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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5月29日上午11时30分，新西兰人埃德蒙德·希拉里和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终于站到了珠穆朗玛的顶端。他们举起悬挂着联合国、英国和尼泊尔国旗的冰镐互相留影，然后在雪地上挖了两个小洞，分别放进了一个小十字架和一包巧克力。在山顶上他们一共呆了15分钟，这个简短的仪式最终定格成一个永恒的经典——人类脚步终于踏上地球之巅——8848.13米处。 7年之后，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5分，中国人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也达到了这高度。“我们从下午7点连夜走到第二天清晨4点25分。”现在已经68岁高龄的王富洲向记者回忆道，“贡布对我说，王富洲，不能再走了，再走出国了。”王富洲撕了一张纸，写下了三个人的名字，贡布带着石膏做的毛主席像和国旗，“因为列宁峰上有列宁铜像，我们也想做一个，但我们没找到地方做，只好带个石膏的。贡布把这些东西放在北边的雪坡下，里面还有毛线手套。贡布最后拣了9块石头，回来送了毛主席，现在保存在历史博物馆。” 中国登协秘书长于良璞说，当年中国登山队从拉萨来到珠峰脚下花了一个月时间，后面还有一个警卫排跟着。出了日喀则就没有公路了，只能骑马。王富洲说，他们在马背上骑了24天，以至于他一看到马，脚就开始抽筋。而现在，从拉萨到珠峰大本营需要两天半的车程，尽管700多公里路程有80%是简易公路。当汽车翻过觉悟拉山口时，就可以望到远处5座连绵的雪峰:珠穆朗玛、章子峰、卓奥友、希夏邦马和马卡鲁，其中像金字塔一样巍峨的就是珠穆朗玛。“现在来珠峰太容易了，路已经很好走了，我当年第一次来珠峰的时候，感觉有半条命在路上就没了，车走着走着就会掉下去。”搜狐公司的赵牧1988年曾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双跨珠峰”。 珠穆朗玛离人类越来越近了。 在最初的30年中，总共只有158人有幸登顶，死亡49人。而现在，仅2002年登顶的人数就达到了159人。很多人还记忆犹新:现任登协副主席李致新1988年登顶，是第222个分享这一荣誉的人;而过了14年后到2002年底，这个数字达到了1655，其中90%都是非专业运动员。尤其是在最近5年内，每年登顶人数都达到了3位数:1998年120人，1999年116人，2000年147人，2001年182人，2002年159人。今年5月，中国西藏的北麓大本营就有28个团队，500多人蓄势待发。 作为这次中国搜狐登山队的后勤总指挥于良璞，已经是第14次来珠峰了。“以前登山是国家任务，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1960年为了中尼划界问题，中国登山队的沙盘在谈判桌上起了重要作用。1975年登山是为了展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现在是自由登山。” 转折发生在1988年中日尼联合登山队双跨珠峰的活动中，“当时西藏登山队有位叫帕孜力的运动员，到7028营地时，因为头痛难忍自己下来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赵牧回忆说，也就是在那一次，当时中国登协主席曾曙生谈的更多的是马洛里的“个人登山理念”——“为什么登山？——因为山在那里。问我们征服了什么？一个也没有。