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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不断有朋友私信我说，为什么读唐诗的文章为啥没有继续写下去。其实理由很简单，是因为前段时期集中读了一些杜甫的诗，读完杜甫的诗之后，再从杜甫死年向后看，770年之后，唐诗像是突然断层了一样，忽然断崖般地跌了一个水平，木心先生曾经这样给杜甫定位：“如果抽掉杜甫的作品，一部《全唐诗》会不会有塌下来的样子。”（《琼美卡随想录》），我这种在读完杜诗之后，出现短暂无诗可读的感觉，想必大家都一样吧。其实我明白，这大概还是因为我们没有从杜甫博大、深厚、悲壮的情绪感染中跳出来。
好在，时光可解决一切问题，从我们读杜甫最后一首诗到今天，转眼过去近一个月了，自觉好一些了，就再写一些。 但今天不写具体的某一首诗，就说说韩愈是如何成了中唐诗的代表人物的？这对于我们在今后一段时间集中读中唐诗，很重要。 叶嘉莹先生认为：杜甫是唐代诗坛上集大成的诗人。自杜甫而下，分别繁衍出了两大分支：一支是受杜甫诗句的警策、凝练的影响发展出来的一派、这一派以韩愈为代表人物，他们是用语“奇险”的一派；另一支是受杜甫关注社会现实的影响发展出来的一派，这一派以白居易为代表人物，是“新乐府”的一派。
仅说诗，白居易的诗名显然胜过韩愈，甚至刘禹锡、柳宗元、元稹的诗，从纯粹“诗”的角度讲，都比韩愈的诗更像诗。韩愈的诗，以及与他类似的贾岛、孟郊的诗，都太过咬文嚼字，太过“炫奇立异”，太过奇险了些，读来让人不舒服，拗口。而这种奇险在多数情况之下，并没有贯注在抒情达意的需求之内，杜甫也“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杜甫的用险是建立在达意抒情的基础之上的。简单地说，杜甫的诗，够真诚，为了表达这份真情，他只是用奇句险词准确表达出来。比如：“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白帝城最高楼》）初读觉得别扭，拗口，不顺畅，但真读懂了，觉得深沉浑厚，情真意切。 往重了说，韩愈的诗，有了杜甫的形，没逮到杜甫的神，还因为他没有杜甫的人格魅力。当然，韩愈的诗也有隐约临近杜甫诗级别的一首，就是他第二次被贬（谏迎佛骨被贬潮州），朝廷不给他“装束假”，让他限期离京，限期到任，一路上拖家带口，又必须每日赶限定的路程（他的小女儿生病赶路，直接死在路上），要去的地方又是瘴疠横行、鳄鱼食人的潮州，他心想，这一次怕是真的要死在那里了。于是，当他的侄孙韩湘赶来送行时，他写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样的妙句，这首诗是他发自内心极少有的与他的血脉相连的诗，初读也觉得拗口不顺畅，但细心体会，就觉得感人，让人兴发，代入感强烈。
但他很快就从这个层次上跳了下来，他到潮州之后，就写了《潮州刺史谢上表》，主要是认罪谢恩，把自己痛贬一通，这当然是“识时务为俊杰”的，但实质层面，他的骨头没有杜甫的“硬”。 除了用语奇险而少真情之外，还有一点大问题，就是韩愈的诗“以文入诗”“以赋入诗”，他的很多诗像是符合诗律的散文，没有余韵，或者也让人有感受（比如状景、状物如在眼前）等，甚至也偶有感动，但大部分情况下是达不到让人“感发”的程度；或者又如赋一样的铺排，极尽辞采之能事，却因此以辞害意，不让人由感动而产生“兴发”。诗无余韵，称它为诗就差点意思，因辞害意的诗，当然也不能称得好诗。韩愈的散文没的说，可是用写散文的方法写诗，总是觉得哪儿不对。
说了这么多，似乎韩诗一无是处了，不是的，否则我们就不会把韩愈列为中唐诗的代表人物了，我们前面总结过，唐诗分四期，记“一生二死”（李白生、杜甫死、韩愈死），就大致记住了唐诗四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分割时间点。我们把韩愈当成了中唐诗人的代表人物，韩愈一死，中唐就算结束了，中唐找个“符号化”的代表诗人，就找韩愈，为什么呢？其他的诗人呢？
