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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张广智
浮云掠过一甲子，历史长河一瞬间。静坐听雨忆往事，最是难忘己亥年。
己亥初秋，阳光仍很灼热，复旦大学邯郸校区正校门前人群川流不息。往上一看，校门上方的标牌上写着“热烈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同学”。步入校园，只见望道路上人头攒动，校园内芳草萋萋，显示出一派青春的活力。
啊，又一个新学年开始了，正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喜气洋洋。这情景让我立刻在脑海中浮现出六十年前的情景：1959年，也是一个己亥之秋，一个美好的季节，正当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时，我随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同学们一起到复旦报到。就此，历史系59级的96名同学开启了人生的新征程，行走在共和国的风雨兼程中，搏击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寻梦在新时代的砥砺奋进中……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借用纳兰的名句，回眸六十年前“初见”母校时的情境，总是难以忘却。
我们进校时的复旦，经历上世纪50年代初高校院系调整后，正值第一次腾飞期，学校随着共和国飞速的车轮在前行。那时的校门不大，正对着国权路，校区集中在今四幢楼（校行政办公区）的西边，登辉堂（现相辉堂）、子彬院（数学楼）、佩玲院（校医院）等都在西区。我们进校后，校区迅速向东边扩展。当时我们入校住的是新建的三层楼宿舍，房间铺地板，每间有四张木架床，上下铺，中间放两张书桌，另有小书架和衣柜，设施齐全，像模像样。开学前的某天下午，我们在房间里，有的在闲聊，有的在收拾物品。忽然有四五个人拥入房间，中间的一位慈祥、亲和，满脸笑容地向大家嘘寒问暖。见一位同学没有垫被，当即关照随行老师为他发一条褥子，临走时，又对我们说：“明天就要开学上课了，今天你们要好好休息一下。”事后方知，这位长者便是著名数学家、副校长苏步青先生。这一次“初见”，给大家留下了难以泯灭的美好印象。 
前排右二为本文作者
“初见”复旦，一切都新鲜，一切都是那么的好。比如食堂，也是新盖的，伙食特好。后在《红旗》杂志任要职的李明三同学来自安徽淮北，他在我们毕业50周年回忆“初见”复旦时写道：“复旦的饭不仅吃得饱，而且好吃，且不说刚入学时吃的白米饭、白馒头、油条、豆浆，就连三年困难时期吃红薯干拌饭，对我这个来自穷乡僻壤、一天两顿红薯都吃不上的少年来说，复旦的饭就是人间美味啦！”同样，对像我这样来自上海闸北区（现并入静安区）的寒门子弟来说，也与李明三感同身受啊。
“初见”时的复旦，虽不如现在那样有33层的光华大楼，也没有“全面开展中国特色顶尖大学建设新征程”的豪言壮语，但在我们心目中，它纯真而又朴实。于母校的记忆随时间而愈加清澈，心中的感恩之情随时间而愈加浓厚。董诗梅同学在北京老同学从复旦毕业50周年的座谈会上动情地说：“复旦，我们心爱的母校。复旦，我们生活成长的地方。是她给了我们智慧，给了我们力量，她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里程碑啊！”此言道出了我们全班每一位同学的心声。
复旦自1905年建校，我就读的历史系，在中国现代高等学校历史系创立的排行榜上，是步1919年首设历史系的北京大学之后，于1925年创办的第二个。我们进校时，历史系因院系调整成了“大赢家”，顿成东南史学第一重镇，其师资阵营可谓秀冠群伦。在中国史方面有陈守实、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等大家；在世界史方面有周谷城、耿淡如、王造时、陈仁炳、章巽、田汝康等大家；中年教师如程博洪、张荫桐、胡绳武、金冲及、赵人龙等也已脱颖而出。在院系调整的基础上，经过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锐意进取和开拓创新，全系在教学体制、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各方面创造了带有奠基性意义的成就。1961年初，周扬率高教文史教育评估组对北大、复旦两校文史系科进行调研，认为在史学系科，复旦历史系可居鳌头。
最后一排右10为本文作者
