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靖：明代后宫异族妃嫔与明、蒙、朝三方关系

贺兰山民图书馆 2019-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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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后宫异族妃嫔与明、蒙、朝三方关系

崔靖

摘要：明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达到削弱北元、拉拢朝鲜的目的，欲通过联姻的方式与藩属国高丽、北元权臣王保保等人结成稳定的政治集团，他征选了一批蒙古、高丽女子入宫，这也打破了自古以来“胡妇”不入宫传统。异族妃嫔作为政治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明、蒙、朝三国的联系，但所起政治作用与明政府的期望值相距甚远。随着国力的下降，明代的外交政策从开放进取转变为消极保守，蛰伏已久的“华夷之辨”思想再度出现。明宣宗之后的明朝统治者放弃了明初民族融合的政策，不再选择“胡妇”入宫，此后，明后宫中再无异族妃嫔的踪影。异族妃嫔从产生到消失从表象上看只是后宫制度的变化，但在本质上却是明、蒙、朝三方势力不断变化的结果。

关键词：明代；后妃；蒙古；朝鲜贡女；华夷之辨

在“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下，自古以来居于中原地区受华夏礼俗影响的华族就同中原文化圈外的民族相互区别。为了保证汉族中央政权血统的纯正性，汉族皇室很少同异族联姻，即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于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交流的政治需要，也只是将公主外嫁给少数民族首领，我们将这种特殊的联姻方式称作“和亲”。汉唐是中原政权同少数民族政权“和亲”最频繁的时期，历史上闻名的王昭君、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外嫁少数民族首领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在明朝之前，中原王朝同少数民族联姻方式是“外嫁”而非“外娶”，将中原王朝皇族女子远嫁少数民族首领，而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们却不迎娶异族女子入后宫，这恐怕与中原文化中的“正统观”有关，一旦汉族皇帝迎娶异族女子入宫可能会产生非纯汉族血统的皇子拥有汉族政权皇位继承权的情况，这势必会引起汉族政权的极大恐慌。明立国之初，统治基础尚显薄弱，北遁漠北的北元势力仍是明王朝的心腹大患。为了达到削弱北元、稳定东北局势、拉拢原元朝藩属国高丽的目的，朱元璋欲效仿元与高丽联姻的方式，欲同藩属国高丽、北元权臣扩廓帖木儿等政治势力结成稳定的政治集团，特征选了一批蒙古、高丽女子入宫，这便打破了“胡妇”不入汉族皇室后宫的传统。朱元璋本人的后宫中就有高丽人、蒙古人，此举还为皇子们效仿，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迎娶了异族女子。皇二子朱樉迎娶了被朱元璋称为“奇男子”的元朝太尉扩廓帖木儿之妹为秦王元妃。皇四子朱棣尚为燕王时就迎娶了辽东建州女真首领阿哈出之女。靖难之役成功后，朱棣登基为帝，是为成祖。明成祖延续了其父与异族联姻的政策并有所发展。永乐六年（1408），他遣使至藩属国朝鲜要求朝鲜国王进贡年轻貌美、出身于宦官之家处女以充掖庭，之后他又先后两次派人去朝征选处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成祖后宫中充斥着大量朝鲜妃嫔。明宣宗朱瞻基同他的祖父一样喜爱朝鲜女子，他即位后要求朝鲜不但进贡年轻美貌的处女，还需进贡能歌善舞的歌舞婢、擅长制作朝鲜饭菜的妇女等。宣宗后宫中的朝鲜宫人规模较成祖朝更大。

明宣宗去世，明廷不再向朝鲜索取贡女，也不再迎娶蒙古、女真妃嫔，异族妃嫔在后宫中销声匿迹。之后的朝代中除武宗朝于永等人曾进献回回、色目女子外，其余的朝代均不见异族妃嫔的身影。明代后宫中的异族妃嫔像太空中的流星，曾经盛极一时、绚烂无比，很快又消失在历史的大幕中。本文以明代后宫中的异族妃嫔的出现、发展、消亡为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场围绕关于明成祖生母的激烈争论中，傅斯年、吴晗先生提出了明成祖非嫡出，他的生母为碽妃的观点。而碽妃来历不明，正史中对于她的生平缺载，“碽”又非汉姓，关于碽妃的身世来历一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碽妃为蒙古人，是元顺帝宫人瓮吉剌氏，同《广阳杂记》中提及的瓮氏为同一人；也有人认为碽妃并非蒙古人，而是高丽人。碽妃的身世现在暂无定论，不过朱元璋后宫中确有蒙古人、朝鲜人，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洪武元年（1368），明军统帅徐达、常遇春攻破元大都（今北京市），元顺帝仓皇北遁，至此结束了蒙古人对中原地区近百年的统治。由于元顺帝匆忙北遁，仅偕奇皇后（高丽人）和皇太子等几人出宫，大量的宫人、女眷被遗留在元大都，她们中的一些被朱元璋选中纳入后宫中。由于元朝经常从高丽索取贡女，一些高丽进献给元朝的贡女也进入朱元璋的后宫。朱元璋后宫有史料明确记载并能够明确身份的异族妃嫔有：周谊之女（高丽人）、含山公主之母韩氏（高丽人）、翁妃（蒙古人）。