而再早以前更多的是动员大会，是宣誓;这种想法当时还是闻所未闻的。” “中国登山队9次攀登珠峰，只有今年这一次全部由业余运动员组成。”登山队队长王勇峰在大本营对记者说。张朝阳、王石是公司的董事长，刘福永是大连圣亚户外俱乐部的负责人，李伟文、梁群夫妇是深圳大学的教师，陈俊池是中国联通海口公司的工程师，张梁是银行职员，周行康是汉臣广告公司创意总监，刘健是《华西都市报》的记者。记者在于良璞的帐篷里遇到了香港登山家钟健民，七大洲的最高峰目前只差珠峰登顶，这是他第三次来珠峰，前两次无功而返。记者问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他指指自己的脑袋说，“在这里，不是体力问题，是头脑意志，我玩够了就走了。”于良璞接过话来说，“山老在那儿放着，它又不会跑。” 很多登山队在出发前都要请绒布寺的喇嘛举行“煨桑”仪式:一种类似松柏的枝叶点燃后，升起白色的桑烟，登山者饮尽碗中青稞酒，将酥油茶供奉于祭台之上，然后齐齐地将青稞撒向空中，发出“唆 ”的呼喊声，以祈求山神佑护。在出发前，登山队员还会三三两两地去珠峰墓地，那是东侧的一块小土台，基座是几块鹅卵石，墓碑不过是一块页岩，但从这里可以直接仰望珠穆朗玛，绒布冰川的融水从下面流过。 今天，攀登珠峰仍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和随时献身的可能，但前进的驱动力已不再是国家意志，更多地来自个人的激情、光荣与梦想。 风扫连营 大风是从5月4日凌晨4点左右刮起的。 记者赶到大本营，是在这一天的中午时分，明晃晃的阳光下一片狼藉，乱石滩上散落着钢丝床、睡袋、铁杆子。中央电视台的小吴正在地上拣东西，他昨夜起床死死抱住帐篷中间的柱子，但帐篷还是在一阵强风后颓然而倒。这个晚上大本营一共有六顶被掀翻，而大风还在继续。 登山协会秘书长于良璞今年60岁，是大本营后勤总指挥，德高望重，人称“于老板”。他身材高大，双眼布满血丝，他说自己上山一个月都没洗过脸了。于老板站在帐篷外，望着远处珠峰顶端的旗云说:“山上的风要有12级左右，大本营阵风8到9级。”所谓“旗云”是珠峰顶端一条云带，像一面挂在山顶的旗子，“由于珠峰地区常年刮西风，所以‘旗云’绝大部分是自西向东飘动”。旗云是判断登山天气的风向标，如果旗云是向下垂的，高空西风风速在每秒17米以上，不宜在7000米以上登山。如果旗云是上升的，则风速不超过15米每秒，当天还可以在7000米以上活动。但一天后会有高空西风槽来临，随即大面积降雪，在两三天内不宜在7000米以上活动。最好的天气是没有旗云的日子，如果顶峰出现像豆荚一样的弧状高积云，也适合在高海拔登山。 “无风、无风三级风。”于老板对记者说，“珠峰地带不可能没有风，山上是冰川，山谷受日照，冷热不均，风就会从山上吹到山谷的大本营。对北侧登山来说，温度不是决定性的，最重要的是风，如果是气温20摄氏度，刮5级风，你所感受的温度只有15摄氏度。冬天不登山是因为风大，夏天不登是因为雪多。登山季一般选择在春秋，而春又比秋好，尤其是四五月份，春夏转换之际，气流相对稳定，雨雪少，风力不是很强，而且越爬越热。”作为一般的规律，早上天气好，下午开始变坏，以下午两点为分界线。 下午4点左右，登协户外运动部副主任张志坚从北京发来天气预报，说这场12级大风会持续到5月8日左右。据于老板介绍，中国搜狐登山队的气象资料有3个来源，每两天一次的中央气象台预告，每四到五天从国外团队获得的格林威治天气预报和瑞士天气预报，“但这些预报都是中长期的，反映未来趋势，最主要的还是要靠登山者的经验。” 当晚记者睡在军用帐篷里，就仿佛躺在风箱中，支帐篷的铁杆撞在行军床上，当当作响。帐篷像一个风雨飘摇的小船，随时都有可能倾覆。于老板说山谷中的风是没有固定方向的，所以帐篷被四面撕扯着，所有的缝隙都灌进了风。5月5日早上起来睡袋上一层厚厚的土。这个晚上又有4顶帐篷惨遭不幸，到下午时一阵强风又将炊事帐篷拉倒，里面餐桌翻倒，锅碗瓢盆撒了一地，当天的晚饭不得不推迟半小时。 