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此文前后不接，疑是《深察名号》篇文，错简在此。此言兴五世，当指尧舜夏商周五世，禹启夏而归于夏也。五传者，传述《春秋》之左氏、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五家。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后世仅传三家。涉及子路之论，可能便是指其侵官之事。季氏起长沟，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以饷沟者，虽是仁义之举，然过其所爱而名不正，是为侵官，非孔子所倡也。）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终不及本”后应有断。所从来而承之，不能原其本也。不能遂其功者，不能有其终也。故言“终不及本”。）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周书·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周书·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是周言一月而不言正月也。《春秋公羊·隐公元年》：“（经）元年，春，王正月。”所以说春秋变一为元。正月亦称元月。），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此句颇令人不解。人秉气而生却不必应四时之变？疑“不”当是“死”字误，应为“生死必应四时之变”。惠栋《周易述》引此文便作“死”，其注云：“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这样方合古人阴阳五行之言），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这句话读来颇为拗口，意思是说天元之本命不管是君主还是庶民皆不可违。人秉气而生，所以言生天气者，以言庶民也。君奉天承命所以言奉天气者。）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恶施于人？大其贯承意之理矣。（春秋言元年者，君王之元，贯承天地之意，所以奉天承命罢，自非天地之元。此以天道制君权，犹西方基督之与王者。）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非其位而即之，虽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缪公是也（宋国第十四任君主 。宋穆公，子姓，名和，据《春秋》记载，于鲁隐公三年（前720年）去世，在位9年。宋武公之子，宣公之弟，殇公之叔，庄公之父。宋穆公传位给宋宣公之子与夷，而没有传给自己的儿子冯，并使冯出居于郑。这里所言“非其位而即之”当指宣公传位于穆公而不是传位与儿子与夷，为不正。《公羊》云：“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也。”也因此《公羊》称宋谬公。此以孔子重视据守嫡子继位为正统也。然而宋承殷祀，按殷制，兄终第及方是正途，此非之无端也。若举得国不正之例，当是与夷。其非弟非嫡，受国于穆公才是不正。《左传》记载了穆公立与夷之事，并大加褒赞云：“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这个褒赞实际上也是尊崇嫡子继位制度的意思。穆公得位不正，穆公纠之。然以今之观点言，真正应该受到指责的应该是穆公的传位不正而非得位不正）；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吴王僚是也（吴王僚（？—前514），姬姓，吴氏，名僚，号州于。吴王馀昧子。吴王馀昧十七年（前527年，昭公十五年），馀昧去世，按吴王寿梦遗命，兄终弟及，当立弟季札。季札避让，逃去。于是馀昧之子僚便被立为吴王，是为吴王僚。是春秋时期吴国第23任君主，公元前526年─前514年在位。后被其兄弟吴公子光（吴王阖庐）的刺客专诸刺杀。言其位不受之先君者，是馀昧欲立季子也。然言其自即之，则非也。《史记》载：“四年，王馀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於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王馀眛後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馀眛之子僚为王。”《公羊》亦云：“夷昧也死，国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长庶子也，即之。”