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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其富于悲剧色彩的时期。当时的社会上层人士以及士子们，沉湎于清谈，服药，饮酒，放诞，纵欲及寻求进精神刺激等，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做法寻求精神的解脱，从而忘记灾难之现实。此时，西域传入的佛教乘虚而入，其迅速地扩展的原因，也是由于其迎合了并且满足了当时填补人们精神空虚的需要。佛教以其“轮回报应”之说，用其“诱喻”，“胁迫”等手段，给予了处在悲苦无告的人们带来了希望的新曙光，给予了苦难之中的人们以极大的精神感召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南朝梁武帝之时，佛教被定为“国教”。北朝，自石勒父子信奉佛图澄开始，中间有魏太武帝的短暂的灭佛行动，至魏文帝建造云冈石窟之时，佛教在北朝亦成为“国教”。正是因为在佛教大行其道的流行风气之下，写经刻经之风在南北朝时代迅速漫延，以致于使写经刻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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