倒塌最多的是30平方米左右的军用帐篷，里面可以摆六七张床，主要是因为表面积大兜风。抢修帐篷成为大本营当务之急。于老板身先士卒，用铁镐刨土，立住铁杆，其他人重新打入铁钉，用大石头压住，帐篷支起来后，裙边也需要用石头压，但大本营的巨石已经不够了，只得派人从远处山坡上把大石头扣出来，抱着30多公斤的石头走上50多米。重新立起一顶帐篷大约需要20分钟左右的时间。然而让人沮丧的是风越来越大，后面加固的帐篷往往是刚干完就又被吹漏了，如此往复了几个回合之后，就有人灰了心——“这不穷折腾嘛”。于老板一听登时来了火:“谁再说丧气话就立即下山去！” 已经从前进营地赶回来的杨险峰说，从6500米到大本营一路都随处可见被吹翻到山谷里去的帐篷，花花绿绿的，而且，原本建在5500米的一号营地，已经不见了。 下撤的欢乐时光 与此同时，登山队员也开始从高处下撤。 登山队员分为A、B两组，A组由副总指挥尼玛次仁带领，队员有刘福永、梁群、李伟文、陈俊池;B组由攀登队长罗申带领，队员包括王石、刘健和张梁。A、B每组都是11人，除队员外，其余为夏尔巴的高山协作人员。张朝阳目的不在登顶，就和队长王勇峰驻守在6500米的前进营地（ABC），周行康作为队长助理也留守ABC。 按照训练计划，在4月底两组人员进行了第一次高山行军，都达到了7500米的营地，随后下撤至大本营休息三天。5月初进行第二次行军，计划达到8000米高度。从大本营（5200米）到前进营（6500米）走两天时间，在前进营休息一天，再接下的两天内达到C4营地（7028米）、C5营地（7790米）。两队之间保持一天行程距离。 第二次行军中，A组运气较好，赶在大风前达到了7790米，然后顺利下撤;B组只冲到了7500米，在5月4日傍晚回到大本营。由于张朝阳的目标是7000米，5月5日在队长王勇峰的陪同下顶着风上到了6666米，在晚间下撤到了大本营。10年前的5月5日是王勇峰登顶珠峰的日子，大家预备着给王队长庆祝一下，然而直到晚上10点，王勇峰才一头冲进帐篷。 王勇峰向记者介绍，由于是业余运动员，选择的还是比较稳妥的传统路线:北坳——东北山脊——顶峰，“这条线路上有三大难点:一是6600米到7028米的北坳，高差400米，平均坡度50度，陡壁上有万年积雪，明暗裂缝纵横交错，经常发生冰雪崩。二是从7000米到7800，这段路沿着山脊走，是西北向的大风口，风力在六级以上。三是在8700米处，有一个8米高陡90度的岩壁，被称作第二台阶。1960年王富洲、屈银华、贡布是踩着刘连满的肩膀过去的。1975年中国队自己带了金属梯，立在那里，一直用到今天。” 登珠峰并不在王石的计划之内，他本来是要登8300米的卓奥友，“去年中央电视台和王队长找我谈纪念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的设想，建议改变登卓奥友为登珠穆朗玛峰，我考虑再三同意了，目标设在8300米。但今年初央视退出合作，而王队长又坚持继续，于是我帮助筹措资金，也就有了搜狐公司、蒙西、亚力德等赞助商的介入，我想没有后面央视的‘大炮筒’，就把目标定到了登顶。”王石说如果这次登顶成功，按计划他会在2004年完成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然后去航海。攀登队长罗申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力保王石登顶。和王石同组下撤的刘健是《华西都市报》记者，此前他曾和王石攀登过乞力马扎罗和麦金利。在队里，刘健被称作“蒙古大夫”，因为王勇峰在前进营地感冒，是刘健给打了一针庆大霉素，刘告诉记者，因为他1979年当过空降防化兵，所以掌握基本的抢险护理技能。 回到大本营后，大风仍在继续，帐篷都有倒塌的危险。于老板让罗申带队员下到距大本营49公里的扎西宗乡，住“班巴珠峰旅馆”避“风头”。