可见弟不及则传子，当是吴人定法，吴王僚是合法继位，并没有“非其位”的事实。相反，吴公子光乃王诸樊之子也，既已传弟，自不能传其子。至王馀眛卒，或传弟季子，或传子王僚，怎么也轮不到侄子继位。因而指使专诸刺杀王僚后，公子光竟代立为王更应该是“非其位”者。春秋此处，责非所责，危非其危，颇见其偏也）；虽然，苟能行善得众，春秋弗危，卫侯晋以立书葬是也（姬姓，卫氏，名晋。卫国第15代国君，前718年—前700年在位。他是卫前庄公之子。前719年，石蜡平定州吁之乱后，率众人去邢国接公子晋回国即位。《左传》云：“卫人逆公子晋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书曰‘卫人立晋’众也。”故言其得众。然云其行善，则颇需斟酌。新台之刺犹在，儿子之殇不远，何善之有？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宣纵淫嬖，衅生伋朔。” 卫国之乱由此起也。司马迁《史记》云：“及朔之生，卫顷不宁。”至懿公而亡，祸由宣公也。言其书葬者，《左传·桓公十三年》：三月，葬卫宣公。）；俱不宜立，而宋缪受之先君而危，卫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见得众心之为大安也。（此言是也，犹今所谓得民心而得天下也。这里所谓的众心应该是众贵族之心。）故齐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惧，敬举贤人而以自覆盖，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洗刷、除去过错）也，遂为贤君，而霸诸侯；使齐桓被恶，而无此美，得免杀戮乃幸已，何霸之有！鲁桓忘其忧，而祸逮其身；齐桓忧其忧，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忧而不知忧者，凶，有忧而深忧之者，吉。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小畜》初九）此之谓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难，人主之反道以 除咎，甚易。诗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诗见《诗经·大雅·蒸民》：“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虽轻而鲜克举之，未见其易，反见其易失也。） “公观鱼于棠，何恶也？（耻公去南面之位，与民争利，匹夫无异。言观鱼者，陈鱼而观也。书曰：“公矢鱼于棠。” 孔颖达疏云：“陈鱼者，猎兽之类，谓使捕鱼之人陈设取鱼之备，观其取鱼，以为戏乐，非谓既取得鱼而陈列之也。”因而方孝孺云：“在昔隐公，矢鱼於棠，其事虽微，其志已荒。”言其与民争利，主要在于《公羊》云：“公曷为远而观鱼？登来之也。百金之鱼公张之。”注家以登来为齐鲁方言，求取利益之谓。《左传》认为是非礼乱政，不合春蒐之礼，不于农隙讲事。总的来说，一个并没有造成什么特殊后果的很小的行为，却被历史特殊关注，本身就令人疑惑的，此处必有所隐也。）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膊求金，皆为大恶而书（求膊之事见隐公三年。《公羊》云：“秋，武氏子来求赙。”《左传》未载求赙事，而言：“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显然《左传》记载平王崩于三月壬戌（二十五日），对诸侯的讣告却是天王崩于庚戌（十三日），明显地是要敦促诸侯早赴京师。因而《左传》的记载比《公羊》客观。周室衰微，诸侯无礼。膊者，诸侯之礼也。诸侯之礼不见，武氏子责之罢了，正可和《左传》记载相互印证。《公羊》载为求膊，反而是天王无礼，其理太偏，其心不正也。求金之事在文公九年，《公羊》《左传》皆云：“九年春，毛伯来求金。”《左传》无评，《公羊》认为：“王者无求，求金，非理也。”此金者即膊也。时周襄王崩也。周襄王时，诸侯争霸，晋文请隧，诸侯失礼为常，言求者，极无奈罢了。一如晋文在践土大会诸侯，慑于晋国的威力，周襄王不得不前往。《春秋》只能隐晦地记载：“天子狩猎于河阳。”本就辱极，更讥之无礼，《公羊》更像是写给霸主看的历史。）。今非直使人也，亲自求之，是为甚恶，讥何故言观鱼？犹言观社也，皆讳大恶之辞也。” 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是故昏礼不称主人，经礼也（《公羊·隐公二年》：“九月，纪履緰来逆女。”便是经礼，婚礼不称主人。即不言“纪君使履緰来逆女”也。古代礼法，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做主，所以婚礼中不由新婿出面派遣使者。）