当时我们的学制五年（1959—1964年），其间恰遇三年困难时期，尽管赶上了“教育革命”的尾巴，但折腾不多。当时的思想文化战线上吹来过一股清风，社会大环境宽松，我们因此而得益，获得了一段难得的可以安下心来用功读书的时间。那时，系上秉承“通专并举”的教学理念和“博大精深”的学术传统，让我们先集中全力攻读二门“通史”（《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后全班96人按志愿分成三个专门化方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实为世界史），各方向的学生也可跨界选读，另辅之以相关配套课程。其时，由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校系学术空气非常活跃。周谷城先生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争论。许多知名教授如齐思和、吴于廑先生等纷纷来我系做学术报告。记得1961年暑假，我没有回家，在校图书馆开架书库（限室内阅读）专心读书，硬是啃完了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它直接影响着我日后的专业取向。现在回想，那时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情况下苦读西方古典史学名著，还真令人回味。
五年勤学成硕果。抱着“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宏愿，59级的同学们毕业后无论从教、从研、从政，都施展出了自己的才华。分配在北京工作的同学，肩负重托，工作多与“外”字号相关，分别进了外交部、中联部、中调部、对外文委、对外友协、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家涉外重要部门和机构，即使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史所、西亚北非所、拉丁美洲所做学术研究工作，也不免与“外”相连。为了工作，同学们除了在大学时选读的英语、俄语之外，又学习了西班牙语等语种。也有同学去非洲坦桑尼亚工作，还学习该国的斯瓦希里语。所有的远行，出发点在己亥；所有的奉献，都始于那一颗初心。
岁月飞逝。读着时间——己亥己亥，这是一个多么值得怀念的年份啊。回望时，我又总是想起龚自珍，想起他的《己亥杂诗》。距今180年前的1839年，也是农历的一个己亥年，仲春时节，偕着无边的离愁与不舍，龚自珍辞官南行，一路抒怀言志，至是年农历十二月，写下了中国诗史上著名的组诗，共315首，辑集名为《己亥杂诗》。读书时受《中国近代史》任课老师金冲及先生的影响，早就对龚自珍的思想，尤对他的《己亥杂诗》感兴趣。当下，已是年迈的我，读诗生情，尤读《己亥杂诗之五》，颇多联想。其诗曰：“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眼看夕阳西下，落红并不是无情之物，化成春泥还可以“更护花”，用今天的话说，从那个己亥年走出的我们，依然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尽一点余力，做点贡献。“落花”是诗人在《己亥杂诗》中创设最多和最具美感的一个意象，我们看到，当思想家龚自珍和诗人龚自珍相互渗透时，诗思融通，悲壮合一，已化作股股清泉，流淌进一片片渴望崇高、追求美好的心田。在我们经历了那个己亥年的一代人的诗思与己亥年的龚自珍相接的那一瞬间，诗歌释放出了如此耀眼的光芒。它们意境之深远，生命之丰美，怎能不引发强烈共鸣？
由此说开去。天不假年，龚自珍年仅五十就谢世了，但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开创了一种不同凡响的“风气”，也因此将千古流芳。恩格斯曾如是评价意大利诗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我国学界也有人曾把龚自珍比喻为“中国的但丁”。此说当可再议，但不管如何，如同但丁一样，他是把中古接力棒在近代曙光出现之前交给近代的第一人。在今天，我们重读他的诗文和史论，依然会感受到思想上的巨大震撼力和艺术上的深刻感染力。被激发了思绪的我，试作一首集诗，选《己亥杂诗》之句来称颂他，取名为《集龚诗·咏怀》：九州生气恃风雷，百年淬厉电光开。但开风气不为师，何日重生此霸才。
的确，龚自珍在助中国走出中世纪方面，称得上是点燃启蒙之火、拉开近代序幕的独一无二、舍我其谁的“霸才”，正如先贤鲍正鹄先生所言：“他给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影响已为历史所证实了的，并将被记忆着的。”而且会被永远记忆着的。
己亥，己亥，在历史的星空里，从璀璨的群星中，我找到了龚自珍，恃九州风雷开风气，依然闪耀在历史的长空中。我们也在己亥找到了自己，愿持当年吟鞭东指之宏愿，行得再远，岁月再长，也依然记得我们初见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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