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房租八年涨了十倍」 床位就是空间，空间就是成本。 地价、物价和人工成本一路飙高，同样是造一所养老机构，十年前的投入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上海徐汇区一位民营养老院院长2008年投资了一家拥有66个床位的养老院，房屋年租金18万元，租约签了8年。等到2016年续租时，房东要价每年180万元。 另一方面，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却没有太大变化。2017年发布的“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上海地区）”报告显示，当被问及愿意以每月多少费用入住养老机构时，77.7%的老年人希望低于3000元，只有2.7%的老人愿意支付每月5000元及以上的费用。 来自（《大城养老》--第一章“养老机构建设的跨越式发挥” | P4-5） ⊙阿沐：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房租成本和人力成本都将水涨船高。但是老人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却难以跟上。机构头疼如何让老人理解自己高昂的服务成本，老人在抱怨机构不是为普通百姓而开。中国养老的发展既需要投入成本去规范服务、改善环境，也需要价格亲民让人人都能消费得起。看似矛盾的发展目标如何实现，将长期考验着政府和企业。 「居家养老：从小时工到专业护理员」 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是从1999年成立的老年生活援助中心演变而来，最初的服务团队由45名下岗女工、外来媳妇组成，她们为辖区内几十名困难、高龄老人提供小时工服务。 几年后，静安寺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第三次开展需求调研，这次社区老年人的需求方向又出现转变：需要上门打扫服务的人少了，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但提出护理服务需求的人多了。虽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家政服务队有数百名服务人员，但几乎没有护理服务的人才。于是，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通过上海老年学会请来华东医院的医护人员开展医疗护理技能培训，并于2015年启动“双百计划”，即为100名高龄、需护理老年人家庭提供每年100小时的应急喘息服务。现在，静安寺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每年发出服务指令七八十万人次。 来自（《大城养老》--第二章“居家养老服务的成功实践” | P23-24） ⊙阿沐：上海的居家养老服务，从基本的家政服务升级到专业的照护服务用了十几年时间，相信在这期间，许多家庭也同样在为居家照护所累。家属没听说过这样的服务供给，也就不会提出需求，企业没听到过这样的服务需求，也就不会有服务供给。9073的大政策背景下，居家照护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进入。 「日托升级：从老年活动中心到专业护理服务」 老年活动室是城市社区“初代”为老服务场所。它们通常与居委会共享场地或比邻而设，地方有大有小，配套有多有少，面向所有老年人免费开放，但事实上的服务人群有限--那些有行动障碍、社交障碍的老年人，根本出不了家门；而愿意活动的健康老人，很难被活动室有限的服务吸引。 2013年，浦东新区南码头街道新建了一家日间照料中心，一开业就亮出惊人之举：对服务对象收取30/天的日托费。习惯了免费享受服务的上海老年人最初不能接受，频频表示质疑。 一段时间后，老人们尝到了甜头，他们发现在日间照料中心活动的意思不是打发时间，而是锻炼身体和心理机能，延缓衰老的步伐。对于失智失能老人而言，这种专业服务解决了他们的刚性需求。机构对失能老人进行生活自理能力锻炼，帮助他们恢复部分身体机能；对失智老人进行认知训练，帮助他们更好地获得心理支持。根据服务需求，机构陆续增加了上门医疗护理、上门助浴、老年人辅助用具租赁等创新服务，把机构内的服务向家庭延伸。 来自（《大城养老》--第四章“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勃兴” | P57-58） ⊙阿沐：免费的老年活动中心门可罗雀，收费的日间照料中心大受欢迎。