；辞穷无称，称主人，变礼也（《公羊·成公八年》：“宋公使华元来聘。夏，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皆是变礼。直接提到宋公，便是称主人也。为什么这里可以称主人，《公羊》给出的解释是“辞穷也。”为什么辞穷呢？是因为没有母亲。今人多不理解“辞穷”。所谓辞者，婚礼整个过程中的言辞。比如，婚辞曰：“吾子有惠，贶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礼，使某也请纳采。”对曰：“某之子舂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辞。”不直接言主人新郎的名字，而是说某某人的孩子。宋公继位，肯定无父亲，又无母亲，故无法说某君之子，故而说“辞穷”，所以只能称主人以纳币）。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崩。二十三年，经书：“天王居与狄泉。”这便是未有三年而称王者。这个有故，经书解释是“著有天子也。”即在周景王崩后，向天下表明因为王子朝之乱避居狄泉的王子匄才是周天子）。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变礼也（母为子娶妇者，其一为僖公二十五年，宋荡伯姬来逆妇。《公羊》认为是鲁宋两国有兄弟姻亲的关系，荡伯姬归鲁迎娶新妇不能算越境无礼。因而《繁露》以之为变礼。然而，《左传》注却认为女子越境逆妇不合于礼，《春秋》载其事以示讥讽。其二为僖公三十二年冬，杞伯姬来求妇。《谷梁传》认为：“妇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来求妇，非正也。”奔丧父母者，文公九年，姜氏如齐。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齐。此姜氏，文公夫人，齐大夫女。文公四年迎娶，九年奔父母丧归宁。以奔丧得礼，出道有致，故言变礼。）。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难者曰：“春秋事同者辞同，此四者（即前所言婚礼、称王、娶妇、奔丧），俱为变礼，而或达于经，或不达于经，何也？" （达者通也。达于经者，为经义所肯定，婚礼、称王、奔丧也。不达于经者，不为经义所肯定，踰竟娶妇也。） 曰：“春秋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坠谓之陨（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蠢坠谓之雨（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队而死也），其所发之处不同，或降于天，或发于地，其辞不可同也。今四者俱为变礼也同，而其所发亦不同，或发于男，或发于女，其辞不可同也。是或达于常，或达于变也。” 桓之志无王，故不书王（春秋书例，凡春季正、二、三月，首见月均书王，即书如春王正月也。然而桓公十八年之中，仅在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有王字。《公羊》认为桓公眼里无王，因此不书王是对桓公无道的行为的谴责。何休《解诂》云：“无王者，以见桓公无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见始也。十年有王者，数之终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终也。明始终有王，桓公无之尔。”其云二年见始，当指桓公二年三月，公会齐候、陈候、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宋乱应请王命，公不请王命，会齐候、陈候、郑伯而专断之，所以云无王，目中无王也。）；其志欲立，故书即位。书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隐公见弑后，桓公即位。按春秋体例，继称被弑国君不说即位。此言即位，是桓公认为惠公本就不应该传位给隐公而应该传位自己，所以经言“如其意也。”实际上也从另一个方面隐言隐公被弑的背后主导就是桓公）；不书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隐不言立（指隐公元年不言及隐公即位之事。《左传》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公羊》认为隐公一直以摄政的心思暂代国政，待桓公年长便会返政于桓，因此不其被立为君是顺从隐公的心意），桓不言王者，从其志，以见其事也。从贤之志，以达其义；从不肖之志，以着其恶。由此观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两省也。 