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老的老头 秋天是登高的季节，更是怀远的季节。 这样的时节，突然想起传统的背景中，那些愈行愈清澄，愈行愈辽阔的文化老人，我们的心中，也不免天高云淡起来。 这是一些历经沧桑却依然至情至性的老人——蔡其矫的激情、黄永玉的率真、文怀沙的放达、汪曾祺的朴雅、孙犁的淡泊……他们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最后的风景。 能如此地活着，是人生的幸福，更是一种生命的境界。 当这些大师的背影行到人迹罕至处，当他们丰饶的晚年接近辽阔的星空，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些永远不老的老人!  斜戴的贝雷帽和烟斗，永远是黄永玉的标志。 大师、名士、绅士……这些尊号戴在他头上总像小一号的帽子。这个95岁的老头依然时尚，比我们更先生。 他是一个活得最像自己的老头。有时小孩、有时慈悲，有时狡猾，有时泪流满面…… 很难让人将黄永玉与95岁高龄联系在一起，他精力旺盛，思维敏捷、语言幽默，脾气也不减当年。 有爱心的黄永玉 生命在于好奇。黄永玉一生有很多种奇遇。有时感觉就像那个时代刻意进行了某种压缩，把最丰富的经历注入到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他的奇遇也与同时代入分享。在战争、饥饿、动乱、背叛和屈辱之间，人生如同戏台，角色仿佛虚设，常于最热烈处遭遇雷雨，也在最真切时发生怀疑。 生于湘西的黄永玉，少年时代正逢抗日战争，在福建、江西一带过着流浪的生活，靠着自学的绘画和木刻，在战乱中求生存。那时半个中国的人几乎都在流亡路上，江湖潦倒、前途未知，倒出给一个少年人的奇遇打出了草稿。 在泉州，他在一座寺庙游玩摘玉兰花时遇到他最尊敬的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在江西，黄永玉遇到画三毛的张乐平。在宣传队，蒋经国和蒋方良喊他的外号“蛮牛”。在杭州，他遇到了久仰的大师林风眠。在香港，他遇到了写杂文的知交聂绀弩。他在香港《大公报》用木刻记录新闻，在长城公司写电影剧本，拍过《小城之春》的费穆就趴在他的剧本底稿上死去，上面还留着咳出的血迹。上世纪50年代初他听了表叔沈从文和朋友的劝告，热血沸腾地回到北京，在大雅宝胡同的邻居，正好是李可染、李苦禅、董希文诸先生。文革中，造反学生的皮带抽在背上，他心里数着数，二百四十下，却也把它当奇遇一场。 身处的逆境多了，奇遇也如平常。95岁黄永玉，随心所欲不逾矩。在北京东部的乡村一隅，有他的“万荷堂”，在意大利翡冷翠，他与达·芬奇相守于山上石屋；在香港，他有“山之半居”；回凤凰。则有“夺翠楼”和“玉氏山房”。每一处住所，自然又是一段段奇缘。这个人，他怎么可以穿过这样繁复的时空而保存有孩子般的心神! 黄老头捏着烟斗自己答：“有爱心，恐怕是要紧的”。  勤奋的黄永玉 黄永玉很勤奋，屋里常挂着几幅未画完的画。哪怕接受采访时，如果有调整拍摄器材、换磁带、打灯光的间隙，他都会跑去画几笔。 一次，采访进行到中午，大家暂停去吃饭，一个小时后回来，大家傻了眼，客厅里又多了一幅画，是一幅蓝色的荷花，那是用上午一幅画中剩余的蓝色颜料画的。黄永玉的五弟说：“这半个钟头，他用剩余的颜料又挣了128万。”因为，按市价，黄永玉的画4万元一平尺。 黄永玉说：“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日子好了，也不懒。我的画怎样我不管，反正我天天都在画。” 黄永玉现在只做两样事情。一是读书，没一天不读书；二是工作，没有长时间不画画。一时高兴就画画，画完就悔，赶紧画第二幅填补后悔；不停地后悔，不停地画画。 问他看什么书?