关于日间照料中心如何运营，可以参见阿沐此前对文中提到的上海瑞福养老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张佳萍的专访。 「郊区互助式养老的发展」 孤独的农村老年人并不愿意用离乡背土来填补寂寞与空虚，他们离不开熟悉的家园，也不愿意改变一辈子的生活习惯。91岁高龄的陆阿婆之前居住在离堰泾村不远的金家村里，日常生活中需要旁人略微施以援手，但老人却无数次婉拒儿子邀其前往城区同住的请求，“如果我离开了，门前自留地里的毛豆、青菜谁来打理？”看到了这么多留守老人，三位创办人希望为留守老人们打造一个看得到家的养老服务机构，老人需要照护服务，就住进来；老人想回家，机构就把服务送上门。 说干就干，这些年轻人拿出了自己工作至今的积蓄，共同出资，向村北的9户人家租借了10栋宅基房，在不改变房屋基本机构的基础上进行内部设施的连片改造，将其划分为办公区、老年人活动区、居住护理区等5个区域，设置床位49张；房屋内部设施，皆按照上海养老机构建筑设计标准进行设置，配齐无障碍设施、智能呼叫系统、一键式电话、红外线监控装备。 幸福老人村提供三种形式的服务：住养服务：为老年人提供24小时的照护。 日间照料服务：为附近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浴、各类兴趣活动等日间托养服务。居家养老服务：为周边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 来自（《大城养老》--第五章“郊区互助式养老的发展” | P73-74） ⊙阿沐：中国养老最大的困境在农村。养老服务在城市是改善和升级的问题，在农村则是从无到有的问题。文中所提及的农村养老痛点很真实，但是给出的解决方案恐怕只能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市郊实现，在很多落后地区很难落地——东部大城市的农村和中西部小城的农村不可同日而语。 「老房装电梯，难如上青天」 2015年10月，普陀区怒江苑小区7号楼加装电梯成功，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很多社区竞相取经。怒江苑是1998年建成的售后公房，7号楼楼高7层，底层是车库，上面6层住人。一梯两户，总共12户。居民中有7成是年纪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的老年人上下楼要靠人背，有的爬不动楼只好搬走。 怒江苑的改造耗时一年多。装一台电梯，业主们前前后后开会30多次，项目组四处奔走，在各个部门盖了46个图章--但总体上，怒江苑的工程进行得很顺畅。7号楼为同类社区贡献了新经验。2016年上半年，上海市住建委、市规土局等在怒江苑召开了本市既有多成住宅加装电梯现场会，提出把审批章从46个精简到15个，缩短加装电梯申请流程。这个新措施先在怒江苑的4栋楼先行试点，今后全市推广。 来自（《大城养老》--第六章“适老环境改造的本土化改造” | P90-91） ⊙阿沐：文中所提及的审批问题，这几年在很多城市都已经大大改善。但是居民间因为加装楼梯所引发的纠纷却层出不穷。高楼层居民主张装电梯给自家老年住户上下楼提供方便，合情；低楼层居民担心装电梯遮挡光线、影响生活，合理。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的过程中，还会很多矛盾显现，考验的不仅是政府的执政能力，还有每个公民的个人素养。 「城市互助式养老升级」 “红绿牌”翻牌制度是天平路街道为预防独居老人遭遇突发事件却无人知晓的情况所推出的小手段，这是后来上海开展的“小伙伴”计划的雏形。据当时天平路街道社会保障科的负责人介绍，居委会把红绿卡片分发给那些独居的、年纪比较大身体状况又比较差的老年人，让他们把卡片挂在自家玻璃穿前，每天为卡片翻面，今天朝外的是红色，明天就是绿色，目的是让街道的助老愿者不进家门便能判断独居老人有没有发生意外。一旦志愿者发现这张卡片两天以上没有翻动，就要上门拜访老人，看看老人们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2010年前后，“邻里互助门铃”取代了“红绿牌”。家住嘉善路236弄的陈阿婆家里就装有一只电动门铃。只要她一按门铃，底楼公用灶间里就会响起清脆的铃声，听到铃声的领军们马上回到三楼陈阿婆的家里看看有什么事。 2011年3月，天平路街道总结以前的老年人结对互助经验，率先尝试在嘉善居委建立了晚晴关爱志愿服务工作站，由14名平均年龄为62岁的志愿者，照顾40位平均年龄已达85岁的特别困难老人，一年后这个项目在全街道推广。 