经曰：宋督弑其君与夷。传言：庄公冯杀之。（此传言不可信。殇公在位时任孔父嘉为司马，华督为太宰。宋殇公好战，十年十一战，百姓苦不堪言。太宰华督贪恋孔父嘉之妻的美色，乃使人宣言国中：“民不堪命，皆孔父为之。”遂杀孔父嘉而夺其妻，殇公大怒，华督又弑公，再从郑国迎回穆公子公子冯，是为宋庄公。《繁露》构筑这样的传言无非想说明传位不正之祸罢。）不可及于经，何也？”曰：“非不可及于经，其及之端眇，不足以类钩之，故难知也。传曰：臧孙许（臧孙许（？—前587年）：姬姓，臧氏，名许，谥宣，故史称臧宣叔。臧文仲之子。鲁文公、鲁宣公、鲁成公时任卿，任卿30年。臧氏出自鲁孝公。公子彄为孝公之子，惠公之弟，字子臧，其后以字命氏，曰臧氏。）与晋郤克同时而聘乎齐，按经无有，岂不微哉！不书其往，而有避也。今此传言庄公冯，而于经不书，亦以有避也。是以不书聘乎齐，避所羞也；不书庄公冯杀，避所善也。是故让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与其子，而与其弟，其弟亦不与子，而反之兄子，虽不中法，皆有让高（谦退之善德），不可弃也，故君子为之讳。不居正之谓避其后也，乱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义善无遗也，若直书其篡，则宣缪之高灭，而善之无所见矣。（此以宋国之乱根源在宣缪之传位不正。其实不然。实际在于权臣难制之祸，一如鲁之三桓。）”难者曰：“为贤者讳，皆言之，为宣缪讳，独弗言，何也？”曰：“不成于贤也，其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弃，弃之则弃善志也，取之则害王法，故不弃亦不载，以意见之而已。苟志于仁，无恶。此之谓也。”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公子目夷是也（宋目夷，子姓，宋氏，名目夷，字子鱼，春秋中前期宋国公族，宋桓公庶长子，故多称公子目夷，宋襄公庶兄，世人尊称其子鱼。宋桓公在位时，国人俱称其贤。前651年，宋桓公将崩，招二公子目夷、兹甫于榻前。兹甫本为嫡子，当继宋公之位，却以目夷贤能，竟欲让位于目夷。目夷坚决推辞。这就是不在可以然之域，终弗为也。公子兹甫（亦作慈父）即位，是为宋襄公。此事载在《说苑·立节》。襄公以公子目夷为司马，子鱼相宋。兄弟二人“性仁爱”、“留贤德”，行“东宫图治”，宋国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公羊·僖公二十一年》另载公子目夷终不为之事：“楚人使宜申来献捷。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为执宋公贬。曷为为执宋公贬？宋公与楚子期以乘车之会，公子目夷谏曰：‘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宋公曰：‘不可。吾与之约以乘车之会，自我为之，自我堕之，曰不可。’终以乘车之会往，楚人果伏兵车，执宋公以伐宋。宋公谓公子目夷曰：‘子归守国矣，国，子之国也。吾不从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复曰：‘君虽不言国，国固臣之国也。’于是归设守械而守国。楚人谓宋人曰：‘子不与我国，吾将杀子君矣。’宋人应之曰：‘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国已有君矣。’楚人知虽杀宋公犹不得宋国，于是释宋公。宋公释乎执，走之卫。公子目夷复曰：‘国为君守之，君曷为不入？’然后逆襄公归。”）。故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视其国，与宜立之君无以异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于鄫取乎莒以之为同居（鄫国（缯国）为与夏同姓封国，故城遗址位于今山东省苍山县卞庄镇西北16公里处。而莒为地名始自原始社会的部落，《中国史稿》载：“伯益是早期融入华夏的又一支夷人分支，传说中伯益的后裔，有徐氏、郯氏、莒氏等14个民族。” 至商为古幕国，春秋时期为莒国，汉代为城阳国。《史记·楚世家》谓：“简王元年，北伐灭莒”，时当周考王十年（公元前431年）。《汉书·地理志》谓莒传三十世为楚所灭，后归齐。至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乐毅破齐，莒城不下。汉置莒县，又为城阳国。此言同居应该有误，疑是司君。司和嗣古时通用，司君应为嗣君。此当是讲鲁襄公六年鄫君立外孙为太子事。鄫夫人为莒女，无子有女，还嫁于莒，生有外孙。鄫君爱夫人而无子，遂立其外孙。史书以莒国不费吹灰之力控制了鄫国，以外姓主祀而言“莒人灭鄫”。而实际上鄫之亡在昭公四年，鲁灭之。），目曰莒人灭鄫，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莒人这样的作法，春秋持否定意见。