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忆70年，那些打动我们的文艺作品（九〇篇）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每个时代的文艺作品往往都有独特的时代印记和人文属性，而一些特别优秀的作品则能够切准时代的脉搏，甚至提出、面对并回答时代之问。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和上海市文联媒体中心共同主办了“文·忆——新中国70年令人难忘的一部文艺作品”微评活动，一批上海的文艺家、评论家围绕这个主题，重启记忆之门，重阅时代之书，写下了对自己而言不能忘记的文艺作品——也许是一家之言，但见微知著，从这些让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文艺作品如何生动鲜活地反映社会热词，与时代共振；文艺如何担当时代前进的号角，呈现时代风貌。

电影《股疯》【1992】

90年代影坛这阵“疯”，腾挪在生活的底色里

伍斌

大脑放电影般闪回，大概是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自己所心仪的优秀国产电影的最佳梳理方式。

通过36年前那一次影院“偶遇”，直到今日依然像看过的新电影般历历数得出细节的电影，就是《股疯》了。也许是觉得宏大叙事驾驭难度太高，一不留神会露出编导把握功力不足的“底衫”，也许是心底里对于电影观念一直执拗地站队“普通人”——走入和揭示最一般的社会存在者的精神世界和困惑、迷茫、悲喜，是我多年来选择走入影院的一大标准。以此角度，《股疯》在芸芸众“草根题材”片中不是最好，却是当年打开我关于当代普通人电影视角的那一部。

纷杂的43路公交车上，生活状态并不如意的售票员范莉一根筋式地左冲右突，希望改变混在人堆中倒马桶、连丈夫出差带几个半张手纸都要“宏观调控”的日子。她撞上的突破口是股票。

电影的优长，在于把股票作为一条市井小民生活的“红地毯”，让范莉与她一根弄堂里捯饬“发财梦”、一个灶披间里“偷水”相骂、一个阁楼里倒腾香港“打桩模子”、一个大户室里酸言醋语的邻居、租客、阿诈里、股友们纷纷登场亮相，简直堪称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城市生活巨变前的“山雨欲来”之作。这是一个物质生活亟待腾飞、里弄人情底色正在消解、国营大锅饭意识被“搞点外快”插足、一不留神踩上股票滑板有可能一夜暴富或破产的精彩而无奈的时代，摄影机的下沉式搜索，精准定位于所有人的内在世界。范莉们是慌张而被欲望填塞的女主人，刘青云们是给上海带来南风习习、精明却世故的外来市场经济“异类”，范莉憋屈的知识分子丈夫是不甘失去主流地位奋身一搏的财务失败者，里弄跟炒者是小利当头、见风使舵的新小市民阶层……很难想象，这样精准、纷杂而现实原生态十足的呈现，出自香港导演之手，而今细思，却又了悟：“身在此山中”的无奈与短浅，才是限制了本地导演眼光、理性与批判力的“近视镜”。

《股疯》对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影坛的意义，在于它对接了《乌鸦与麻雀》所造就的“新现实主义”上海题材电影这根经脉，又巧妙嫁接了《七十二家房客》所积淀的沪语调侃自嘲的表演风格。这一切投射于在主流悲剧之河中奔突多年的学院表演风格演员潘虹，以及抖得出市井俚俗底色与无厘头表演的上海滑稽剧团一众演员身上，可谓正其时也、正其人也。轻喜剧，快节奏，琐碎而有趣，俗白却不失观照人性的格调，打破了此前当代题材电影表现城市与市井生活质感与俗人心态的空白。在《股疯》前，如果说中国电影的城市题材主旋律还停留在“都市里的村庄”的悲情叙事、“穷屋”式的空洞慨叹与“街上流行红裙子”的概念化推演，那么，这部用沪语席卷了1993、1994年影坛以及所有最佳女主角奖和合拍片奖项的力作，则用它实在的创作态度、沉潜的制作姿态、大胆的沪语尝试、细抠的人物画影，给当时代“春江水暖”后“石破天惊”的改革巨变生活，留下一份活色生香的记录。

它同时开创了全沪语电影的一脉现实题材创作路线，先于周星驰的《功夫》呈现出市井生活极其驳杂却又俗得精彩的世界。市百一店门口的43路（这还得“归功”于导演的大胆拼接与想象）上硬币抛客、灶披间里拿锅带铲的婆妈之争、小阁楼上精明到极致的“望远镜中的收盘价”、证券公司门口的彻夜排队与粪车当道维持秩序、大户室里砖头般大哥大炫耀过世……这一切击中时代“标签”的场景，正是如今此片一放再放时，被人津津乐道的时代感、多棱镜、烟火气、俗世情的最佳体现。值得我们品味与怀念之余，也未免对这一脉电影创作未能由后来者接续做强做久而留有惋惜之叹。