队员们在旅馆边上的“成都饭馆”开伙，由于超出了接待能力，老板不得不跑到边上的武警部队去买了一担青菜半扇猪肉。队员索性自己下厨，每人做拿手菜，甚至由北方人罗申和刘福永给大家包了猪肉白菜馅饺子。 风停后，他们将冲击顶峰。“出发的时间订在5月11日，可能会有一周的好天气，一切顺利的话5月17、18日登顶。”王勇峰说。 “豪华登山团” 队员下山后，大本营暂时恢复了平静。 “在大本营脑袋不疼的是西瓜。”攀登队长罗申说。大本营建在绒布寺上方7公里的山谷地带，海拔5200米，抬头就可以看到金字塔般的珠穆朗玛。由于喜马拉雅曾是一片大海，所以这里满地都是鹅卵石，一条细小的冰川从山坡滑下，为营地提供了水源。由于海拔高，初来者会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大多头痛晚上失眠。从大本营到绒布寺的路程也就是最基础的适应性训练。 珠峰中国联络官格桑次仁告诉记者，目前有28个国内外团队驻扎在北坡，总共有500多人。中国队的营地有大大小小30余顶帐篷，其中两间厨房，一间提供汉餐另一间提供藏餐。由于大本营和北京存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晚上9点半才会天黑，所以开饭时间也较晚，早饭10点，午饭1点半，晚饭7点。伙食都是家常菜，还可以吃到炸酱面。进入5月，大本营夜间的气温仍会下降到零下5到10摄氏度，登协给每个人配备的都是1500克的睡袋，可御零下20摄氏度严寒。无风无雨的日子，大本营的气温在午后可达20多度，隔壁营地的英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会光着膀子晒太阳。 每到登山季，营地周围都会聚集起成群的“黄嘴山鸦”，拣食剩饭剩菜，他们可以一直跟到8000米以上的营地。登山队还从拉萨带来了两条黄狗，打发寂寞的时光，还给他们取了名字，大的叫“王勇峰”，小的叫“罗申”。珠峰的环保一直是个大问题，这次清华紫光捐赠了四个环保厕所，粪便由珠峰管理局每周统一清运。但由于人员过多，这四个厕所后来只对女士开放，男士仍旧要在野外解决问题。上来时间长的队员告诉记者:“不仅高山适应重要，调节‘屎差’也是个大事，最好能在中午时分解决问题。”大本营下面500米左右的路口，开了几家藏式茶馆，还可以代洗衣服，两元一件。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路口还立了一个中国邮政的报刊亭，服务时间早上10点到1点半，下午3点到6点。由于报刊亭没有地基，记者第一天上山时它就被大风吹倒，中间曾被扶起过一次，记者离开时它仍旧倒在地上。邮递员罗布多结是个藏族小伙，就住在茶馆边的帐篷里，有事要去那里找。罗布多结告诉记者，珠峰邮政点是2001年设立的，隶属定日县邮局，每年4月到6月营业，帮助登山者寄送邮件和明信片，每天多时可以发100多封。盖一个珠峰的纪念戳可以收入两元钱，罗布每个月的工资有200元。记者在那里购买邮寄明信片共花了95元，而整个定日县邮局一天的营业额就在200元左右。 大本营最现代化的服务，要算手机漫游、GPRS上网和彩信服务。记者在一间帐篷里采访了西藏移动通信公司网络部副主任尼玛次仁。据尼玛介绍，为了实现珠峰的通话和数据传输，他们联合了西门子公司和中国卫通公司，“4月9日我们从拉萨开出了9米长14吨重的移动应急通信车，此前我们探过路，发现有5个急弯很难通过，但最后还是开进来了。但这辆价值600万元的沃尔沃重型车的避震器还是坏了。”卫通公司在大本营立起了直径2.4米的天线，手机信号通过通信车和卫星天线传输到亚太2R卫星上，再传回上海的接收站，进入西门子系统交换机，“所以从大本营打出的电话，发出的彩信都相当于上海漫游。”西门子公司的傅剑皓告诉记者。由于大本营是乱石滩地，导电不好，他们就挖了一个深和直径都是1米的大坑填入土和盐巴，再埋入地线。