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史冊上的“南宋投降”或“崖山之役”，大多不看好。
書上形容南宋的那些詞彙：“荒淫無度”、“重文抑武”、“偏安一隅”、“貪生怕死”、“不堪一擊”....，一個“弱宋”的形象會不由自主浮現腦海。
自古以來，以“成王敗寇”為史觀，歷史並非如此涇渭分明，南宋“雖敗猶榮”。
南宋，自立國始，邊患不斷，國土日蹙，割地賠款；
在蒙宋交戰中，宋軍大敗，一潰千里，一段不可否認的歷史。
南宋無論是保國守土，談判議和，甚或，被迫投降，已盡力盡責了。
南宋佔據的國土當時是世上最富裕、工商業最發達、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區，所取得成就，無論是政經、文化、社會、外貿，還是科技成果，勝過了前代的漢唐北宋，也超越了後世的大明王朝與“康乾盛世”，已經出現了現代文明的曙光。在中國史上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即使在世界史上，也到了巔峰。直至滅國前，依然是最富裕的國度。馬可波羅在南宋滅國後抵達杭州，驚歎“世上最華貴的天城”見到的僅是落日餘暉而已。
歷代以來，發生在我國的戰事常常出現于長城以內的農耕社會與西北地方遊牧民族之間的碰撞，被稱之“農耕民族”（或定居民族）與“馬背民族”（或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
這些戰爭雖不乏中原王朝為炫耀武功開拓疆土而引發，但大多數是狩獵民憑藉武力入侵農耕文化圈所造成的，今屹立于荒野山嶺上的萬里長城就是明證。
此狀態與遊牧民特定的生產、習性有很大關係，他們遠離農耕地區，生存條件惡劣，荒僻落後，垂涎于關內農耕社會的巨大財富，將劫奪作為生存來源，或搶掠，或以搶劫作為威脅，或用馬匹、牛羊等交換農耕地區的衣物、鐵器、食物等來維持生活。
從史學觀察來觀察，中原以及南方實際已經進入了繁榮的“農耕時代”，而西北方的草原地區由於各種因素，依然停留在“遊牧時代”。蒙、宋交戰，其實是兩個時代的碰撞，說白了，就是“文明”與“野蠻”的對決，南宋的戰敗，一個“文化的中國”自此消失，也就是人說“南宋之後無中國”的內在含意。
蒙軍大舉入侵，燒殺搶掠，使得人類文明空前倒退，百姓陷入無與倫比的災難。
狩獵民族在長期生活中培養起來的習性，在冷兵器戰事中，烈馬、弓箭、衝殺，遠勝於中原王朝採用的城牆，或者，步兵方陣“守勢”作戰方式，使得“馬背民族”的大規模入侵總是處於軍事領先，為南侵製造了優勢條件。
二宋時期，國土遼闊，城鎮眾多，兵員分散，由於國策誤導，各自為戰，而蒙軍集中優勢兵力，大舉入侵，各個擊破，這些戰例非常值得今日軍事史家的研究。
宋廷“勤王詔令”所召集的部分武裝力量，缺乏統一調度與指揮，難於抵禦敵軍的大規模的殺戮。城牆高築、烽火相望，只能阻止小股騷擾，對於大股騎軍武裝入侵，無濟於事。
北宋時期，黃河流域與廣大的南方地區，包括富庶的川蜀各省的農耕地區，雖說時已發明了火藥，但定居民族的特性，安居樂業的傳承，居民只將火藥用於節慶的燃放鞭炮，而非戰爭，面對野蠻入侵，顯得驚慌失措。
蒙軍有“屠城法”，史籍記載處處可以找到證據：“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牧庵集》），即凡是對蒙軍進行抵抗的城市，城破之後，不論男女老幼，格殺勿論。
史典中，蒙軍在征服中原與南方時的殺戮記載，慘不忍讀。
成吉思汗伐金，鐵蹄所到之處，橫屍遍野，山河殘破。
