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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南大学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江苏 无锡 214122；2.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研究中心，江苏 无锡 214121) 作者简介 | 刘姣姣(1985-)，女，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服饰文化与现代服装技术，传统色彩文化的研究。 摘要 由于古代中国染色技术的限制，稀有的颜色被少数权贵阶级独享，因此，服色被封建统治者作为区分尊卑贵贱的政治符号。随着阶级社会的消亡，近现代社会服色渐转变为强调自我的个性标签，但是国人意识里传统色彩审美呈现隐性状态。越来越多的本土设计师运用传统服色文化创新设计，面对全球化进程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服色文化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文章对近三十年来服色文化的著作和论文进行梳理和分类，依据研究视角分为服色制度、服色审美、民族服色、服色颜色词、地理服色、传统染色技艺六个方面，指出研究现状之不足，对今后研究提出展望。此举为研究当前服饰色彩经济、探索服饰色彩品牌打下基础，从而传承中国传统服饰色彩文化之精华。 关键词 服色；传统色；色彩文化；现状；前景 现代社会中穿戴何种颜色的服饰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偏好，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着严格的色彩禁忌。傅克斯把性别和等级视为服饰史的两大主题：“每个时代的服装总是重新决定并试图解决两性问题，以及阶级隔离问题。”[1]色彩是社会等级和身份地位的象征符号，不能随意穿着。舆服制度是中国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王朝存在严格的等级舆服制度，借以冠服车驾的形制、图案、材质与色彩制造服饰差异[2]，实现“等上下而差贵贱”。源于色彩的视觉特性和阶级统治的需要，始于北周的服色之制因染色技术的发展对色彩的限制趋于细致，直到近现代西方合成染料的输入，颠覆了传统植物印染一统天下的局面，人们的色彩审美也随之悄然生变。 “服色”释义  “服色”一词的含义最初十分宽泛，《汉语大词典》给出服色三个含义：其一是车马和祭牲的颜色，历代各有所尚[3]。《礼记·大传》：“改正朔、易服色。”郑玄注：“服色，车马也。”孔颖达疏：“谓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车之与马，各用以所尚之正色也。”由此可知，“服色”不仅指衣服的颜色，而对于各代礼制中所提到的“易服色”中的“服色”也包含车马的颜色。其二指官员品服和吏民衣着的颜色。《史记·殷本纪》中：“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汉代学者董仲舒认为“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4]“正朔”和“服色”是中国古代王朝的一项重要政治传统，正朔关乎王朝历法，服色关乎王朝礼志，两者相互联系，有如朝代更替不改服色，则名不顺言不正之意[5]，可见服色之于政治的重要。宋高承在《事物纪元·官爵封建·服色》记载：“《隋礼仪志》曰：大业元年，炀帝诏牛弘、宇文恺等创造章服差等：五品已上通着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隋朝以后，服色之制逐渐经过唐、宋、明的发展形成了用以区分社会地位、等级森严的体系。其三指衣着的样式色泽，服色的含义从古代每一朝代所定的车马、祭牲、服饰的颜色，后亦泛称各级官员的服装和配饰的颜色，并不单指服饰的颜色，包括款式等，本文“服色”所指即为第三种范畴。 服色文化研究之于现代服装产业的意义 近代以来，传统植物印染的作坊式生产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天然染料又重新走进大众视野。