他说：“我一辈子不停地看书，看书的毛病就是记不得。学问家看书，但是他们家里的书不多。我问钱钟书：你的书呢?他说书在图书馆。我看马克思《资本论》，从来不记得，但是陈寅恪读了都能记住。我们画画的人读书是读感觉，都读了。你说哪件事我知道，画画不是大学间家，显示书本的学问干什么?因为读了书，所以画画会用感觉鉴别。我们是在书本上滚过来的。 黄永玉最喜画荷花，大概有八千多张，画了这么多年的莲花，它们的形态与精神已经烂熟于心，即使睡觉的时候也有“十万狂花人梦寐”。为此他还专门刻了一个图章，叫“荷花八千”。据说，他小时候，外婆家附近有个荷塘。他一淘气犯事，外婆要找他算账的时候，黄永玉就把一个高高的洗澡盆滚入荷塘，跳到里面躲起。“小时候个儿不高，看着荷花像房顶那么高，呆久了，青蛙都过来了。水蛇什么，能够仔细地看到它了。于是发现荷花底下的那种变化，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一根一根这么清清爽爽。有很多的苔、草，那种光的反映、色彩的关系，丰富多了，我开始画荷花。”  “惹不起”的黄永玉 提起黄永玉，人们肯定会联想到沈从文。世上能让黄永玉佩服的人没有几个，但沈从文无疑排在首位。多年来，他提得最多，而且语气最为恭敬的只有他表叔沈从文。但沈从文也曾让他“失望”过。 黄永玉少年时曾在福建德化的一家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有一次，老板破天荒给一块钱让他去理发，他花了三角钱理了发，剩余的七角，买了本沈从文的《昆明冬景》。结果，黄永玉十分懊恼：“我可真火了。我是冲着沈从文三个字去买的。钻进阁楼上又看了半天，仍然是一点意思也不懂。我怎么可以一点也不懂呢?就这么七角钱?你还是我表叔，我怎么一点也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呢?七角钱，你知不知道我这七角钱要派多少用场?知不知道我日子多不好过?我可怜的七角钱……” 许多年后，黄永玉拥有一个小小的书库，收集了沈从文几乎全部的著作，明白了表叔书中说过的话。 但同为湘丙入，性格方面，黄永玉与其表叔沈从文截然不同。他说自己表叔的性格“像水一样，很柔顺，永远不会往上爬”。而他年轻时，则是靠“拳头打天下”挺过来的。他的性格让不少人都畏他三分。 早在抗战时期，他才十六七岁就在街头以剪影为抗战捐飞机，虽然剪一个影才5毛钱，但是，没有这一点手艺活，连5毛钱也挣不到。 1948年，黄永玉的作品以“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在上海的一次展览中展出。一对年轻的夫妇买下了黄永玉的部分作品，男的叫黄苗子，是国民党财政部的要人，女的叫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永玉一直没有收到稿费，他在好友王琦的陪同下，去南京郁风家上门“收账”，后来两人竟成了好朋友。 2004年夏天，乡亲们对黄永玉说，沱江上游有人开了一家化工厂，污染了水。黄永玉一听，叉起腰：“怎么能这样呢?好，我带几个人去‘搞’他们一下。”居然把人家的办公室给砸了。黄永玉说：“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快的。要告诉他们这样是不行的。”他说，爱护自然要像讲卫生一样自觉。 有人说黄永玉画的不是中国画。朋友特别生气，比黄永玉自己还生气。黄永玉对他说：“你告诉他，他再说我是中国画我告他去!” 在对自己艺术作品的经营上，黄永玉也很讲究原则。黄永玉在家挂着一则“启事”，以此来回避索画者。“一、热烈欢迎各界老少男女光临舍下订购字画，保证舍下老小态度和蔼可亲，服务周到，庭院阳光充足，空气新鲜，花木扶苏、环境幽雅，最宜洽谈。二，价格合理，老少，城乡，首长百姓，洋人上人……不欺。