1213年，蒙軍“凡破九十餘郡，所過無不殘破。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毀，城郭丘墟矣”（《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蒙軍在攻打城池前，先擄掠附近村鎮男子充當敢死隊，成為蒙軍取勝的炮灰。每攻下一城，便實施屠殺城內百姓。蒙法規定：只要是進行過抵抗，破城後除工匠以外，不問男女老幼、貧富貴賤，一律斬殺。
圍攻金中都（今北京），蒙軍北撤，“既出居庸關，所收虜男女皆殺之，其數不可勝計。”其時，河朔“數千里間，人民殺戮幾盡，其存者，以戶口計，千百不一餘。”（《靜修集》）。
貞佑元年，保州城破，“盡驅居民出 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為嬉”；兩天后，再下令，不管老幼全部殺掉，“命再下，無老幼盡殺”； “北兵屠保州，殺眾數十萬”；“北兵屠保，屍積數十萬，磔首於城，殆與城等”；
“數千里間，人民殺戮幾盡。其存者，以戶口計，千百不餘一。”
太宗四年，蒙軍攻下河南府（今洛陽），城陷之日，“老幼皆誅之”（《榘庵集》）八年，蒙軍攻入成都，“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為一聚，以刀悉刺之。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不難看出，凡抵抗者，屠城，不抵抗者也難於倖免。
“廣甯劉琰，懿州田和尚降，木華黎曰‘此叛寇，留之無以懲後’，除工匠優伶外悉屠之。”（《元史》）“聞命以殺為嬉。”（《元朝名臣錄》）
蒙廷認為，“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
元軍實行屠城政策，對憑城抵抗，城破之日，除工匠外，不問青紅皂白，不論男女老幼、貧富順逆，一律屠殺。被擄掠者或投降者，則遷往漠北，存活者十無二、三。（《靜修集》）
蒙軍破鳳翔府（今陝西鳳翔），“詔從臣分誅居民，違者以軍法論”。在蒙軍殺戮下，關中“八州十三縣，戶不滿萬”。
1232年，攻下河南府，城陷之日“無老幼悉命誅之”。
被俘獲人如逃跑，蒙法規定“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沒有人敢施捨資助逃跑的人，逃跑者多餓死在路上。
河北、河東、山東數千里，百姓幾乎全部被殺戮，蒙古軍將金帛、子女、牛羊馬匹全部席捲而去，然後焚毀房屋、城池。“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關中兵火之餘，戶不滿萬”；“既破兩河，赤地千里，人煙斷”；
“韃靼過關，取所掠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
長江中下游流域的襄、郢以及東西淮，為宋蒙長期對抗作戰之地，破壞更加嚴重，土曠民寡。長期爭奪的另一地區是四川，川蜀歸入大元版圖時，土著之姓十亡七八，戶口凋零，生意蕭條，直到中元，仍“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農桑輯要序》、《農桑輯要》）。
蒙軍對江南的征服，伴隨殺戮與破壞。阿裡海牙經略兩湖，留下不少殘酷殺戮的記錄；伯顏大軍在長江下游，一度由於“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丘虛，曠土無民。”
贛閩浙一帶，亦因元軍“左翦左攘，數年未平”，迭經戰爭殘破。
蒙軍強克常州，伯顏下令屠城，“城內外積骸萬數，至不可計。井池溝塹，無不充滿。僅余婦女嬰兒四百，……”。
這些片言隻語的選錄只是百姓苦難的蒼海一粟，《中國人口史》載：“1215年前後，（中國）有14，000萬。……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中國人口僅存6800萬，尚不足1220年人口的半數。”
