月9 日第15 版。 [6]（美）柯马丁：《超越本土主义：早期中国研究的方法与伦理》，《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第112页。 [7]（美）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美）柯马丁执笔：第一章《早期中国文学：开端之西汉》，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91页。下同。 [8]（美）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导言》，第24页。 [9] 赵敏俐：《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第169页。 [10] 赵敏俐：《如何认识先秦文献的汉代传承及其价值》，《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92页。 [11] 徐建委：《周秦汉文学研究中的〈汉志〉主义及其超越》，《文学遗产》，2017年第2期，第16页。 [12] 刘跃进：《有关唐前文献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深圳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115、117、114页。 [13] 熊铁基：《刘向校书详析》，《史学月刊》，2006 年第7 期，第74页。刘俊，见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所收阮孝绪《七录序》：“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歆等雠校篇籍。”考《汉书·楚元王传》，刘向三子，长子刘伋、中子刘赐，少子刘歆。俊，当为“伋”之误。 [14]（东汉）班固：《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37-738页。 [15]（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百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72页。 [16]（东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第2634页。 [17]（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第3618页。 [18]（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一《张禹传》，第3348、3349页。 [19]（东汉）班固：《汉书》卷十九下《百官公卿表下》，第724-725页。 [20]（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66页。 [21]（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第3620页。 [22]（东汉）班固：《汉书》卷十《成帝纪》，第330页。 [23]（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50页。 [24]（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载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第1969-1970页。 [25] 拙文《〈移书让太常博士〉的文学价值和经学意义》（载《上海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有详论，可参看。 [26]（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26、1927页。 [27] 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1页。下同。 [28] 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十三，第607页。 [29]（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48页。 [30]（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50、1966页。 [31]（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57-1958页。 [32]（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27 页。 [33]（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08页。 [34] 黄天树：《关于商代文字书写与契刻的几个问题》，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编：《中国早期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8年11月，第97-115页。下同。 [35]（东汉）班固：《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23页。 [36]（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38页。 [37]（西汉）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刘向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38] 许志刚：《郭店楚简〈缁衣〉与中国早期书写》（收入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编：《中国早期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就此有详论，可参看。 [39] 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刘向叙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40] 黎翔凤：《管子校注·刘向叙录》，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页。 [41]（清）王先谦：《荀子集解·荀卿新书三十二篇（刘向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57页。 [42]（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23页。 [43]（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第3607页。 [44]（东汉）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二十，第862-863页。 [45]（东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第2873页。 [46]（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81页。 [47] 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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