通信公司在大本营只有一台20千瓦的发电机，所以手机只有在早上10点到晚上8点间能打通。“其实这样的频繁开关机对我们的设备损伤较大，我估计为了这次活动移动公司的投入超过了1000万元，而目前每天的话务量在1000分钟左右，算下来收入1600元。”傅剑皓说，“但能够在8848.13米的顶峰打通手机，发出彩信，对公司的意义至关重大。” “现在大本营可以吃上烤面包，可以用微波炉，可以用饮水机喝矿泉水。”中国登山协会经营开发部主任杨世涛对记者说，“这是一个豪华登山团。”杨目前的办公地点在拉萨的喜马拉雅饭店，负责上山的所有物资供应。“不要看就几个人登顶，登山是集体项目，也是昂贵的运动，这次活动的后勤预算为180万～220万元，其中食品费用是45～75万元，山上来来去去150号人，吃盐就要吃3箱120公斤。”杨世涛说，“我们从北京开出4辆卡车，把必需品运到营地，现在西藏条件好了，很多物品都可以在当地采购。1988年双跨珠峰的时候，从北京出发了46辆卡车，车上的每件东西我都摸过，总共花了2000万元。” 即使如此，西藏与内陆相比仍有许多不便。杨世涛曾经为托运一个箱子忙活了一天，“中央电视台转播要用一个西藏体育局的珠峰模型，托运时打成了长1.75米、宽1.5米、高1.4米的箱子，飞机的舱门是可以进，但发现营业部没有能运送的叉车。然后去拉萨别的单位借叉车，但随后又发现机场没有足够大的地秤可以称重，于是又去借地秤。我们往山上运油，但拉萨没有新的油桶，我们自己刷了一批旧油桶。登山队刚上山时需要一些竹竿插旗子，但是拉萨没有竹子，最后只能用铁杆。往往在内陆很简单的事情，在西藏就要多想一些”。 夏尔巴人 就在队员们饺子下锅的时候，一次紧急会议在于老板的帐篷里召开，参加者包括王勇峰和副指挥尼玛次仁，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如何重建营地，补充给养。事实上，为了几个人的登顶，一个月来大本营已经赶了250头次的牦牛上山。这次中国登山队一共雇佣了18名夏尔巴人和24名西藏登山学校的学生做高山协作，负责修路、运输、生火做饭。尼玛次仁告诉记者，所有攀登珠峰的队伍曾经开过两次会议，最后由中国队、瑞士队、罗塞尔队出人力和装备，其他小队出钱共同修路。4月13日他开始带着协作人员上山，目前已经铺好了前进营地（6500米）到突击营地（8300米）的路线绳。5月13日以前还要开一次协调会，商讨8300米以上的修路问题。目前中国队在6500米储备了40瓶氧气，7790米营地储备了30瓶氧气，8300米的突击营储备了40～50瓶氧气。 王石说他的背包不足10公斤，里面只装着水、食品和防寒衣物。登山队连炉子都不用带，牦牛将物资运到6500米的前进营地，剩下的就全靠夏尔巴人了，协作人员的负重量在25公斤左右。夏尔巴人是藏族的一支，日本登山家重广恒夫1988年在珠峰脚下曾当着中国记者的面赞美夏尔巴人:“他们活跃在喜马拉雅山脉，就像在家中后院散步一样。” 夏尔巴人从山上下来后，坐在大本营晒太阳，他们大都穿着“MOUNTAIN HARDWEAR”或者“THE NORTH FACE”，这些装备都是他们的雇主——各国登山者——送的。吃苦耐劳是他们的秉性，喝过一碗酥油茶后，就开始投入抢修帐篷的劳作。他们中有一位叫扎西次仁的夏尔巴人，曾8次登上珠峰。对自己的能力评价，扎西次仁是这样说的:“我肯定不是最好的，有个叫阿布的夏尔巴同胞还创造了12次珠峰登顶的纪录，他今年在珠峰南坡。我肯定他是世界上十个最好的之一。”夏尔巴人生性乐观，在大本营有自己的食堂，菜谱也很独特:“旗开得胜饭”就是咖喱牛肉饭，“礼花盛开汤”就是素菜汤。一个登山季每个夏尔巴人可以得到4000美元的报酬。 另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是西藏登山学校的学员，学校校长就是尼玛次仁。