蒙古以遊牧為生，不懂得農業生產，視農耕者為無用之人，認為“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地為牧地”（《元史》）。他們大量消滅人口，圈佔農田土地改為牧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牲畜。”（《歷代名臣奏議》）
從漢唐、二宋時期、元史等古籍以及至廣泛流傳下來眾多民間詩文直至民國時期就可以明顯看到，農耕地區居民生活富足，唱蓮頌桂，無論是科技還是文明程度，已經出現了近代社會文明的積極元素，他們不善於戰爭，僅僅是防範入侵，不被遊牧民所殺戮而已。
蒙古人對世界的征服，與漢唐時期中原對西域疆土的擴張，或者，歐洲人對殖民地的佔領有著本質區別。蒙古人的惡劣之處在於，長於殺戳與掠奪而短于開發建設。
他們將佔領區掠奪一空，留下的只有廢墟枯骨與哭泣。佔領了中原地區，用盡一切殘忍手段壓制百姓的不滿，造成了普遍的恐慌與畏懼心理。
而歐洲人的殖民政府，雖有劣迹，也留下了宏偉的建築、牢固的地下水道、學校、醫院，開放的報刊，香港與上海居民也享受了歐洲文明成果。
英國固然掠奪印度，也同樣建設了鐵路、工廠，留下了文官制度和民主體制，培養了本土精英，為發展奠定基礎，包括寬鬆言論與公正司法權，昔日實踐無不說明這個問題。
而蒙古、金國與後來的滿清，這是一夥殺戳掠奪成性的人，遊牧民四歲開始練習騎射弓箭，一夥烏合之眾，除了壓制與殘殺，對於草原以外的任何文化與文明一無所知，才會造成人類社會的空前倒退。蹂躪後的黃河、長江流域人口銳減，文明進程被用最野蠻的方式打斷。任何屠城或濫殺無辜，都被中外古今所有典律所否定。
法《草原帝國》說：“這些人完全不懂得城鎮的作用，對於人類地理學家來說，當遊牧民沒有經歷過一個過渡階段而佔領一個具有都市文明而古老國家的時候，他們感到困惑，到處燒殺，與其說是生性殘忍，不如說是出於困惑，因他們不知道更好的處置方式。
…他們的屠殺僅僅是企圖獲得使降者產生恐懼，降民在遊獵民族眼裡，只是一個沒有生命價值的群體。遊牧民不懂得定居民族的生活習性，不知道城鎮居民、農耕生產，他們對於草原以外的任何事情，一無所知。”
蒙軍鐵蹄馳騁歐亞大陸，眾多歐亞古國陷於淪亡。
域外沒有找到任何刻意隱晦或忽略遊牧軍在征戰中的殘暴，面對民族遭遇空前災難與倒退，未見史家對殺人狂的歌功頌德，對自己先人近乎酷刻的責難，絕無讚頌“勝利者”輝煌戰功之事，或者，刻意阿諛奉承入侵者的“武功”，自古至今，從來沒有。
蒙軍入侵，令人類社會大倒退，經濟、文化、社會、百姓陷入了無與倫比的災難，這是一個不爭的史實。宋蒙交戰是兩個時代的對決，先進的農耕文化與遊牧圍獵時代的較量。
如以“成王敗寇”論史，造成直接後果，後來的治者可以為所欲為，契約變得荒謬，以種族與職業劃分人口等級，高壓與掠奪有了正當性，歷史由成功者操控。
南宋後，統治階層較唐宋而論，變得狂逆殘暴，無視生命價值與社會倫理，缺少，或者，完全沒有“懷柔仁慈與圓融通達，及寬容與大度”。
華夏社會自此變得保守遲鈍，治者無視他人的痛苦與災難，百姓面對外侮、面對壓榨，面對苦難，麻木不仁，拘泥於苟且偷生、阿諛奉承，賣身求榮，告密風行。
為了生存，刻意歌頌成功者的輝煌業績，抹殺為抗擊強權者所做出的犧牲。
宋蒙鼎革，或滿清入關，馬背民族的南侵，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元朝，一個倒退的時代，全國總體經濟衰退，文化衰落，工商業凋敝，直至蕩然無存為止。良田拋荒，淪為牧場。富裕的南方人也不得不逃荒，直至揭竿而起，一個不爭的史實。
任何冠冕堂皇理由都不能掩蓋已發生的歷史，只有面對歷史的勇氣，才能面對未來，才不會重複昔日的痛苦！
