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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尼科特是客体关系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的理论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尤其是人生早期与养育者之间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儿童早期的关系对其成年后与他人的关系模式有深刻的影响。下面我就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一下对温尼科特的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几段关系，看看早期关系是如何影响了这位客体关系大师的人生。 温尼科特毕生都在探讨母婴关系，他说：“孩子跟父母、其他小朋友，以及最终跟这个社会建立人际关系的唯一真正的基础，就是最初的这份成功的母婴关系。”他为什么如此重视与母亲的关系？他后来发展出来的那些理论是否和他自己生命初期的母婴关系有关？也许我们能从他人生中的第一段重要关系——母子关系——中找到答案。 温尼科特的母亲婚前是英国国教徒，从她的性格与日常表现中，可以推断出她的养育环境是严格、禁欲式的，这可能是导致温尼科特后来人生悲剧的根源。在禁欲环境中长大的母亲对自身的任何欲望都感到羞耻，在她给温尼科特喂奶的时候，因为孩子吸吮乳房的动作过于热情急切，使她产生了兴奋感，这让她无法忍受，不得不早早给温尼科特断奶。据知情人士称，因为不愿面对儿子的男性性别特征，母亲曾把小温尼科特的生殖器包起来，在心理上把他视为一个女孩子，这导致温尼科特的性格中有一些女性化的因素。 从表面上看，温尼科特的童年是很幸福温暖的。母亲给了他足够的安全感，正是这种安全感，让他后来发展出“独处的能力”这一概念，认为婴儿在对母亲有了信心后，才会安心地独处并有兴趣探索周围的环境。温尼科特后来说，自己小时候得到的“母爱”太多了，周围爱他呵护他的女性包括母亲、两个姐姐、一个姨母及一个女家庭教师。过于女性化的养育环境对温尼科特有什么影响呢？据说温尼科特9岁的时候，他看着镜子对自己说“我太乖了”，于是故意去干一些坏事。在之后的人生中，顺从与叛逆在温尼科特身上一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并存着，从他与导师克莱茵的关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模式。 第二段值得一说的是他和父亲的关系。温尼科特很少提及父亲，在现实生活中，父亲很多情况下是缺席的；在他的理论中，父亲角色更是一片空白，这也是他的理论一直被人攻击的点。但父亲的影响远比温尼科特愿意承认的更大。温尼科特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曾任普利茅斯的市长，后来获得了爵位。温尼科特幼年时曾与父亲讨论圣经，父亲鼓励他自己去思考，自己决定自己的信仰。不得不说，温尼科特后来之所以成为一个能够坚持自身想法、不盲从权威的人，父亲功不可没。12岁的时候，因为温尼科特说了一句脏话，父亲坚持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将他从过于女性化的环境中拉了出来。在寄宿学校里，温尼科特度过了充实的青春时光。他参加各种球队，参与公开辩论，在音乐会上演奏，写短篇小说，过着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温尼科特与父亲的关系一直很淡漠，他拒绝子承父业，父亲只能把生意交给侄子；当他决定要成为一名医生时，他让一位朋友去告诉父亲自己的这个决定；他不愿让父亲操心自己的婚姻状况，在父亲去世后才与第一任妻子离婚；据说他曾因金钱与父亲争执，父亲去世后，他宣布除了自己现有名下的财产，不接受其他任何遗产。 说到父亲，就不得不提到弗洛伊德，对于温尼科特来说，弗洛伊德和父亲是相似的，虽然没怎么在生活中出现，却具有关键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温尼科特的学术理论上。两人并没有多少交集，不过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曾说，在她与父亲逃到英国后，温尼科特是英国精神分析学界第一个上门探望的人。弗洛伊德很快过世，无法在学术上给予温尼科特更多指点，但从温尼科特的一些言论中可以看到，他是以弗洛伊德的儿子自居的，类似于荣格与弗洛伊德决裂前的地位。 第三段，就是他是与第一任妻子艾丽斯的关系。艾丽斯比温尼科特大四岁，两人相识于剑桥，于1923年结婚。艾丽斯的养育环境与温尼科特的母亲有类似之处，她的父亲是那种认为“人只有在生小孩时才需要性”的人。艾丽斯与温尼科特的婚姻维系了25年，这是一段完全没有性生活的婚姻，显然与她小时候的养育环境脱不开干系。据说艾丽斯的头部受过伤，所以她很容易睡着，温尼科特的一位朋友说，艾丽斯有一次开着车的时候就睡着了，把同车的人吓得魂飞魄散。她喜欢艺术，与温尼科特在音乐上有一些共同语言，但她的精神确实有问题，例如沉迷于和虚构的爱人通过鹦鹉沟通。她不爱干净，生活上需要温尼科特照料，对丈夫漠不关心，不理解他的工作，对温尼科特来说，这段关系显然更多的是痛苦和负担，但奇怪的是居然维持了25年之久。如果不是温尼科特后来多次心脏病发作，旁人也劝他说，如果再和艾丽斯一起生活会死掉，温尼科特说不定还会将这段婚姻维系下去。联想到温尼科特对抑郁母亲的态度，是否可以把他对精神病妻子的包容和责任感视为一种移情呢？1948年，温尼科特的父亲去世，温尼科特两次发作冠状动脉栓塞，不得不考虑结束与艾丽斯的婚姻。