来自（《大城养老》--第七章“社区非正式照料体系的构建” | P103-105） ⊙阿沐：城市化把人和人之间物理距离拉近了，但是心灵的距离却疏远了。这种互助式养老，不仅是在危难时候守望相助，在平时也是一种稳定的社交关系。当子女远水难解近渴的时候，身边多几个老伙伴，就少一些孤独。 「认知症家庭的社会支持」 城市失智症患者的就诊率不足25%，农村患者比例更低。““老年痴呆”的沉重的病耻感，令很多家庭讳疾忌医。也有很多人把“老年痴呆”和正常身体老化混作一谈，没有把它作为疾病对待。另外，失智症治疗资源与庞大患者群的不成比例，也是影响患者“现身”的一重要因素。 来自（《大城养老》--第八章“失智症家庭的社会支持” | P125） 中国社会对于失智症患者的救助是哑铃状的，一端是家庭，一端是医院，两者的中间地带又纤细又虚弱。中间地带跨越了失智症恶化的整个周期，是非药物干预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来自（《大城养老》--第八章“失智症家庭的社会支持” | P129） ⊙阿沐：到2050年，全中国将有3000万认知症患者，这些患者和他们背后的家庭，都急需我们尽快建立起一套应对机制。就养老机构来说，目前大部分机构出于风险、照护专业度等原因依然拒绝接受认知症患者入住，而有一些所谓的认知症照护机构则观念落后，对待患者简单粗暴，毫无专业性可言。认知症照护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一家老年照护机构是否专业的重要标准，专业的照护服务正供不应求。 「舒缓病房：尊严面对死亡」 2012年，康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又开设了舒缓病房，希望能“舒缓人痛，缓家属忧”，为老年人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和养护服务。 这里的患者平均年龄71.85岁，平均住院天数29.73天，日平均费用257.7元。责任护士小朱说，舒缓疗护的目的就是避免过度治疗，主要提供镇痛、支持与心理治疗，“希望能让临终老年人在家人、医护人员与志愿者的共同陪护关爱下，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据该院舒缓疗护科负责人透露，开设舒缓疗护床位不到三个月，收到的锦旗就比过去一年收的还要多，“人虽过世家人却感激，这种社会效应出乎意料”。 来自（《大城养老》--第九章“医养结合的深度变革” | P145） ⊙阿沐：看上文中的描述，你可能很难想象，现在还有很多人在以造谣一家机构设有临终关怀来抵制它。一边是感念临终关怀帮助亲人善终，一边是觉得死亡晦气而避之千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对死亡的认识，既有传统的封建迷信，又有现代的人本主义。如何面对死亡，这堂每个人的人生必修课，不是每个人都能学好。 「养老人才如何培养？」 上海银康老年公寓曾对养老机构开业4年间流失的护理员作了分析，发现很大一部分“流失率”是由护理员特定时期的生活轨迹造成，有规律可循。 “在养老机构做护理员的人要么是年纪大的退休或将退休人员，要么是夫妻分居或者离异的人，或者是跟随孩子到大城市生活的人，或者是一家几口奔钱找工作天各一方的人......孩子读高中或者大学了，母亲出来工作，孩子结婚生子后，她回家当奶奶或外婆，等第三代稍大一点，有的人还会再出来。因此，养老护理员的从业时间不会太长，而且断断续续。”上海银康老年公寓院长汪晓鸣分析，要提升现有护理人员水平，首先要研究从业者的“非职业化”特性；要培育未来的养老护理人员，更需要精细的行业研究，“必须把城市生活成本、退休工资水平、老年人支付能力、护理员队伍构成和技能水平等因素作综合分析。沉下心来研究本土的老年人、本土的护理员、分析本土数据，创造本土经验”。 来自（《大城养老》--第十章“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的突围” | P165-166） ⊙阿沐：人才问题将是中国养老未来面临的一项重大考验。阿沐此前曾就这个问题采访过上文中的汪晓鸣院长，没有读过的朋友可以点链接《专访汪晓鸣：银康式的养老人才培养》。 「养老资源的分配，评估是关键」 过去的养老资源分配，绝大多数以经济为门槛，也就是根据收入水平确定服务对象；统一需求评估以身体条件作为依据，决定老年人能不能获得养老服务、获得多少服务的不是收入水平，而是老年人的照护需求。 过去的养老公共服务主要面对经济困难人群，服务配送首要考虑的是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尽管经济门槛不断调整和放宽，“口径”仍然有限。但是，需要服务的不只是“托底人群”，所有老年人都希望被公共服务所惠及。 