近代以來，蒙古人自己撰寫的史書裡，也難找到著意宣揚成吉思汗“征戰天下”的“功績”，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先祖遭受苦難之時，在民族忍受不能承受的災難之中，在某些出版物中，竟然不間斷地對元蒙帝國的頌揚，無休無止歌頌成吉思汗轉戰南北的壯舉。刻意掩蓋歷史，彎曲歷史，編造歷史，禍害後代的“史學家”，史冊應當記住這些人的名字！
蒙古人統治時期，漢法推行停滯，舊制頑劣不去，治者嗜利黷武，一個不爭的史實。
南宋建立的繁榮工商業逐漸消亡，百姓被脅迫，巨大財富及用於外海通商的船舶，淪為蒙軍對外擴張工具。蒙軍攻佔南宋後，先後對日本、東亞各鄰國發動戰爭，不僅給中華民族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與後患，也為鄰國造成不能計數的劣跡。
直至今天仍難於消除，所謂“黃禍”源自蒙軍與清軍無節制的殺戮與擴張。
蒙軍在人類史上開了惡劣的先例，野蠻可以征服文明，侵略、奴役、殺戮得到慫恿與鼓勵。滅宋後的窮兵黷武，戰爭物資竟然依賴富庶的南方，開創了人類史上規模巨大的掠奪性“南貨北調”，使得內河漕運已不夠用，必須通過沿海運輸。
元廷一年徵收糧食1200余萬石，其中1000萬石取自江南。竭澤而漁式掠奪，並不厚待原南宋百姓，他們將全國百姓分成四等，居於頂端的是蒙古人；
其次是色目人（西域各國的人）；
第三是北人，即長江以北的居民；
壓在最底層的是原南宋百姓，尤其是首府的杭州人。
如果說，大元帝國促進了民族融合，打通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無稽之談！
歐洲與阿拉伯文明傳入東方，主因是遼闊的海洋運輸，遊牧民切斷了陸上絲綢之路，割裂了東西方交流通道，一個不爭的史實。
蒙軍入主中原，造成了各民族的激烈矛盾，帶來了百姓的空前災難，直至全國民眾忍無可忍，揭竿而起。蒙帝國消亡，追本溯源，早在蒙滅宋前就已有衰落徵兆，無節制屠城、掠奪，極度落後的治理，自始至終都未改變，一直延續到被趕回漠北。
崖山海戰，蒙滅宋的最後一役，一方是極度殘暴的蒙軍；
另一方是苦苦掙扎的南宋殘餘，一場殘酷的絕世戰役。
崖山之戰，成為宋對蒙的最後一次有組織抵抗，也是人類史上最悲壯的一次戰役。
此役後，一個文化的中國首次淪亡，成為中國史的轉捩點：高度發達的經濟、文化、科技的大宋王朝不復存在，民族自此陷入漫漫長夜。
接下來，蒙廷實行了封閉、落後、保守、摧殘農工商業，集權治理，直至被推翻。
華夏文明長期沒有振作，政治革新、市民社會、經濟開發以及人文精神無從談起，也喪失了最佳的發展機遇。雖“宋降元”被人貶低，無可否認的是，此舉保全了杭州百萬生靈免於遭難，中國文化得已殘存。
設想一下，如果宋軍憑城抵抗，或者，棄城南逃，視人命如草芥的蒙軍，完全有可能製造另一次“常州大屠殺”，這是何等可怕的結局！
宋降蒙，此舉既保全了中華文化慘遭滅絕，也保全了江南的暫時繁榮，此史實則長期被人忽略。宋廷又讓僚臣帶著宋室血脈到閩擁立端宗為帝，繼續抗敵，何等悲壯之舉！
崖山之役，以弱搏強，拚死奮戰，直至數萬軍民跳海自殉。
華夏文明遭遇挫折，始于南宋敗于蒙軍暴力，此破壞力存在於民族精神、文化及經濟的方方面面。因此，完全沒有必要津津樂道于蒙軍的輝煌戰功，策馬馳騁天下的豪邁壯舉，淡化，或不提在蒙征服下百姓遭受的摧殘。
也許，正是不斷地數落南宋的“不堪一擊”，才使得蒙軍，或者說，後來的滿清“入關”有了“正當性”。如果說內蒙或滿清融入中華版圖，成為一個分支，在於入侵後，日深薰陶于中華文化而同化于華夏大家庭，一個無可辯駁的史實。
清帝逊位，民国初期的“五色旗”，我国第一面国旗，红、黄、蓝、白、黑，分别代表了汉、满、蒙、回、藏諸民族，共荣共存。先人是何等智慧，可恨的是被無知的军阀所撕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