无论题材、尺寸、大小、均能满足供应。务必令诸君子开心而来，乘兴而返。三、画、书法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严禁攀亲套交情陋习，更柜礼品、食物、旅行纪念品作交换。人民眼睛是雪亮的，老夫的眼睛虽有轻微‘老花’，仍然还是雪亮的，钞票面前，人人平等，不可乱了章法规矩。四、当场按件论价，铁价不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纠缠讲价，即时照原价加一倍；再讲价者放恶狗咬之；恶脸恶言相向，驱逐出院!六、所得款项作修缮凤凰县内风景名胜、亭阁楼台之用，由侄黄毅全料理。”  懂享受的黄永玉 没有人比黄永玉更喜欢造房子和买房子的了。至今为止，记录在案的就有五处：凤凰两处——夺翠楼和玉氏山房；北京一处——万荷堂；香港一处——山之半居；意大利一处——无数山楼。 这些住宅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规模，都各具特色，很有讲究，且耗资巨大。很多人都认为他这样做无非是有钱了之后显阔罢了，而他却说“这大概也是一种玩法。其实建筑也是艺术。盖房子，盖什么样的房子，和画一幅画花费的心血一样多。房子的形式又比画大得多，我可以容纳许多朋友到我的作品中来，不仅是一个人的开心，它是很多人的开心。”的确，他所设计和建造的豪宅都几乎成为了文人墨客欣然向往的地方。见过黄永玉私宅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既懂艺术，又懂享受的人。 回龙阁、夺翠楼这个地方，原来电有点历史的底蕴，后来败落，曾经做猪栏养过猪。但见识过翡冷翠和塞纳河黄昏的黄永玉，最知道凤凰的美在哪里。当他看到沱江边新式的“洋房”一栋栋盖起来，非常着急，就在当地的电视台上，连续7天讲解了保护古建筑风格的意义。 但人家未必听他的，只有用事实来说活。黄永玉在县城的沙湾一带，买下一块宽3米、长27米的坡地，建造了如今在当地很有名气的夺翠楼。“夺翠”是凤凰话。一个粗俗并不诗意的话，比如说吃的东西吃得好，就说很“夺翠”，今天你的衣服很“夺翠”。夺翠楼建成后，成为当地的一处独特的风景，也成为当地人的骄傲。在夺翠楼的影响下，政府部门重新对沱江两岸的建筑进行规划，古城凤凰渐渐恢复了它往日的风貌。 喜鹊坡上的玉氏山房是黄永玉先生在凤凰修建的第二座房子。 “不随地吐痰，不乱丢烟头”、“字画陈设，请勿触摸”。在黄永玉的家里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贴在墙上的各种告示，大多诙谐幽默，却不乏警示的力度。这些告示就充当了双重角色，第一它们是黄永玉的作品，我们可以像欣赏他的画一样欣赏它们；第二它们是黄永玉家中的行为规范，作为客人都要遵守。有言在先好办事，谁要是不规不矩恼了先生，说不定会泼以冷水、欢送出门。 黄永玉写告示是有悠久历史的，他4岁的时候在自己新房的墙上用毛笔题上了几个字：“我们在家里，大家有事做。”写的时候很是神气、非常得意，也拿到了他的第一次“稿费”——屁股上挨了几巴掌。至今这几个字仍留在他凤凰家中的木板墙上。 同“夺翠楼”的小巧不同的是，“玉氏山房”强调的是一种恢弘的气势。宅子里亭台楼阁一应俱全，主楼的大厅很大，面积超过400平方米，显得非常大气。但更能彰显整座建筑恢弘气势的是主楼的两扇铜门。这两扇铜门高约，米，重达两吨，门上面刻有先生绘制的采莲图。为了制作这两扇门，黄永玉花了前后两个月来设计、铸造。 “玉氏山房”的大厅没有按照常规把它隔成一间一间的，而是全部打通。事实上，这个大厅主要是围绕一棵“阴沉木”来设计的。“阴沉木”是远古的树木因地质变动，沉埋土中，经过上千年的浸泡和磨压，结构发生变化而形成的一种珍贵木材，被称为“木化石”。