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时刻

她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做政策研究。2017年8月份，由她牵头的新课题“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启动，过去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从专家研讨会、课题框架构建、寻找合作企业、确定调研城市，到之后的企业实地调研，郝景芳全程参与。

2018年1月初，她刚刚完成了浙江当地的实地调研，也是在调研期间完成了三场新书《人之彼岸》的签售活动。北京之外的新书签售活动，她通常会选择在出差间隙顺便完成。

她的袋子里还装着两本近期在读的书：《财政制度变迁与现代经济发展》和《赋税与国运兴衰》。这些书跟她在做的课题有些许关联，不过主要是源于个人兴趣的额外阅读。

工作之外，白天的大部分零碎时间，郝景芳用来完成童行计划的相关工作，这个计划是郝景芳于2016年底发起并创立的儿童通识教育项目。周末则用来陪伴女儿，这是她在意的事。

过去这一年，本职工作和童行计划几乎占据了郝景芳全部时间。写作，只能见缝插针。凌晨4点要起得来，她就4点起，实在起不来就5点，如果哪天6点起床，对她而言就是少有的晚起了。起床后到7点女儿睡醒之前，这一两个小时是她每天唯一可以留给写作的整块时间，除此之外，她能用来写作的只有白天的碎片时间。人来人往的高铁站候车厅里，郝景芳通常会打开笔记本，开始写作，旁边吃着泡面的大人和嬉闹的孩子，都不会干扰她的写作。

其实这个科幻作家的生活，看起来，一点也不科幻。

“我不认为它是一篇科幻小说”

2016年8月，在第74届世界科幻大会上，郝景芳的短篇小说《北京折叠》斩获2016年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雨果奖”被称为“科幻界的诺贝尔奖”，而郝景芳则是继2015年刘慈欣的《三体》获奖之后，再一次获得雨果奖的中国作家。

“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而已。”一年半之后，郝景芳用极其平静的语气对记者回忆起那桩奖项。

2016年8月之前，郝景芳一直过着悠然的慢生活。下班后，她会戴上耳机，在公园里散步，耳机里是某一本书的朗读；有时候她会坐在湖边的长椅上发会儿呆，享受片刻宁静的独处。获得雨果奖之后，她的生活全部安排满了。“如果没有雨果奖，‘童行’的事情可能就一直放心里了，我每天还是弹弹琴，散散步，一直这样。获奖之后，童行计划可以落实了，那么我就要放弃一些自己的闲情逸致。”郝景芳说。

近几年，她找到了稳定的创作方式。通常会先构思好故事框架，再动笔，“我需要知道结尾，才可以写开头。”写作对于郝景芳而言，是理想的生活场景，是她的精神主线。“但你不能24小时都在写作里，该做家务就做家务，该照顾孩子就照顾孩子，把应尽的义务都尽了之后，才能追求理想嘛。”郝景芳对记者说。把写作变成全职，靠写作维持生计，是她接受不了的事情。“不能给写作任何压力，今天你能写出来就写，写不出来也不会影响我的生活。”在她看来，这是比较现实的通往理想的路径。她不希望在写作上有任何妥协，希望保有纯粹的自由。

《北京折叠》的写作动力源于郝景芳作为旁观者目睹到的一些社会现实。郝景芳曾居住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楼下就是嘈杂的小巷子、苍蝇小馆子和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