天然植物染料和手工印染工艺作为环保理念的代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资源，成为众多高端品牌争相研发的热门。国家层面对民族文化建设之重视，服饰文化作为国家形象的重要传播载体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有些传统色彩习俗和色彩名称仍然沿用至今，就像“中国红”仿佛是深深烙印在民族上的视觉色彩符号。 首先，服色文化研究是对传统色彩审美的当代延续。任何色彩的喜好均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之上，社会向前发展，文化会发生变异，色彩喜好也不会一成不变。一百多年来传统植物印染被合成染料几乎吞噬了所有市场份额，传统色彩文化的根基前所未有地被动摇，现代的流行色市场被西方色彩体系掌控。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反思传统文化之于民族风格的重要性，各个领域传统文化复苏。陈之藩在《剑桥倒影》中写道：许多许多的历史，才可以培养一点点传统，许多许多的传统，才可以培养一点点文化。服色文化正是数不尽的色彩习俗集合成的传统，人们现在所感受到的色彩已经是数千年来各种文化、认识、观念下的产物[6]。中国传统色彩文化犹如遗世珍宝潜藏在国人的意识里亟待唤醒，作为服饰文化研究者，应该关注除了形制以外的符合人们审美需求的服色文化，细究服色文化的地域特色、传统服色搭配规律、服色习俗内涵等。有利于加深对民族色彩审美精神和应用规律的理解、分析与掌握，对尊重民族色彩秩序和色彩价值观的认同，实现传统色彩应用的科学化、系统化和个性化，以国际化为立足点，以民族化为本源，展现东方服色艺术和哲学思想[7]。 其次，服色文化研究为现代服装品牌增添核心竞争力。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有中国特色的研发和设计更加受到世界的关注和好评。色彩作为最能直接表现科技与转变的学科，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从传统纺织工业领域到高精尖的消费电子领域，越来越关注色彩学科交叉融合和科技创新发展。色彩作为服装最重要的外部特征之一，是点亮服装的灵魂，也是影响消费者对服装感官判断的主要因素，科学地管理应用色彩是纺织服装行业提高创新能力的一个切入口。国际流行色协会调查数据表明：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合适的色彩设计可以给产品带来10%～25%的附加值[8]，可见科技色彩对服装品牌的重要性。随着时尚产业的发展，服饰文化发展越来越多样化，各种风格、各种文化背景的服饰设计被接受度越来越高。在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国家支柱性产业的背景下，服色文化可以作为本土化、民族化的实现途径，寻求与消费者心理的色彩共鸣，活化新时期的民族特色文化。 服色文化研究现状 国内大规模的服饰史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学者对服饰形制、图案的热衷却忽视了色彩要素，近年来呼吁传统的声音高涨，服色也兴起了研究热潮，从不同历史时期服色制度到现代服装设计中传统色彩的应用，服饰文化学者和服装设计师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挖掘和设计实践。色彩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涉及的学科门类多，应用领域广，服饰色彩的运用与文化、心理学、生存空间及人体生理学紧密相关。当今学术界对服色研究的基本趋势是研究视角广泛，学科交叉显著，越来越向深层挖掘，整体上逐步从对服色历史资料的整理总结拓展到服色表象下的礼制、风气、生活方式等社会问题。 3.1研究服色文化的论著 纵观1985—2017年，将服色文化作为研究主线的专著较少，属台湾学者李应强的论著较为全面，其整理并考证了周代至清代中国服色史发展脉络及演变轨迹，以彩色绘图直观地展现了各式礼服服色的细节，结合时代的政治取向和文化风格、流行服色，阐释了服色表象下所蕴含的哲学、政治、社会意义及对中国人的设色理念。李应强[9]创新地以现代色彩学原理解释传统服装用色的审美标准、用色方法及配色技巧，归纳了一系列中国传统色对照表，为大陆服色研究者开拓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除此之外，邵旻的《明代宫廷服饰色彩研究》[10]以明代宫廷服装色彩为主线，探讨了明代服装色彩制度的立制根源、依据与核心，归纳了明代宫廷服饰的色名与色系，从染色工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色彩释义、染料获得、染色工艺。