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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腻闲步送余到挨苏入临岸。薄风吹露，嫩寒袭衾。彼其之子，实获我心。 ——池仲佑 《西行日记》 ▼ 相关阅读 『 血火考场：甲午原来如此 』 中国东亚大舰队之梦系列 004 纽卡斯尔的中国巡洋舰（下）
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二十六日，海琛号轮船抵达纽卡斯尔。当北洋水师的接舰官兵好奇地观望周围林立的烟囱时，自己也成了英国人注目的风景线。 池仲佑在他的日记中如是描述四月初三日海琛号前往阿姆斯特朗工厂锚地的情景：
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在英国，每一艘船进港都有着类似节日的气氛，海琛号也不例外。这样的描述让人感觉身临其境，但不知在岸边迎候的英国绅士们得知自己被中国人称作“土人”的时候，心中会是什么感觉。 应该说这批中国官兵在异国的处女秀形象不会太好。就在他们抵达纽卡斯尔港口的次日，提督丁汝昌赶到码头登轮与他的部下们会合，也带来了一个噩耗——执掌国政的两宫太后之一，慈安太后钮钴禄氏在两周之前病亡。而按照清朝的规矩，死了太后，官民人等一律是二十七天不许理发的。 漫长的航程加上不修边幅，这些来自远方的中国人依然让纽卡斯尔的居民们大感兴奋。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民众对于新鲜的事物有着足够的好奇。一纸请求书被送到了纽卡斯尔市政厅——中国水兵到达的时候，只有部分相关绅士和他们的家庭得到了通知，得以参加了在码头的欢迎仪式。 但好奇的市民们，特别是那些仕女和太太们，对不能一睹东方风采深感不满，故此联名希望市政当局为他们牵线搭桥，好得到近距离围观中国人的机会。 此时，中国海军官兵已经开始登上超勇号和扬威号军舰熟悉装备。这件请求被转到中国方面，对北洋水师来说，算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上个世纪末期，我国足球队一次败绩，追及原因，竟有人归结为有女记者与球员一同乘巴士去球场，坏了风水。清代虽然没有现代足球，但是按照传统的观点，女性出现在军中也大有祸国殃民的危险。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显然要比足球界思想开放得多。 丁汝昌，安徽庐江人，早年为淮军中出色的骑兵将领，以善战著称。后被李鸿章选中参与筹建和领导北洋水师。从肇建到灭亡，提督丁汝昌始终是北洋水师的最高指挥官，并在最后的战斗中以身殉职，可说是中国这第一支大舰队荣辱兴衰的见证者。 今天保留下来的丁汝昌照片中，最常见的是他晚年头戴瓜皮帽所摄一幅，看起来是一个传统的清朝官吏形象。但日本海军创始人胜海舟，在他的自传《冰川清话》中描述的丁汝昌，却极具颠覆感。 北洋水师成军之后，丁汝昌率舰访问日本。胜海舟如是评价自己眼中的这位中国海军将领：
堂堂大清帝国竟然会用一位“不修边幅”的将领统带海军舰队，多少令人匪夷所思。在胜海舟看来，李鸿章的选择无疑是看中了丁汝昌的开明与干练。
此时胜海舟已是日本海军的元老，不甚管理实务，但丁汝昌依然请其登舰畅叙，两人在舰上相谈甚欢。胜海舟惊讶于丁汝昌竟然读过自己所著的《海军历史》，回顾北洋水师创建过程中的种种艰难，恰似胜海舟当年草创日本海军之时。都是以旧军人之身创建新军，差之毫厘，不免谬之千里，一切都如履薄冰。而终于成军，其间甘苦两人不免心有戚戚焉。 酒酣耳热之际，丁汝昌对胜海舟讲，自己率两百部下西去英伦，胼手胼足至今日得可用战舰十二，然而，这仍然很是不足，若再有十年发展，中国海军之腾飞可期。 胜海舟评价丁汝昌为人谦逊，但目光远大，原因或在于此。他在自传中称“丁汝昌者，吾海外一知己也”，为了表示答谢，胜海舟慨然作和歌一首，与军刀一柄同赠丁汝昌。丁汝昌还赠的据说是一口宝剑。 军人互赠军刀，被称为刎颈之交。中日两国海军的第一代领导人，竟然是刎颈之交，不免令人诧异。 然而，若细细看来，会发现胜海舟和他的后辈不同，一生始终抱着中日联盟，共同“攘夷”的政治理想，并因此在日益倾向于“脱亚入欧”，主张称霸亚洲的日本海军中被边缘化。