来自（《大城养老》--第十一章“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制度的诞生” | P179） 附：上海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的基本流程（以徐汇区为例） ⊙阿沐：养老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的资源优先帮助哪些群体？不仅是上海，全国的政策方向都在从经济困难群体扩大到全体老人。基于身体评估标准的分配方式，让越来越多经济条件未达“困难”标准的家庭都享受到了政府提供的保障服务。 「科技如何改变老年生活？」 2003年，上海市老龄委、上海市科协、上海市老年基金会等共同发起组织了一项实事项目——“扶老上网”工程，计划用三年时间，扶助10万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掌握电脑上网技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信息社会、享受数字生活。作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十多万老年用户的“老小孩”网站承办了该项目，他们通过培训志愿者然后深入社区进行讲解。 在2004年，顾老伯成了社区“扶老上网”课堂里的一名新学生。在那里，他收到了主办方根据老年人特点编写的专用教材，从入门级别学起，逐渐掌握了上网搜索信息、收发邮件、网络购物等冲浪技巧。现在，他每天都要在线浏览新闻、玩游戏，还会和远在国外的女儿通过网络电话互致问候，甚至会用手机和照相机拍摄下来的旅游照片做成电子相册，发送给亲朋好友，分享喜悦。 来自（《大城养老》--第十二章“智慧养老的普及” | P196） ⊙阿沐：这一章里面很多案例都提到了互联网+养老的服务模式，但是让阿沐眼前一亮却是这个项目。“扶老上网”这个词很形象生动地概括了这个项目的服务内容。 11月9日，微信发布了《2017微信数据报告》，其中提到微信目前有9亿日活跃用户，其中老年用户占5000万。阿沐算了一下，老年微信用户约占微信用户总数的5.5%，而今天实际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是17%，这就意味着，大部分中国老人尚未“上网”。 今天，让老年人学会使用互联网，意味着他们的大部分生活需求都能得到解决，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将节省大量的社会成本。 「养老住区的未来将是如何？」 前些年那批“来得快去得快”的养老地产项目，一度把“养老地产”几个字带上风口浪尖。当“养老牌”带来的眼球效应耗尽，投资者、开发商在养老服务上的短板逐渐暴露。最早吃螃蟹的老年人发现高价入住的社区并不能提供养老所需的医疗、照护、社交等等服务，舆论则开始质疑开发商和投资者以养老之名“绑架”消费者。 如今，养老产业市场正在显露“风口”形态，老年人群消费升级，但热闹不能掩盖养老地产面临的挑战。外在环境上，现有养老地产商业模式不成熟，却反金融、土地等配套政策的支持，大行其道的会员制养老模式仍然不乏质疑；内里，从业者对养老服务的专业难度认知不足、预估不够，对养老服务与生俱来的公益性与资本与生俱来的营利性之间的矛盾把握不够。 而从监管角度来说，养老住区始终处在监管模糊地带，作为养老服务的主管部门，民政部门对于养老住区缺乏监管依据，其主管的养老服务业体系涵盖养老机构、社区托养机构、居家为老服务几类主体，但不包括养老住区形态。由于涉及老年人、涉及老年的生命和财产权益，对养老住区的监管迫切需要加强。 来自（《大城养老》--第十三章“一道尚未破解的课题” | P210-211） ⊙阿沐：从最早的北京太阳城，到上海亲和源，再到泰康这样的险资大举进入，养老住区售卖的不是纯粹的照护服务+房产，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从最基本的生存、健康需求，上升到了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随着60后婴儿潮一代的退休，养老住区的需求将会在这批有钱又闲的“新老人”一代爆发。但是目前很多养老住区，还停留在打着养老的旗号卖房子的阶段，基础的照护服务尚且难以落地，更别说提升老人的生命质量。随着政策的逐渐规范和消费者的成熟，养老住区将面临洗牌，一批专业品牌正在脱颖而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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