通过明代宫廷服装色彩的染制再现、数据采集、数字色值与命名，对传统服装色彩历史的研究做出全新的尝试与推进。其他有关服色的描述散见于不同的服饰史专著中，如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1]在出土文物与文献多元结合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简要阐释了唐、宋、元、明、清时期服色制度、染业及染料；张志春的《中国服饰文化》[12]简述了中华远古的服色演进、服色的异化及神化、服色内涵的再构筑等；崔荣荣等的《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全集》[13]解读了近代汉族民间传统服饰不同品类上的配色设计，阐释了汉民族“五行五色”的传统设色观念。此类服饰史类的著作均不会忽视服色之于政治体制的重要性，但也只是从宏观层面简要罗列历代服色制度之表面字义，观点零散不成体系。 3.2研究服色文化的论文 研究服色文化的单篇论文较为丰富，研究面广、视角多元，涉及史学、艺术设计学、语言学、民族学、地理学等领域。 第一，从史学视角出发，基于古代文献和出土文物为研究材料考证历代服色制度的考证。各地不断出土文物的增加，为服饰色彩的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物材料，服饰的断代研究不断加强，服饰研究已从时间轴上的纵向研究拓宽到了较为详实的横向研究。依据出土文物考察古代服色制度成为这类论文的主流，考证服色的微观层面如《汉初服色外黑内赤考》[14]、《唐代礼官服色考——兼论〈步辇图〉的服色问题》[15]、《清代〈钦定服色肩舆永例〉略考》[16]。学者多以小见大，通过分析现有的考古资料、绘画及诗词歌赋、笔记小说等,研究某一时期服饰色彩的发展脉络及演变过程,推断古人的着装色彩思维，比较服色的嬗变并探讨其原因,从而展现色彩文化的传承与消融的合理变迁。还有，袁利在《汉代丝织品色彩研究》[17]中分析了汉代丝织品色彩的文化内涵、色彩构成、色彩情感及色彩表现风格，归纳了汉代丝织品的用色规律，溯源了色彩风格形成的原因；朱芸的《唐宋时期服饰色彩的研究》[18]探讨了唐宋两代男女服饰色彩，运用墓壁画、传世人物画、文学作品、历史文献等资料互为印证，对比出两个时代服饰色彩观念的差异，解剖了服色流变及反映出的社会心理的变迁。 另一方面，政治学说与服色的关系问题是另一主流，即对朝代更替后新王朝的服色问题进行深层政治剖析。陈鹏的《三统说与汉晋服色》[19]探讨了“三统说”对汉晋王朝尚色的影响，考察历代在正朔、服色问题上对三统、五德二说的取舍。李正君的《魏晋故事：西晋德制的确立与正朔服色问题》[20]则是利用西晋政府决定继续沿袭曹魏的正朔服色的政治手段，有意制造禅让不改正朔服色的神话，达到消减魏晋鼎革过程中的武力胁迫的因素；杨英的《汉魏经学变迁与曹魏正朔、服色改易》[21]、宋金英的《“阴阳五行”对先秦服饰色彩的影响》[22]都在试图解释某一时代服色制度制定的思想依据、发展、嬗变，挖掘古人服色审美下的礼制文化。由此可知，服色在王朝交替过程中的独特政治文化，研究者多为史学学者，视角新颖、论证详实、观点深刻，是服色研究中价值较高的体现。 第二，基于艺术设计学科背景下对传统服饰色彩审美的研究。论文多集中在传统色彩审美下的思想和尚色文化，探讨服饰色彩的视觉语言，更注重精神和情感的表达。日本东洋服装史的著名学者杉本正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23]是三十年来较早对此进行探讨的文章，有一定的理论支撑，论述有力，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作者揭示了古代中国的服色所反映的贵贱观念及其与阴阳五行说的渊源,概述了服色作为仪礼形式如何在所谓异端思想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变化。林朝阳的《中国古代服色审美意识》[24]总结中国古代服色的基本特征，服色审美意识的熔铸与嬗变，以及借助现代色彩构成的基本理论与古服施彩理念的比较研究，最大亮点在于提出古为今用。