莒人应择其同宗贤者扶立之。故《左传》云：“晋人以鄫故来讨，曰：‘何故亡鄫？’”）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踰闲者，谓正经；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语出《论语·子张》，子夏曰：“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闲者，栏也，所以限其出入者。就是说大德的底线是不可触碰的，小德则略有出入可也。）权谲也，尚归之以奉矩经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详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复其君，终不与国，祭仲已与，后改之（先立太子忽是为郑昭公，后立公子突是为郑厉公。后又逼迫郑厉公流亡，迎回郑昭公），晋荀息死而不听（死而不听者，至死不听里克相劝之言也。《公羊·僖公十年》云：“献公死，奚齐立。里克谓荀息曰：‘君杀正而立不正，废长而立幼，如之何？愿与子虑之。’荀息曰：‘君尝讯臣矣，臣对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则可谓信矣’’。里克知其不可与谋，退弑奚齐。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便是记载此事。荀息，生年不详，卒于晋献公二十六年(前651年)，名黯，息为表字，春秋时代晋国大夫。本姓原氏，称原氏黯。晋献公二十六年(前561年)，晋国发生宫廷内乱。晋献公听信宠妃骊姬的谗言，逼死太子申生，逼走了重耳和夷吾，立骊姬所生的儿子奚齐为太子。并任命荀息为太傅，辅佐年幼的奚齐。当年九月，晋献公于病榻前召见荀息，委以托孤重任，说：“我将这样小的孤儿托付于你，你将如何对待？”荀息叩头答应说：“臣竭其肱股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于是，晋献公就拜荀息为相国，主持国政。数日之后，晋献公病逝，荀息即立年仅11岁的奚齐为国君。当时，晋国人民对骊姬一伙专横武断、制造内乱极为不满，都希望外逃的重耳和夷吾两位公子能够回来执政。朝中大臣以里克和丕郑两位大夫为首，多数人反对荀息拥立奚齐。里克借给晋献公举行治丧仪式之机，刺杀了奚齐。不料，荀息又扶立奚齐的异母弟卓子(骊姬之妹少姬所生)为国君。里克、丕郑在晋大夫骓遄和屠岸夷等人的帮助下，联合发动家兵、攻入宫廷，杀死卓子和骊姬，荀息深感有负于献公，遂自杀。随后，公子夷吾回国即位，是为晋惠公。至此，晋国的骊姬之乱，总算完全平息。荀息受晋献公重托，不食其言，忠于职守，最终不惜以死殉之，表现了绝大多数晋国士大夫所具有的公忠品格，所以曾有人以“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的诗句来称赞他），卫曼姑拒而弗内（指的是卫国石曼姑奉卫君辄的命令阻止卫君辄的父亲蒯聩返回卫国的事情。蒯聩是卫灵公之子卫庄公，卫国第三十代君主。公元前496年，卫灵公太子卫蒯聩因与灵公夫人南子有仇，与家臣戏阳遬商议，令其于朝会上刺杀南子，事到临头，戏阳遬后悔，蒯聩多次以眼色指示他，为南子所察觉，事遂败，蒯聩逃奔宋国，不久又投奔晋国赵氏。公元前493年，灵公去世，卫蒯聩之子卫辄（卫出公）继位，赵简子想送蒯聩回国，卫辄派出石曼姑帅军队阻击其父蒯聩，蒯聩跑到宿地自保。经云，哀公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此四臣事异而同心，其义一也。目夷之弗与，重宗庙；祭仲与之，亦重宗庙；荀息死之，贵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贵先君之命也。事虽相反，所为同，俱为重宗庙，贵先帝之命耳。难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载乎义。”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书；大夫立，则书。书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书，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为义也。” （本段主要禅明公羊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即经权说思想。经权的意思是，在遵守最基本的春秋大义和公羊原则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从权的实际行动。