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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中期，偏安一隅的赵家王朝以妥协和屈辱，换来了暂时的苟安。以临安为中心，风景秀丽、物产丰富的江南地区，成了理想的安乐窝。北宋末年那种趁歌逐舞的“宣、政风流”，再次成为了达官贵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这样的土壤，为南宋滋生自己的“周邦彦”提供了温床，在豪放派词人们泣血呐喊了数十年后，南宋词坛再度诞生了两颗婉约派明星，那便是同属“格律派”的姜夔与吴文英。 对于齐名的姜、吴二人来说，两人有着大量的共同点，首先他们同属于游徙于豪门贵族之间的清客词人，又都精通音律，各自创制了不少的新腔调。比如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中所记载的十七支自度曲，为现在唯一留存的宋词音乐文献，虽吉光片羽，但仍弥足珍贵。其次，姜、吴二人的词，又都恪守“婉约”词的宗风，以咏物言情为主。第三，姜、吴两人都学周邦彦，承周邦彦之技法风格，格律严谨、音韵响亮，措辞高雅，造句新奇。但虽然有这诸多的共同点，但由于机遇、所处环境和个人性格的不同，两人又分别在类型、词风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和分野，甚至走向了不同极端。 姜之哀叹，吴之靡靡 虽然同恪守“婉约”宗风，但姜夔年长于吴文英数十岁，且个人游历极为广泛，自少年时代起，他便在江西、湖北等地辗转，而在姜夔年轻之时，曾到过饱受战火摧残的边城扬州，亲眼目睹过金人入寇淮上的暴行遗患；中年旅居合肥，也曾因为金兵的日益迫近，而与爱侣凄然诀别，难再相见；而在他暮年之时，更与因“开禧北伐”调任镇江知府的辛弃疾交游唱和。故而，在姜夔的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如“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这样的兴黍离麦秀之哀叹；“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这样国破家亡的悲鸣；更可以看到他，应和辛弃疾时“前身诸葛，来游此地，数语便酬三顾。楼外冥冥，江皋隐隐，认得，征西路。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问当时、依依种柳，至今在否。“的长淮金鼓之鸣。 而与姜夔相比，吴文英生活在南宋中晚期，且终身足迹未出江浙之地，词作晦涩深艳，套语堆砌，或怀梦感人，或伤春悲秋，抒发旅情。在吴文英的笔下，不仅能看到当时从江南看到临安，再从临安缩影到西湖的艳丽，更能看到诸多如吴文英一样，沉醉在这偏安生活中，醉生梦死的南宋士人。他们或“乘风邀月，持杯对影，云海人间。”或“修竹凝妆，垂杨驻马，凭栏潜画成图。”亦或“人去秋千闲挂月，马停杨柳倦嘶风。堤畔画船空。”唯独堪堪过去百年的靖康耻，国仇恨和对苍生百姓命运的哀叹，消失得无影无踪。 姜之孤傲，吴之落俗 在南宋中晚期的诸多词人中，唯姜夔清丽高华，卓尔不群，尽管毕生沉沦下僚，但却从不肯苟且做阿谀之词，即使唱和友人，也是志同道合、肝胆相照之辈。纵观姜夔所唱和之人，如萧德藻、杨万里、范成大、张鉴等人，无一不是当时著名的文人雅士，词坛领袖。比如在与张鉴的相交中，家财丰厚的张鉴见姜夔才华横溢却无处施展，便打算要用钱为姜夔买官。孤高的姜夔拒绝了张鉴的好意，但却不影响二人的交往。 但同样是一生沉沦，吴文英却难以免俗，所传三百余首词作中，不乏大量应酬唱和之作。吴文英一生结交了许多权贵，充当他们的幕僚以谋取生机，这其中关于他和吴潜、贾似道的先后交游唱和，也成了他人品忠奸的争议之处。 故而，同为江湖游士，情怀操守，姜、吴二人却泾渭分明。 姜之峭拔，吴之深华 虽然姜、吴二人同学周邦彦，但姜夔的词作中，参照了大量“江西诗派”的生硬，得到了周邦彦的峭拔；而吴文英则侧入晚唐李商隐、温庭筠诗歌中的密丽，得到了周邦彦的深华。并且在这基础上，二人都加以深入，卓然成家，在风格上走向了不同的极端。 在技法上来说，姜夔词多用虚字提唱，故结体清空，层次的演绎和转换较为显豁，筋骨全在明处；吴词却每每排比藻绘，体质实显，脉络却都藏在暗处，所谓潜气内转，空际翻身。而就风格论，姜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吴词则如“万花为春（《香东漫笔》），蝶舞蜂忙。如果以群芳为喻，姜夔词便是疏梗白荷，幽香冷艳，吴词则是千叶牡丹，复瓣浓黛。 自李清照后，一蹶不振，被豪放派词作和词人们压得喘不过气的“婉约派”营垒，由于姜、吴的横空出世，再度有了中兴之象。南宋末期的不少文人雅士，也沿着他们的道路继续往前走，一时间效姜学吴蔚然成风。但悲哀的是，这些人大多却只学到了吴文英“鼓吹春声于繁华世界。”却难有白石的孤高与棱角。而南宋王朝和传承三百多年的宋词，也在这靡靡之音中，走向灭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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