虽然服色文化并非全是精华，要想为当代所用一定要取其精华，在大传统的服饰文化审美背景下，挖掘中国民族服装在色彩运用上所构成的精神内涵，为现代服饰设计提供审美认识上的帮助，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前面宏观论述不同，杨凤飞的《中国传统服饰色彩的历史演绎与价值内涵》[25]、杨芳的《当代中国人对传统青蓝色彩的心理认知与情感价值回归》[26]则从微观视角挖掘传统服色文化中的单色文化及现代服色观念的转变，对现代服饰色彩文化的影响抛出一些问题，值得人们加以关注和思考。此外，服装专业学科背景的学者借用现代西方色彩体系解析传统服饰色彩审美，他们将服饰色彩提取色标植入某一色彩体系中总结其用色规律和特征，研究的内容具体细致，涵盖了配色规律、色彩内涵、地域色彩审美等。李蕊[27]运用瑞典NCS色彩体系对满族服饰色彩进行分析，卢东华[28]运用日本PCCS色彩体系解析百濮系民族服饰色彩。 第三，从语言学视角出发，运用统计方法梳理古籍名著中的服饰颜色词表述。语言学家许嘉璐《说“正色”——〈说文〉颜色词考察》[29]一文统计了《说文》中的颜色词的使用次数，从先民对颜色的分类到后来典籍中关于正色、间色的种种解说所反映出的观念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论证详实，给后续研究者开拓了有关颜色词研究的新思路。唐甜甜的《〈金瓶梅词话〉——颜色词计量研究》[30]、金福年的《现代汉语颜色词运用研究》[31]均是建立在对古代颜色词的计量研究揭示色彩审美等问题。单个色彩语言词的研究论文成果颇多，如杨芳《清代宫廷后妃便服中的青、蓝色》[32]透过单个颜色词揭示传统色彩观念建构下宫廷传统服饰色尚选择和审美；也有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服饰色彩的命名，常乐的《中国传统纺织品色彩俗名研究》[33]、邓晓珍的《中国传统色彩色名表达规范与应用价值初探》[34]，从语言学中颜色词的组成方式中寻找色彩命名的规律，以揭示传统用色习惯及中国人对颜色词的特殊情感，探讨了传统色彩观念的传承在当代的价值。 第四，从民族学视角出发考察不同民族的服饰色彩。从分析现有研究成果发现，少数民族服饰色彩的研究多于汉族，滇、川、辽、新、吉等地域是中国少数民族的聚集地，是当代仍在延用民族服饰的地域。李雪萌[35]解读了朝鲜族传统服饰色彩尚白和三原色搭配的文化含义、特点、色彩情感，探讨了现代朝鲜族服饰色彩的搭配形式，并提出促进中国少数民族色彩元素与现代审美取向的融合，传播朝鲜族服饰的色彩美。相较于文字描述色彩的局限性，孙阳[36]、李楠[37]运用西方色彩体系对滇区域内傣族各分支服饰色彩进行数据统计，归纳服色规律特征，这种研究服饰色彩的实证方法能给读者直观的色彩视觉感受力，是现阶段服饰色彩的研究趋势。有些学者注重服饰色彩自然属性下隐藏的民族审美文化，例如梁劲芸等[38]透过对德宏地区德昂族传统服饰具代表性的彩色饰物的条纹样式、色彩及其文化内涵的研究，得出德昂族审美文化与口传神话、传说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五，从地理学视角研究服饰色彩。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方面探寻服饰色彩民俗形成的原因是近年来学科交叉的尝试。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李魁正教授团队调研了云南滇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色彩民俗的人文地理特性[39]，通过调查的观察积累、图像资料的比对，在法国色彩大师郎科罗“色彩地理学”理论体系基础上提出了树立中国“色彩民俗地理研究”，其中涵盖了服饰用色与染色植物文化调查。值得一提的是，赵丰的《中国古代染色文化区域体系初探》[40]、高星的《民族服饰色彩的地理文化透视》[41]、许桂香等的《我国服饰地理研究管窥与评价》[42]，他们将色彩民俗与地理学科的交叉结合为服饰色彩研究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方法，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梁惠娥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对服饰色彩的影响——以近代江南、闽南地区民间服饰为例》[43]一文比较了地理差异显著的江南和闽南地区服色，指出地理环境是对民间服饰色彩影响的根本原因之一。