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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有13个世居民族生活于此，周边与八国接壤，在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新疆被称为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这里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所，更是游牧文化与绿洲文化交融之地。 从1960年北大毕业赴新疆参加工作，到2000年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退休，王炳华与新疆“朝夕相处”四十载春秋，从青丝相伴到白发满头。 从帕米尔高原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从阿勒泰山到伊犁河谷，从天山内外到南疆北疆，他主持、直接参与的重要考古工地有20多处。 无论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织锦，还是楼兰王国的金发女尸，抑或米兰遗址出土的“有翼飞天”像……对王炳华来说，所有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与还原。他常说，倚靠文献考证历史固然有其意义，但若要补足其缺漏和客观性，则需考古研究来辅助。考古时发掘到的物品很可能是当年不小心留下或弃置的，这样反而更能客观完整地保留古代的文化。这是他愿意花一辈子去考古的初心与坚守。 著名红学家、史学家冯其庸题赠王炳华的诗中写道：“瀚海沧桑觅梦痕，楼兰又见小河墩。君家事业传千古，卓荦群英是此人。”或许，这是对王炳华倾其一生奉献新疆考古事业的最好概括。
【人物档案】 王炳华，1935年生于江苏南通，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被分配至新疆，从事新疆考古40年，一生致力于西域文明研究。曾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博导，中国唐史研究会、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会、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理事。两次被评为新疆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持与日本早稻田大学、佛教大学，法国科研中心等有关丝绸之路调查，尼雅考古调查发掘，克里雅调查合作项目等。提出的新疆青铜时代、楼兰早期文明、生殖崇拜、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塔克拉玛干沙漠城镇废弃的内在制因等理念，为西域研究学界所关注。 主要论著有《吐鲁番的古代文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西域考古历史论集》《西域考古文存》《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新疆古尸》《沧桑楼兰》《精绝春秋》等20余部，主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等。
伊犁河流域乌孙古冢具有里程碑意义 1935年，王炳华出生于南通一户殷实人家，父亲是温桥小学校长，外祖父是医生。儿时最高兴的事就是去舅父家玩，因为那里有很多书。 1955年，南通中学高中毕业后，王炳华在老师顾云璈的建议下，填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起初，他对历史和考古都没什么概念，大一到大三文科的基础课程也相差无几。大四，王炳华随同学们去云南做社会民族调查。大半年下来，他发现少数民族文化异彩纷呈，十分值得研究。1960年毕业实习，王炳华到河南洛阳王湾发掘仰韶墓地，算是第一次正儿八经与考古打了个照面，“条件艰苦，但能坚持”。 毕业分配，王炳华将南京的名额让给了同学，自己选择去乌鲁木齐。 “从书本上了解到的新疆，远离中原，是考古富矿，很吸引我。”王炳华解释说，当时，外国考古学家有《西域考古记》等；国内学者研究新疆，虽文献丰富，但考古资料明显不足。而且，一些流传至今的文献，作者的主观目的难免会渗透进文字中，导致其舍去部分史实，“因此，需要从考古发现中探索更多隐秘，用‘真材实料’来展现、还原新疆古代的辉煌”。 王炳华从北京坐火车到兰州，再转乘慢车进入新疆，当时的火车终点站在鄯善县。“在戈壁滩下车时，天刚放亮，最先看到的是一排排帐篷。帐篷前立着不同单位的接站标志，一旦对接上，立刻就有热气腾腾的早点。”王炳华记忆犹新地说。