无论如何，1993中国影坛里的这一阵“疯”，曾经画出中国影人腾挪于现实的灵巧身影，也曾经创造出香港和内陆电影制作力量较为完美融合的先例。这是一束不一样的烟花，如果它还能被人回放千百次，还在于它那特立独行的底色。

历史剧《商鞅》【1996】

历史剧《商鞅》向艺术本体回归

李晓

过去关于历史剧的评论，争论颇烈，论点集中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及“古为今用”之上，也纠缠在历史事实的表现上。当初，我总感觉着讨论的倾向好像有点偏，为什么不多讲讲艺术？为什么很少见剧作家、艺术家也来参与讨论？我在南京大学时，陈白尘老师曾说过，剧作家是以自己的作品来说话的；郭沫若是历史学家，又是剧作家，多看看郭沫若的创作札记，就会明白作家是怎样创作历史剧的。这话给我印象很深。现在看到白尘老师的学生姚远的《商鞅》，就更明白了陈老的话的分量。

我记得在1982年时，姚远就跟我说起要写历史人物商鞅。那时他读了列传与史书，就有一种感触，商鞅的历史作用如此巨大，而商鞅其人的命运却如此惨烈，很可以用戏剧来表现，当时姚远已经有了戏剧主题：商鞅人败，商鞅之法不败。他一搁就是七、八年，至1989年始在新沂动笔。这七、八年也就是他孕育商鞅形象的过程。郭沫若写《虎符》搁笔二十年，为的是要给如姬以血肉生命。现在看了《商鞅》的戏，就知道了姚远的七、八年不也是要给商鞅以血肉生命吗？在历史剧的创作中，思想包含在历史之中，而血肉生命是由剧作家来创造的。

《商鞅》的原稿是多场次结构，事件、人生、情感、命运的线索发展流畅，自由度较大，商鞅的人物关系和矛盾，商鞅变法和斗争，都在线型的“史”的进程中展开，全剧充满着作家的激情迸发出来的才华和冷峻审视历史人生的思考。演出时改为一序四幕十二场，删去一些人物和场次，戏剧性增强，节奏加快，显示了粗犷的风格。由于结构方法改变和删节，剧作由流畅型变为顿挫型，人们认为刚性有余柔性不足，商鞅的情感世界有所残缺，商鞅最后的干柴烈火式的独白就与结构风格稍有不合。我在阅读原稿的时候，并没有人们所说的这些感觉，只是感到商鞅最后干柴烈火式的独白中迸发出来的情感和思想：“你想改变这世道吗？那你就得烧毁这世界！如果你想烧毁这万恶的世界，你就得首先烧毁你自己”，“我就是这无情的干柴烈火！”在商鞅情节展开的感情点上缺少伏笔和透露，商鞅的政治思想的单一和情感世界的复杂性没有被着力去编织好意志和情感的错综的网、困惑的梦。结果，商鞅是清醒的，观众是困惑的，商鞅是义无反顾的，观众却在深深地思考着人生的困惑；编剧自己也在思考着。

就这样的构思和表现，剧作家孕育出的人物形象当是属于戏剧的、艺术的。但这孕育的感知条件是有基础的，剧作家总要花精力去把握对象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氛围，并摄收住对象在这历史环境和氛围中的灵魂，才能化对象为形象。姚远的商鞅其人其事是历史的。然后，商鞅的思想行为、情感活动、矛盾斗争等，则全在于剧作家依据大框架，赋予人物以血肉生命，使人物活生生地生活在戏剧舞台上。剧作家的功力全倾注于艺术创造之中，只要不跳出这“历史的框架”，那么在舞台上创造出来的环境、气氛、人物、行动、思想、情感就具有历史感，或称为“历史品格”。

历史剧《商鞅》的构思、主题的开掘、戏剧的艺术处理，都表现了编剧对艺术的追求。这里不是在再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按照历史剧艺术创作规律，将自己对历史人物的独特的理解，穿透历史的迷雾，塑造了一个属于戏剧的、艺术的商鞅。关于历史剧的艺术真实的命题，被话剧《商鞅》成功的形象塑造重新回到历史剧创作的中心位置上，历史的真实，就在艺术真实的本质之中，而所谓“现代的倾向性”就深藏在戏剧的深层次中，所谓的“接通古今的哲理”也就包含在历史人生的沧桑之中。人情物理，千古相传，当你被可信的商鞅形象及其思想行为所震动，当你为商鞅的精神魂魄及其人生历程而深长感叹，那么历史剧给予你的早已超越历史本身能给予后人的东西了。

（来源：“上海文联”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