孟郊的成就太小，李贺活得时间太短（只活了27岁），不能代表中唐，但韩愈去世的这个时间点，白居易、刘禹锡、元稹都还健在啊（他们的诗似乎写得更好），我们说，原因大致有三： 1、他的诗歌成就。这一点，我们在前篇文章读韩愈《山石》诗时讲得比较多，韩愈的“山石荦确行径微，芭蕉叶大栀子肥”是完成了中国诗从女性诗到男性诗的转变的标志。从韩愈这里起，中国诗变得雄壮、阳刚、大河奔流，甚至汪洋恣肆了（但同时也损失了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这一点上篇说的多，总之，他是中国诗的一个转折点，这很重要，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2、韩愈的年龄时间点。韩愈生于768年，杜甫770年已经去世。白居易（772年生）、刘禹锡（772年生）、柳宗元（773年生）、元稹（779年生）在年龄上都以韩愈为长，诗人集会，论年龄，韩愈是那位年龄“最长者”。中国儒家文化背景下，长者为尊，不论是“刘柳”，“元白”亦不论是“郊寒岛瘦”，这些人通常会在韩愈的召集下进行诗歌集会，都统一为时人称之为“韩家”诗，这是主要原因。其实张籍（766年生）、孟郊（751年生）较韩愈年长，但韩愈入仕较早，孟郊、张籍都出自韩愈门下，是“韩门”弟子，虽然他们的诗歌基本上是互相学习的关系，但孟张向韩学文则是明晰清楚的（不学文则不能入仕），从古文运动的角色而论，韩愈的领袖地位更是不可动摇的，孟、张则是韩愈的“铁杆粉丝”。更何况，当韩愈五十七岁死时“盖棺论定”，活着的“韩家”诗人们，又有谁能不识大体、不以他为尊呢？
3、韩愈的社会地位。尽管韩愈的文章被有人称为“戴着镣铐的舞蹈”，说他受时局限制颇多，但实际上，韩愈的实际社会地位是较高的，他曾经三次入国子监任四门博士（所谓的博士，就是现在的教授，所谓的四门，原是为方便一些官员子弟就学，特在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开设的学馆。后来学馆合并，名称保留，称为“四门”，四门学校实际上是面向六品、七品中下级官员子弟的高等学府，相当于干部子弟学校），更曾经担任过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的主管官），他的人际影响力与官场影响力自不必说，更何况他还任过史馆修撰（负责修国史，这是学术地位的象征），又曾历任过刑部侍郎（侍郎是副长官，地位仅次于尚书，但实质上是管实务的职官，地位很重要）、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吏部是六部之首）等职，是正经的“大”官（韩愈死后被追赠礼部尚书）。
韩愈曾二次被贬，但时间都不长，一次为灾民请命被贬去当了县令，大约一年多。一次跟宪宗皇帝对着干“谏迎佛骨”，韩愈被贬去潮州当刺史，很快宪宗食丹药死去，新皇帝穆宗登基，他就又回到了朝中，前后也不到两年时间。韩愈在朝中任吏部侍郎时，白居易正在杭州带人修西湖做刺史。刘禹锡更不用说，他是“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基本上一辈子都被朝廷扔在远处不被重用，柳宗元的遭遇基本等于刘禹锡，也不用说，不然他就不会写“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了。
简言之，优秀的诗人中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社会地位及社会影响力都远小于韩愈，诗力较弱的张籍、孟郊等直接就是韩门子弟，其他诗人的诗则不及韩愈，时势造英雄，恰在中唐，恰在这几十年间，韩愈以“一代文宗”的面貌影响了社会，这种社会影响当然也影响诗歌发展与他本人在诗坛的地位。于是，他就成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中唐诗人代表。 如果让你在中唐选一个代表诗人，你会选谁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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