1960年，考古所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借了新疆印刷厂两间房子办公，住宿则租用印刷厂对面的民居土房。 王炳华最早的考古工作，围绕天山以北的游牧文化遗存展开。1961年7月，王炳华与同事王明哲等人，对伊犁河流域昭苏、特克斯等9县的土墩墓开展试掘，在特克斯县采集到青铜器11件。1962-1963年，在昭苏县发掘了后来名噪一时的乌孙古冢。古冢出土有见于黄河流域的汉式铁犁铧，也发现过典型的秦式茧型陶壶。王炳华参考俄文相关资料，结合文献，澄清了“游牧区历史文化遗存贫乏”的误解。其提出的乌孙（西域36国之一）考古文化概念，具有里程碑意义。 至今，他还记得，那几年，每次野外工作结束，返回乌鲁木齐，会去蒸“土耳其浴”，将衣服挂在高温蒸汽下方，看体虱一个个从衣服上掉落。 “文革”十年，唯一让王炳华感觉到甜蜜的是：1968年元旦，他与结识、相恋3年的王路力喜结连理。 “住我们对门的北大维吾尔族同学热合曼，借出她的台式收音机，给婚房添上了温馨的音乐，很是感人。”王炳华笑着说。
张骞出使西域前，“中原制造”已至新疆 1976年，结束借调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的工作，王炳华返回新疆。适时，当地正在修建穿越天山峡谷的南疆铁路，沿途发现许多文物，消息传到乌鲁木齐，王炳华随即前往阿拉沟。 阿拉沟是天山山脉中的一条沟谷，在吐鲁番托克逊县西南。1976-1978年，王炳华在阿拉沟东口、鱼儿沟车站地区主持发掘墓葬85座，出土文物以金器最多，见有虎纹饰圆金牌8块、对虎纹金箔、狮纹金箔等。 在考古报告中，王炳华提出“塞人文化”的新概念。《汉书·西域传》记载，汉代以前，塞人（对应于波斯文献中的“Saka”）曾广泛分布于伊犁河流域、天山和帕米尔一带，大月氏西迁后，将塞人赶出了伊犁河流域。 “黄金大墓”引发社会轰动的同时，王炳华却审慎地认为，出土文物的多元性及其与周边地域的关联性更令人惊叹。“阿拉沟东口大墓出土大量源于长江流域楚文化的漆器，凤鸟纹丝绣颇显楚人巫风，还有山字纹青铜镜、精细的绫纹罗等。加上俄罗斯巴泽雷克墓地同样出土过漆器、凤鸟纹丝绣、铜镜等……这说明，早在战国时期，‘中原制造’就已广泛传播至古代新疆甚至更远的地区。”后来的研究也证明，阿拉沟东口大墓出土的金器中，动物后肢向上翻转的造型，与俄罗斯巴泽雷克、中亚伊塞克等地出土的文物非常相似。换句话说，在张骞出使西域前，丝绸之路上已有相当的文化交流，天山峡谷对于丝路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从这点来讲，阿拉沟墓葬称得上是真正的“黄金大墓”。 随后，王炳华继续向东考察，抵达哈密五堡。当地居民伊米提主动找上门，说在村西戈壁滩上见过彩陶和木器碎片，于是王炳华同他前往查看。
1978-1991年间，王炳华在哈密五堡主持了3次考古，共发掘墓葬114座。经碳十四测定，墓葬年代距今约3000年。墓葬出土的毛织物色彩依然鲜丽，大量木器特征鲜明，并发现70余具干尸，其中11具相对完整，目前分别收藏于哈密博物馆、新疆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 1978年底，哈密五堡第24号墓出土的女尸送往上海。解剖显示，古尸具有高加索人种特征。而根据上海自然博物馆对1986年发掘所得57具头骨的测量结果，其中13具古尸为蒙古人种，33具古尸为欧洲人种。DNA检测结果也显示，古尸中，同时存在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的类型。 1987年，在与呼图壁县地名办公室主任李世昌聊天时，王炳华得知县境西部天山深处有岩画。岩画位于耸立的峭壁上，东西长14米、高9米，总面积约120平方米，绘有各式人物形象约300个，其中，有不少男性生殖器刻画突出，甚至有交媾场景。王炳华认为，岩画揭示古人生殖崇拜的思想，而岩画主人可能是塞人及部分蒙古人。 至此，王炳华明确提出“天山峡谷古道”的新概念。天山山系东西长1760公里、南北宽300公里，广泛分布着草原、盆地，是游牧民族往来的天然通道。“我们在伊犁河流域发现的波马金银器、阿拉沟‘黄金大墓’、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画等，都指向一个事实，即天山峡谷是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这一发现也可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及晚至明代的文献中找到依据。这些考古证据不仅清晰描绘出一条新的交通路线，更是打破了我们旧有的认知——古代丝绸之路必须自昆仑山北麓，天山北麓、南麓而行。我们开始重新认识西域的地理空间，丝绸之路也可以穿越天山来去。”