他和丁汝昌成为好友，也就很好理解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林则徐代表着第一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近代中国人，而丁汝昌等北洋水师官兵，则是真正走进西方世界的第一批中国官方人员。他们已经具备了朴素的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理解和对科学的尊重。 今天停泊在威海的定远号复制舰几乎完美地保留了历史上定远舰的大部分特征。在参观该舰的过程中，一个问题不免让人浮想联翩。 定远舰是北洋水师旗舰，按理，作为水师提督的丁汝昌平常应该驻在该舰之上。如果是这样，他和该舰舰长刘步蟾谁会住定远舰最豪华的舱室呢？按照西方的传统，舰长是一艘军舰上的绝对权威，哪怕国王来了也只能住客舱。
但按照中国当时官场习俗，长官在的时候，下属显然应该把最好的舱室让出来。偏偏，丁汝昌和刘步蟾还代表着北洋水师中淮军宿将与福建军官这两个不同的集团。中国人多的地方矛盾也多，一个舱室的分配便可能成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那么，丁汝昌和刘步蟾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事实是，这件事根本不需要处理。 根据当时文献记载，北洋水师初成，丁汝昌一直没有上定远舰住宿，而是选择了在一艘福州船政建造的旧式木壳军舰操江号上办公。 这一做法，巧妙地避免了双方的尴尬和冲突，同时又恰如其分地向上上下下表达了自己的简朴作风，可谓一箭双雕。丁处理问题的能力可见一斑。 丁汝昌开明，他身边的那些洋教习和留洋军官团思想更开放，面对英方的要求慨然应允。考虑到当时的通讯条件，英国和中国的距离，大约可以比之今天的地球与月亮。超勇号和扬威号无意中成为了两个遥远国度彼此接近的桥梁和平台。
英国的一个个家庭得以凭票入场，到中国军舰上参观，或借着观看水兵训练的机会，与这些东方人近距离接触，一时观者云集。四月十六日，有一家十三位聋哑人一同登舰，中国水兵中有通哑语者，与之勉力沟通，令对方十分感动，“大悦，命女子持相以赠，云恨不能言，得君谙此，何幸如之”。 本地“府尹”（推测为纽卡斯尔市长）并邀请中国水兵观看马戏，结果整队出发的中国官兵被“肩摩肘掣”的当地居民围观，成为比马戏更吸引人的目标。当地政府不得不出动二十名巡警维护秩序，才让中国人得以进入马戏场。好在这些市民和七十年代北京街头围观外国人的国人一样，只有好奇没有恶意。“士人各以手挥帽作礼”。 这中间，英国女性对于水手的无差别欣赏，引发了不少若隐若现的火星。“士女来船观者日以加甚，有不相识而以物及影相赠者。”不过，乐极生悲，看到中国水兵友善，有些素质不高的英国人开始无票上船。甚至在两个月后，还发生一起某“颠妇人”，即精神病患者登舰的事件，迫使中方对这一活动紧急叫停。 而这段时间，对于担任丁汝昌幕僚的池仲佑来说，可以说紧张而又甜蜜。从《西行日记》中一处处喜不自禁的文字看来，这位年轻的大清海军军官，与纽卡斯尔的英国姑娘发生了某种感情纠葛。 至今，还没有发现池仲佑的照片，这使我们无法瞻仰他的风姿。但从他留下的文字来看，其才华不容置疑。 而发生在接舰期间的一件小事，又表明他应该是一位颇有吸引力的东方绅士——在纽卡斯尔期间，曾有一“妙龄敏秀”的德国女郎在酒会中遇到池仲佑，请其题中国诗，获赠后十分欢悦，告知自己即将回国，请池务必去访她。池“以道远，竟负其约”。 恐怕即便道路不远，池仲佑也不会移步前往。在超勇扬威等待启航的日子里，纽卡斯尔的居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位中国军官与一名英国女郎的身影。 池仲佑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了与这位被称为“意腻”的女孩子初次相见的经过。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他应一家对中国颇为好奇的英国家庭之邀登门拜访，“座中女客四五人，其妹二，少者着淡红服，善周旋，问客何好，漫应之曰好琴，为抚一曲。