就经与权，常意与应变，矛盾统一的模式本身而言，它揭示了一种道德原则绝对性和灵活性的统一，道德实践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以及实践低层次的道德原则应服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 难纪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无去国之义。又曰：君子不避外难。纪季犯此三者，何以为贤！贤臣故盗地以下敌，弃君以避难乎！”（纪国，是位于商朝东方的诸侯国，国祚延续到西周到春秋时代。国君为姜姓。国都纪，位于山东半岛中北部，渤海莱州湾的西南岸的今寿光市。鲁隐公时代和鲁桓公初年，鲁国国势极盛。尤其是公元前699年(桓公十三年)，鲁国纪国郑国联军大败齐国宋国衞国南燕国联军，此战终结了“齐僖小伯（霸）”的局面。纪国得以安定一时。鲁桓公趁势于公元前695年，在鲁桓公齐襄公和纪侯三国君主的盟会上试图使齐国和纪国和睦。（经云：公会齐候、纪候，盟于黄。）然而同年，齐国军队侵犯鲁国边境，边境上打了一仗。（经云：夏五月丙午，及齐师战于奚。）说明鲁桓公的调解失败。第二年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和郑君子亹被齐襄公杀死。（经云：七月戊戌，齐人杀子亹而轘高渠弥。）鲁郑两国顿时不及考虑保存纪国。形势急转直下。公元前693年，齐国军队驱走纪国的郱三邑居民，占有三邑土地。公元前691年，纪国分裂。纪侯之弟纪季以纪国的酅地投降齐国，做齐国的附庸。（经云：庄公三年秋，纪季以酅入于齐，纪于是乎始判。）同年鲁庄公试图和郑君子婴商量保全纪国，郑君以国内部不安定为由拒绝。公元前690年，齐国军队攻破纪国都城。纪侯将剩下的国土交给纪季，出国逃亡一去不返。（经云：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纪国灭亡。）曰：“贤者不为是。是故托贤于纪季，以见季之弗为也；纪季弗为，而纪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故诡晋文得志之实，以代讳避致王也（事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候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诡莒子号谓之人，避隐公也（事见《左传·隐公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春秋时有尊华攘夷的传统，莒人实为夷人，与夷人结盟，公行微不肖，诸侯不肯随从公行，而公反随从之。故使称人，则随从公不疑也）；易庆父之名，谓之仲孙，变盛谓之成，讳大恶也（事见《左传·庄公八年》：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仲庆父请伐齐师。郕在《公羊》作成。传曰：“成者何？盛也。盛则曷为谓之成？讳灭同姓也。” 盛国，史书亦作“成”、“郕”，为周朝诸侯国，国君为姬姓，故与鲁国为同姓之国）。然则说春秋者，入则诡辞，随其委曲，而后得之。（诡有所避，易有所讳，探其委曲，意在其下也。）今纪季受命乎君，而经书专（纪季以酅入于齐，专擅也），无善一名（不称其名也。季非名，孟仲季，季言其小也。纪季者，纪君幼弟也），而文见贤，此皆诡辞，不可不察。春秋之于所贤也，固顺其志，而一其辞，章其义而褒其美。今纪侯、春秋之所贵也，是以听其入齐之志，而诡其服罪之辞也，移之纪季（贤纪季所以贵纪候也）。故告糴于齐者，实庄公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予臧孙辰（《左傳·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以酅入于齐者，实纪侯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与纪季；所以诡之不同，其实一也。”难者曰：“有国家者，人欲立之，固尽不听；国灭，君死之，正也；何贤乎纪侯？”曰：“齐将复雌，纪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谓其弟曰：‘我宗庙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服罪于齐，请以立五庙，使我先君岁时有所依归。’率一国之众，以卫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谓之大去。（《公羊》以大去为灭，《左传》以大去为违。灭者死也，可成文意。违者避也，难圆其辞。）春秋贤死义且得众心也，故为讳灭，以为之讳，见其贤之也，以其贤之也，见其中仁义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