地域服饰色彩的研究主要有江南地区、齐鲁地区、中原地区等，采用统计的方法归纳整理近代某个地域民间服饰，总结地域色彩特征并分析原因，这种细分的地域研究对当代色彩审美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为服装品牌的地域化色彩差异提供设计依据。 第六，谈服色离不开传统染色技艺。纺织染整的学者从纺织科技视角还原中国传统服饰色彩及其染色技艺的历史沿革和文献记载，运用现代染整技术进行色彩复原，进而还原中国传统服饰色彩的真正面貌。学者从印染的角度解析中国传统服饰色彩的染色植物及工艺特点，赵丰在古代丝绸染色方面发表过多篇论文，探讨过古代染料植物红花等。植物染色复原方面，多是硕士研究生尝试做茜草、栀子黄、茶叶等传统植物的印染复原，从古文献记载中摘选整理相关染色技艺、染材、染液、色名，并进行传统服饰色彩之红色系、褐色系等的复原研究。最近几年植物染色研发投入增加，文创产品层出不穷。在传统染色标准制定方面，北京服装学院色彩中心与北京国染馆植物染色专家黄荣华联合制作了国内第一部《中国传统植物染色色卡》[44]，为传统植物染色提供了有效的色彩制作依据及其管理工具，是对中国传统植物染色的标准色卡量化的基础研究的补充。 服色文化研究的展望 国内专家学者通过史料的钩沉和文物的佐证展现给人们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服色制度、服色演变、服色流行等表象，亦揭示了汉民族内在的观念引导下的服饰设色理念。结合不同学术背景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到服色研究的学科交叉特色和潜力，但也留有一些空间和细节有待后来研究服饰色彩的学者继续深入，给当下研究者带来更为宽广的视角和深刻的启示。 学者对服色文化的研究关注依然有待提升，尤其是服装专业背景的学者研究不足，传统服饰色彩文化的研究刚刚起步，虽然出现了部分相关研究，尤其在传统色彩的现代转换和应用方面建树较少，还处在探索阶段。缪良云[45]曾在其文章中阐述了有关中国传统服饰色彩的色名与色谱、正色与间色、染色与染料三个基本问题。笔者以为，这三个问题的探讨在近年的学术热点中可见端倪，学者更关注的是传统色名在现代的传承与应用，正色间色的涵盖范畴及服色习俗。当下传统植物印染符合现代环保时尚生活的需求，是研究的热点与趋势,有学者则更多地从服色中解读社会政治、经济、风俗等。中国传统服饰色彩是民族文化的有形物质载体，从观念模式、地理环境因素、内部对立结构、外在表现形式及变异性等方面分析传统服饰色彩体系，有助于重新认识传统服饰色彩及准确运用现代色彩语言来表现传统服饰色彩。这些基础的理论研究对于打造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色彩话语体系具有实际意义，对于提升中国纺织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实际意义。在研究方法上，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式是研究服饰色彩未来研究的趋势。色彩是一门涉及到多学科的交叉学科，国内色彩研究偏向定性的研究而缺乏定量分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二者在服饰色彩的研究上互为补充。 结语 近代西方的化学染料、现代服饰、西方色彩学输入中国，影响了中国本土的传统色彩审美，导致现代的流行色彩也随西方流行色体系亦步亦趋。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上升，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不同文化主体间的交融越来越深入，文化隔阂渐渐式弱，国人在吸收他人文化的同时也逐渐重拾对传统文化的自信。现在学界对传统色彩理论的研究逐步重视，服装设计领域也逐渐意识到传统色彩审美的魅力与价值。对传统色彩审美理论的研究不足导致创新运用方面犹如无本之木，因此，首先要回归服色历史文化研究，切实做到把传统色彩文化里的优秀基因提练出来，应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传承和发扬传统色彩文化所承载的精神实质。 参考文献 [1]傅克斯. 欧洲风化史·风流世纪[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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