异质文明碰撞混融 在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之初，楼兰曾是重要节点。公元4世纪，楼兰开始衰落，楼兰古城也随之销声匿迹。直到1901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偶遇楼兰古城，并在此采集到古代简牍、钱币、毛织品、木雕等珍贵文物，方引起世人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罗布泊成为军事禁区，楼兰考古再次沉寂。 1979年，中央电视台计划与日本NHK合作拍摄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请王炳华参与，他随即提出“去楼兰”。是年底，王炳华率队进入位于罗布泊西北的孔雀河河谷考察，发现古墓沟墓地。 在古墓沟，考古队共发掘墓葬42座。其中，6座墓葬形制特殊，地表皆有7圈列木，构成椭圆形圈，圈外散布以7根木桩构成的放射形直线，即“太阳墓”。根据碳十四测定，墓葬距今约3800年。这打破了以往将罗布泊地区文物都与汉代楼兰相关的认知，证明在更早以前人类就曾在罗布淖尔留下痕迹。 古墓沟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女尸，头戴尖顶毡帽、发色金黄。1980年，在楼兰铁板河墓地也出土了一具类似的女尸。两具女尸的解剖结果显示，头骨具有明显的欧洲人种特点，古墓沟文化居民是当时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置最东的古欧洲人类型”。
随即，有学者提出，墓地主人可能是“吐火罗人”，但王炳华并不认同这种假说。综合古墓沟、铁板河、小河的考古成果，20世纪初探险家们的考古收获，以及克里雅北方墓地的新发现等，王炳华提出，罗布淖尔荒原北部孔雀河水系所见青铜时代考古遗存，是一种具有特别鲜明个性的考古文化。而此文化具有塞人文化的重要特征，与古印度、古伊朗文化也有不少关联，体现出异质文明碰撞后的矛盾与冲突、混融与合一，而不应将其简单认定为“吐火罗人”。 楼兰考古的成功，促成了中法克里雅河流域的考古调查。1993年，与法国研究中心315所签订“克里雅河考古协议”后，王炳华作为考察队队长，进入克里雅河流域，调查喀拉墩遗址。 1995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即尼雅精绝发掘，尼雅遗址是汉代精绝（西域36国之一）所在。1995年9月至11月，王炳华率队在沙漠中前行，意外发现一座胡杨棺木，尼雅95一号墓地由此现世，实为精绝王室墓园。墓葬保存得十分完好，M8墓主人所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体现出精绝与汉朝的政治文化关系。
任何沉入地下的物品，都有可能不朽 退休前夕，王炳华心心念念的是小河遗址。1934年，探险家贝格曼在小河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墓地、奇特的列木以及具有欧洲人种特征的古尸，震惊世界。2000年，王炳华如愿进入沙漠，寻找小河。在汽车无法前行的情况下，考古队改骑骆驼深入腹地，并在第5天成功觅见小河墓地。 2000年底，在北大报告小河考察及其价值时，王炳华激动地说：“这是新疆考古界、文化界几代知识分子做了66年的梦。这个梦，在尴尬与苦涩里浸泡过，被民族自尊与社会责任感激励过！今天，终于用自信心和勇气，迎来梦醒时分。” 同年，王炳华办好退休手续，卸任所长，但他的西域研究仍在继续。 他说，新疆境域广阔，沙漠戈壁纵横，气候干燥，任何偶然沉入地下的物品，甚至人类自身，都有可能不朽；这里，曾是旧大陆上古代居民交往的关键地段，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群及物质、精神文明，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痕迹。这片土地上，曾有不同种族、众多民族或长或短居住、生存，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痕；不同文化心理的居民群体，面对异己的存在，会经历怎样的接触、矛盾、冲突、了解，最后走向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实体；迥异的艺术、不同的信仰，如何彼此共存、共处，最后迈向新境……凡此种种，都是其它地方少见的。