“玉氏山房”的“阴沉木”为三峡“阴沉木”，质地坚硬，色泽黝黑，重达6.8吨，需三四个人合抱。把大厅设计成现在的样子，从每个角落都能看到这个“镇宅之宝”。 黄永玉设计了一些灯，这些灯虽然是一些现成品——方形，棱角分明，灯笼的框架用花梨木做成，四个側面是用传统的方式用纸裱糊，黄永玉在其上画十二生肖、花鸟虫鱼、人物山水等水墨画。晚上点亮，透出的白光把水墨画反衬得格外醒目，有破纸而出的感觉。 “玉氏山房”里的家具最吸引人们眼球的，非那四张螃蟹靠椅莫属。这几只“螃蟹”四对小螯屈起跪地支撑“蟹身”、“蟹身”被巧妙地制成椅身，椅背刻着螃蟹的面部，张牙舞爪，两只大盤举在半空在向人示威。   有趣的黄永玉 黄永玉爱笑。95岁的人了，住在他自己建的“万荷堂”里，养着一群狗，画些画儿，看看电视转播的奧运会比赛，乐呵呵的。“咱老百姓，可不就是过过日子么。” 就在不久，国际奧委会主席罗格和国际奥委会文化与奥林匹克教育委员会主席何振梁在北京向他颁发了“奥林匹克艺术奖”——这是四年一度的，由国际奥委会向奥运会主办国一位艺术家颁发的“最高奖项”。 对这个“天上掉下的馅饼”，老爷子上午西装革履地去领奖，下午又穿上牛仔裤在“万荷堂”跟朋友聊天。有人问他不激动吗?他回头狡黠地一笑：“难道让我大哭一场不成?” 黄永玉的幽默感，对于他和他的“受众”们的年龄差来说，多少显得有些匪夷所思。比如他会说出“书房是一个人的底裤”这样的话，还煞有介事地解释说“底裤者，内裤也”；比如他会说“我短跑成绩是12秒!”当众人惊讶之时又慢条斯理地说：“当然是50米的成绩。”再比如，他年轻时爱开车——如今当然开不动了——当有女记者间：“您的车现在停哪儿呢?”他思索半晌后一脸错愕：“你问这干吗?” “你们看我现在心态挺好，健康快乐，其实原因在于……”当所有人都以为老爷子会说出什么养生经时，黄永玉吐出两个字：“受苦。”他的文章中引用过一句话：有些事可以宽容，但不可以原谅。“我要是没吃过那么多苦，怎么能有这么大爱心呢?但是恶人恶事却永远不能原谅，而应该狠狠地记住。” 黄永玉喜欢看书，据说到了每晚不看便睡不着觉的地步。就在获“奥林匹克艺术奖”的前一天晚上，黄永玉住在酒店里到凌晨4点还没睡着，大家以为他因得知获奖而激动难耐，他却轻轻来一句：“乱讲!我带错了眼镜，到酒店一看没镜片了，看不成书才睡不着的!”他最反感的就是被问到做某件事有什么意义：“人生不要去找意义，过日子平平常常，有的有意思，有的没意思，不是什么都有特別的意义。我就是普通人，什么伟大的意义、深刻的意义，世上压根不存在。” 被他称为“大厅”的屋子约有70平米，杂乱无章地堆着各种器玩，从不知哪个朝代的夜壶到几人合围的大树桩，无所不有。他也是在这里作画，“不要把画画弄得那么神秘，有些人说画画必须要听贝多芬、肖邦才能画得好，哪里有这个事。你想好了，还要贝多芬干吗?……有时我就穿裤杈打赤膊，不是电影里反映的神气活现的样子。” 他爱养鹦鹉，北京的万荷堂，凤凰的玉氏山房，处处闻啼鸟。他的画作，常常是在巨大的摇滚音乐夹杂着鸟鸣狗吠中完成的。他家的鹦鹉，常常会讽刺地说“老板，你好”，过年又说“恭喜发财”，有时还讲英语。关于鹦鹉的故事，他有时一口气可以说上好几个，最好笑的是这样一个：有人丢了一只鹦鹉，很焦急，怕鹦鹉把他曾花了时间教给它的东西说出来，左思右想后，决定在报上发表声明：本人的政治观点与丢失的鹦鹉完全不同。  黄永玉亦喜欢作对联。这几年，家乡旅游旺起来了，他作了一堆对联。如“水秀山清风景好，红男绿女送钱来”。又如，“大嫂沿河开餐馆，幺妹满街卖姜糖”。这些描述荡漾着凤凰新的风俗及情趣。玉氏山房“黄永玉艺术工作室”的大门旁，一副“展出百般手艺，招惹各路财神”对联，把黄老头儿干活攒钱之心不遮不掩，痛痛快快地告之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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