23岁的阿旺和记者闲谈中说，他去年就曾帮助瑞士队登顶珠峰，而且是从7900米直接登顶，在一天内就撤到了6500米的前进营。他语调自然而平和，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记者问他是否得到了登顶证书，他说他根本不需要那个。尼玛校长介绍说，学员大都来自定日、聂拉木和吉隆三个县，喜马拉雅山脉也主要分布在这三个县境内，不收学费吃住全免，每月还有100元的零花钱，学员毕业后进入西藏体育局的“圣山探险公司”充当高山协作。记者了解，他们平时的工资每月600元，上山后每天的补贴40元。每天晚上，最热闹的就是学员的帐篷，弹着藏琴，边歌边舞。 珠峰联络官格桑次仁是老运动员贡布的儿子，他告诉记者，每个登山队都雇佣了数量不等的牦牛和牦牛工，一个牦牛工可以赶三头牛。牦牛和工人主要来自山下的扎西宗乡和八松乡。“牦牛的价格去年是25元一天，今年涨到了30元，工人也是30元一天，一头牛春天负重不超过50斤，秋天不超过80斤。”格桑次仁说，“现在登山季还没有结束，经我手送到牧民手中的钱就有60多万元了。” “世界惟一”的困境 实力强劲的西藏登山队并没有出现在登山队伍中，而往往在历次登珠峰的过程中，他们都是冲在最前面的。西藏队的大部分队员都去尼泊尔攀登马卡鲁，这是他们10年内攀登全部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的倒数第三颗棋子。“西藏登山队是目前中国甚至世界惟一的职业登山队。”西藏登山队党委书记尹逊平说。 记者在拉萨一座静谧的藏式小院中拜访了1960年登顶珠峰的贡布老人。老人和记者聊着家常，但却不愿回忆当年登顶的情况，老人说他有严重的心脏病，艰难的回忆会使他心力交瘁。尹逊平说，别人的心室都是一大一小，藏队队员的却是一样大，“常年的高山生活留下很多后遗症，我们这里50岁以上的人的记忆力都非常差。”然而与身体的损伤相比，这支英雄团队的生存则是更严重的问题。1993年西藏登山队启动“14座”的项目，“目前还剩两座半，正在攀登的马卡鲁、乔戈里和迦舒布鲁姆I峰，目前登山用的2000万经费都是西藏体育局出的。”尹逊平说，“那么‘14座’以后呢？西藏登山队凭什么生存？只有转向业余登山了。” 这支世界惟一的专业登山队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登山队的住址在西藏体校内，登山也是西藏的传统强项，但是体校却没有登山专业，没有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从事艰苦而又危险的工作。队伍老化严重，最大的队长桑珠52岁，最小的是一位刚转业来的战士26岁，大部分都在三四十岁，“工资最高的只有3000多元，很多家属来自农村没有工作，孩子教育跟不上，读书只能花钱买，待遇不高招不来人才，没有一个是学摄影、摄像的。我们的队员去做高山向导，登一座8000米以上的山，出生入死挣7000元钱，但这钱还不是他的，要拿到队里重新分配。虽然这十年来我们没有出一起伤亡事故，但总是通过8000米以上的高度培养一名队员和向导，成本是不是太高了？”目前西藏登山队经费主要来自自治区体育局，从2001年开始西藏队开始运作“登山节”，每年选一两座6000米左右的山峰，为国内山友提供攀登服务收取一定费用，目前教练5000到7000元，登顶会有1200元奖金，副教练4000元，每天补助50元，比尼泊尔的报价要低很多。 40年来，西藏登山队有29人登上过珠穆朗玛峰，228人次登上8000米以上高度，次仁多吉在珠峰停留了99分钟。在很多人眼中他们是英雄，但英雄的苦恼却是难以为外人道。“从英雄到人梯的转变是艰难的”，尹逊平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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