在新疆拜城县北境，天山博者克拉格沟口西侧岩壁上，依稀可见东汉时期一方摩崖刻石。汉隶书就的刻石，保留了时在龟兹（西域36国之一）任左将军的刘平国于东汉永寿四年（公元158年）率领“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程阿羌”等6人，在沟口建“东乌垒关城”的史迹。龟兹（今库车地区）穿越天山峡谷，通达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是汉代通向乌孙的重要通道。 自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至东汉永寿四年，新疆进入祖国版图已200多年。那时，居住在库车境内的孟伯山、程阿羌等，包括基层官员刘平国，竟还自称“秦人”，足见秦国对西域经济文化影响之深远。 王炳华分析道：“伊朗、印度、阿富汗至今仍称中国为‘秦’，并非偶然。这种深远的影响，自然不是二世而亡的秦王朝所能营造。‘秦’字背后，应有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秦人在西部曾经散射、留存的经济文化浸润，并深蕴于历史文脉中。” 汉代以来，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日益紧密。王炳华以尼雅遗址和精绝王陵的发掘举例分析说，精绝王陵出土的“王”字纹陶罐、N14出土的“仓颉篇”木简，显示出王室成员开始接受学习汉字。更为重要的是，西域在服饰和葬制上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比如，级别较高的墓主人袍服大多右衽，符合汉制；墓葬中，男女主人衣物器具分别悬挂在不同的丫形木叉上，与《礼记》所载“楎椸”制度相合。 从《史记·大宛列传》到历朝历代国史中的《西域传》，王炳华感慨：“在新疆考古人手铲下，现世的文物碎片，在与史载文献记录互相印证的同时，也见证和还原了西域万千黎民的生活情状，让今人跨越时间的长河触摸古人的悲欢离合。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由古至今从未改变。”
记者手记希冀有个新疆人类学博物馆 和王老聊天，他很健谈，思绪开阔。退休后，除了在人大、北大上课，他还到法国、日本等地讲学交流研讨，继续西域文明研究。 对于学生的好，王老铭记于心。“有一年，学生到新疆开会，抽空来看我，发现我房间没空调；回北京后，就下了单。送货员上门要装空调，把我吓一跳！”王炳华乐呵呵地说，“学生出钱办事让我感动，这份心意更是感人。” 在宝岛台湾的台北大学上了一学期课，回程前，一个学生捧着一大罐葡萄酒来送行。“学生跟我说，不是买的，自己酿的。盛情难却，但不能带酒过境。出发前，我与共事的老师们一起把它喝了。”王炳华的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学生对我好，我讲课受欢迎，做老师还挺有成就感。” 眼下，王炳华手头最要紧的就是撰写《考古行脚六十年》《新疆考古与西域文明》。前者是考古生涯的总结，后者则希望从文物考古遗存透见它们背后的文化、历史轨迹，以及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涉学科太多，“不知道什么时候写得完，边写边看”。 有时候，贤内助王路力心疼他，劝王老少写点，“外稿就给2800字的稿费，你干吗非得写五六千字？3000字足够了……”王老不以为意：“我写稿又不为挣钱，总要把问题讲清楚嘛！” 在王炳华心中，一直希冀建立一座新疆人类学博物馆：“新疆得益于其地理位置和人类文明交流的需求，历史上一直拥有丰富多样的人种、文化和宗教。若能通过博物馆的形式来规范整理和陈列这座宝贵的‘民族文化熔炉’，对增进民族团结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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