两人最终于1949年分居，余生再未相见，但温尼科特一直在经济上支持她。 第四段重要的关系是与第二任妻子克莱尔。两人相识于1941年，正是战火纷飞的年头，当时温尼科特与克莱尔都在负责牛津郡的儿童疏散工作，克莱尔是护工，温尼科特则是负责指导工作的医师。护工负责人认为温尼科特“很难搞”，让克莱尔去整顿一下，两人开始在工作上展开合作，并逐渐惺惺相惜，最终于1944年开始婚外情。克莱尔与艾丽斯不同，她理解温尼科特的工作，能在事业与精神层面提供他需要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她治愈了温尼科特的性无能，让他变成了真正的男人。与克莱尔的关系让温尼科特从内到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多篇重要论文就是发表在这一时期，多个重要理论也在这个时期形成。他有了更多的勇气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敢于抨击自己不认同的理论及人物。虽然温尼科特在1949年就与艾丽斯分手，但他并没有立刻迎娶克莱尔，两人直到1952年才结婚。克莱尔一直伴随着温尼科特，直到他的最后一刻。 第五段无法回避的关系，是和克莱茵之间的恩怨纠葛。克莱茵是温尼科特的导师，在精神分析学界被视为客体关系理论与儿童精神分析的创始者。如果说弗洛伊德相当于温尼科特学术上的父亲，那克莱茵就扮演了母亲的角色。按照精神分析界的惯例，要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分析师自己必须接受长程分析。温尼科特一开始想让克莱茵来分析自己，但当时克莱茵正为自己的儿子头疼，她觉得儿子有心理问题，需要精神分析治疗，而温尼科特正是合适的分析师，如果答应做温尼科特的分析师，自己的儿子就会失去一个很好的治疗机会。于是克莱茵将温尼科特介绍给了另一位分析师，这让温尼科特一直耿耿于怀。从1935年开始，克莱茵成为温尼科特的督导。两个人始终维持着多重关系，这使得他们在生活和学术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克莱茵前期一直把温尼科特视为自己的追随者，习惯于居高临下地指点他，让他服从自己的想法。例如，既然温尼科特是儿子的分析师，那克莱茵就不应该介入具体的治疗，但她始终在信件中指示温尼科特应该对儿子如何如何做，虽然温尼科特大多数时候屈从了，但想必内心并不舒坦。温尼科特确实一直认为克莱茵是弗洛伊德之后最伟大的分析师，但是，他拒绝完全服从对方，他拥有自己的观点并一直坚持，在某些方面不认同克莱茵的理论，这是他与克莱茵矛盾的根源。不过，温尼科特性格中也有优柔寡断和懦弱的一面，他一直认怂到了1956年，才在信件里明确表达了对克莱茵理论的不认同。在之后的岁月中，温尼科特长期遭到克莱茵追随者的攻击和孤立，但当克莱茵遭到攻击时，温尼科特依然会挺身而出去捍卫这位曾经的导师。 最后要说的，是温尼科特与英国精神分析发展史上臭名昭著的玛殊·汗之间的关系。玛殊·汗是巴基斯坦移民，父亲是一位年过7旬的富翁，母亲是一位年仅19岁的交际花。他长相英俊，喜欢攀龙附凤拈花惹草。温尼科特是玛殊·汗的分析师，这种关系从1951年持续到1966年，之后玛殊·汗成为温尼科特各种著作的编辑者。他们的关系很奇特，有人说他们之间从来不是亲密的朋友，有人说玛殊·汗就像温尼科特的仆人，有人说玛殊·汗就像温尼科特的儿子。而作为妻子的克莱尔对玛殊·汗称得上是厌恶，她一直限制两人的交往，当玛殊·汗到家里来与温尼科特谈工作时，她从不留他吃午饭。温尼科特去世后，玛殊·汗向她索取温尼科特所有文章、文献的使用权，克莱尔拒绝得干脆彻底并为此深感痛快。有人甚至怀疑，温尼科特与玛殊·汗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同性恋情。作为精神分析师，玛殊·汗几乎违反了所有伦理规范，包括引诱甚至控制病人，后来被逐出精神分析学会。而温尼科特不仅在玛殊·汗申请分析师资格时为他保驾护航，还不断向他转介个案，对他的维护让世人费解。这段关系差点让温尼科特晚节不保。 从温尼科特生命中6段重要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生早期的关系模式对他的理论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比如说，因为母亲患有抑郁症，幼年的温尼科特一直把安慰母亲、让母亲好起来视为自己的任务，所以，抑郁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他一生都在探索的主题。他提出的很多理论，例如足够好的母亲、虚假自体、婴儿的攻击性等等，甚至包括他在第一段婚姻关系中的性无能，对导师克莱茵既服从又叛逆、既不满又维护的矛盾心态，都能从他和母亲的这种关系模式中找到伏笔。 克莱因的《嫉羨与感恩》一书中，收录了她人生中最后一篇论文《论孤独感》。在临近人生终点时，这位伟大的客体关系心理大师对母婴关系做了最后的回顾，她充满惆怅地写道：“在以后的人生中，当你对志趣相投的人倾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时，无论感到多么满足，都依然有一种未被满足的渴求，渴求一种无需言语的理解——归根结底是在渴求和母亲最早的关系。这种渴求导致了孤独，是源于对无可挽回的失落产生的抑郁感。”在母婴一体的完全依赖期，无需任何言语，母亲就能了解婴儿的所有感受，这是人生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在此后的人生中，没有任何一段关系能与之媲美，它决定了一个人与整个世界相处的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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