其姊歌而和之，泠泠动听。曲终起出，移时携一香诗囊入，题名赠余。” 这位着淡红色衣衫的英国女孩子，以这样一种大胆之举与中国海军军官池仲佑产生了一段奇特之缘。 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找到“意腻”真正的身份。她的真名叫做Annie Fenwick，出身于纽卡斯尔一家传统的绅士家庭。 深究起来，中国海军订购的镇字号蚊子炮船抵返国时，退役英国海军军官汤麦士（Tame Thompson）曾作为轮机官到达中国，意腻族兄斋宋特（J.Fenwick）则是汤麦士的姐夫。或许因为这拐了几道弯的关系，让意腻对东方的中国充满了好奇。 两天后，池仲佑试着给意腻写了一封信。 又过了两天，登岸“访意腻”。 此后的时光，正是李鸿章大人和英国人电报交驰，为了“巡洋舰是否永不起航”大发雷霆之际。池仲佑的日子却在这雷鸣电闪中过得安适惬意。从他的日记中不时可以看到如是记载——
虽历百年，读之，仍有淡淡的浪漫气息，仿佛从陈旧的册页中流淌而出。 西方和东方的吸引，对于地球两端的人们，似乎是一样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段短暂的奇缘之中，我们暂时忘却了十九世纪后期那些令人心眩的弱肉强食，你死我活，而感到了一丝属于真正人间的温情。 对池仲佑来说，英国吸引他的不仅仅是情意绵绵。 这名勤奋的中国军官显然精力充沛，在纽卡斯尔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不但良好地处理了庞杂的军中事务，协调着和意腻的约会，而且抓紧时间对英国的炮台、矿山进行了周密的考察，并亲自采煤实践，写出或翻译了《矿说》、《采煤说略》、《阿摩士庄炮厂纪略》等颇有价值的论文式作品，以供国内参考。 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未知的事物，似乎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到达外国后不可回避的宿命。 读池仲佑的记述，其中不乏令人莞尔之处，如有将英国国防部官员称为“兵部侍郎”的写法；又如其文中屡次提到“荡荷”，并言其“极热闹”，反复研究，才明白这是“Town Hall”，也就是市政厅的音译。但其记述涉及采矿、隧道、海防、机械乃至化石、彗星等，可见其精心，也可见当时中国人初到海外感受的那种新鲜感。
吸引力不是单方面的。在中国人来到英国的同时，也颇有一批洋人开始拿着简历而不是火枪前往中国，好奇地试图在这个东方古国寻找到一份工作。 后来的北洋水师“洋员”之一戴乐尔，便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来到中国的，他在一艘由英籍舰长指挥的中国海关缉私船上获得了一个内勤职位。 令人惊讶的是，在英国人眼里，中国的医疗手段就像池仲佑眼里的英国炮台一样神奇。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惟妙惟肖地描述了舰上三副高尔韦如何用中医的手段给舰长治疗重感冒。 当时，该舰停泊在香港附近，为了治愈舰长罗斯的病，这位高尔韦三副上岸去寻找一位医生。这位叫做康德黎的大夫太忙，只给高尔韦演示了一下怎样拔火罐就把他打发了。 作为一名粗犷的水手，高尔韦并不认为由自己动手给舰长治病有什么不妥，与同样对中医一知半解的戴乐尔对拔火罐的知识略作交流之后，便开始了操作。 戴乐尔写道：
在目瞪口呆的其他英国人面前，高尔韦又在舰长背上重复了一次这种恐怖的“中医手术”，烫起了第二个圈，而第二天舰长居然好了，而且很高兴。后来有医生评价这是因为“这相当于用烧灼来进行反刺激”。 看来，学习另一种文明的过程，注定是艰难而痛苦的，只有最大胆的人才能成功。 而无论艰难还是大胆，池仲佑在英国的考察和情缘，面临着必然的终点——1881年8月9日，验收合格的两艘中国巡洋舰，正式从纽卡斯尔港启航，返归故国。 完 请转发到你的朋友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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