洪武十三年（1380），“高丽周谊至辽东……前元庚申君尝索女子于其国（高丽），谊有女入于元宫。庚申君出奔，朕之内臣得此女以归。今高丽数以谊来使，殊有意焉，卿等不可不备，毋使入窥中国也。”明人严从简所著《殊域周咨录》中也有周妃为高丽人，得于元顺帝后宫的说法，“初元主尝索女子于高丽，得谊女纳之宫中，后为我朝中使携归。（时宫中美人有号高丽妃者疑即此女）。”由此可知高丽人周氏曾被作为贡女进献给元顺帝，元大都被明军攻破后周氏被遗留在皇宫中，被士兵俘进献给朱元璋。《明史·诸王传》中所说：“周妃生珉王楩、韩王松”不知珉王、韩王之母周氏是否与高丽人周氏为同一人，待考。朱元璋的后宫中还有高丽妃韩氏，她生育皇女之事被载入《明实录》中，“含山大长公主薨。公主太祖高皇帝第十四女，母高丽妃韩氏。”作为明代皇宫中唯一一位可以确定带有高丽血统的公主。含山公主一生境遇不错，她十五岁时下嫁尹清，至天顺六年（1462），以八十二岁的高寿去世，是朱元璋皇女中最长寿者。

太祖后宫中的蒙古翁妃出自蒙古贵族瓮吉剌氏（又做洪吉剌氏），正史中并没有关于她生平的记载，《罪惟录》中说：“洪武二十五年（1392），上与侍臣观《元史》，至瓮吉氏之盛，曰：‘其有后乎？’时其后为南海卫！正千户，有女十四入宫殊宠。”朱元璋不但自己迎娶蒙古妃，他的儿媳妇中也有蒙古人。皇二子秦王朱樉正妃也是蒙古人，她是元朝太尉、河南王王保保之妹，开国功臣、清河王邓愈之女却屈居其下，为秦王次妃。

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尚为燕王时就迎娶了辽东建州女真首领阿哈初之女，这件事在我国史料中并没有记载，而朝鲜的《李朝实录》中则记载了这件事：“帝为燕王时，纳于虚出女。”“凤州即开元，金于虚出所居。于虚出即帝三后之父也。”虽然明代没有采用元朝的四后制，但说阿哈出为第三后，可见此女在朱棣后宫中的地位并不低。燕王朱棣通过历时４年的靖难之役取代侄子朱允炆成为新帝，是为明成祖。阿哈出之女这时还在不在后宫之中待考，不过此时后宫之中仍有异族妃嫔——朝鲜贡女。明成祖在位期间先后三次从朝鲜征召贡女，其中不乏被册封为妃、昭仪、婕妤者。朝鲜嘉善大夫、工曹典书权执中之女“姿质秾粹，善吹玉箫”甚得成祖欢心，她入宫之初即被册为贤妃。中宫徐皇后去世后权氏还掌管六宫之事，《李朝实录》载：成祖“教权妃管六宫的事来”，可见明成祖对权贤妃是何等的器重。除权氏外，朝鲜贡女中有封号者还包括：韩氏为丽妃、崔氏为惠妃、杨氏为淑妃、任氏为顺妃、李氏为昭仪、吕氏为婕妤，成祖朝有封号的朝鲜贡女占据全部妃嫔的一半多，可知后宫中朝鲜贡女人数之众。但贡女们的结局甚是凄惨，“吕鱼之乱”中大批贡女受牵连被处死，任顺妃、吕婕妤、黄妃、李昭仪皆死于此案，仅有少量存活到成祖去世，却被强制殉葬，尚处妙龄的朝鲜贡女韩氏、崔氏就被迫殉葬成祖，“韩氏临死，顾谓金黑曰：‘娘！吾去！……’，语未竟，旁有宦者去床，乃与崔氏俱死。”明英宗即位后放韩氏乳母金黑归回祖国朝鲜，这才在《李朝实录》中留下明初殉葬的相关记载，补充了我国史料中对殉葬记载的空白。

明仁宗在位仅一年，他后宫中没有异族妃嫔，这恐怕与仁宗在位时间短未及向朝鲜索取贡女有关。明宣宗即位后继续向朝鲜索取贡女，与成祖朝不同的是宣宗不但要求进贡年轻貌美的处女，还要求进献会做朝鲜茶饭的妇女和能歌善舞的歌舞婢，所以宣宗宫中的朝鲜宫人比成祖朝还多。宣宗朝贡女的身份远远低于成祖朝，无论是作为宣宗的嫔御还是宫人，她们都没有受到正式的册封。鉴于成祖去世后朝鲜贡女殉葬的行为引发了朝鲜社会对征选贡女之事的反感和恐慌，宣宗去世后没有要求贡女们殉葬，而是留在宫中担任一些女官的工作。宣宗朝贡女韩氏是上文所提殉葬成祖的韩丽妃之妹，宣德三年（1428），她被其兄韩确进献给明宣宗。宣宗驾崩后她同另外七位贡女没有殉葬宣宗，而是留宫担任女官。韩氏因保育年幼的朱见深（后即位为明宪宗）有功，她去世后宪宗追谥她为“恭慎夫人”，“赠宫人韩氏为恭慎夫人，命内官赐祭、工部造坟”。

宣宗后，明朝宫廷中很久没有出现异族妃嫔，直至武宗时于永进献回回、色目女子。明武宗时，锦衣卫都指挥同知于永为色目人，他因阴道秘戏而得宠于武宗，为了迎合武宗对于异族女子的偏爱，于永向武宗推荐回回女子：“回回女晢润瑳粲，大胜中国，上悦之。时都督昌佐，亦色目人。永矫旨索佐家回女善西域舞者十二人以进，又讽请召侯、伯故色目籍家妇人入内教之，内外切齿。后上欲召永女入，永以邻人白回子女充名以入。”武宗后宫中回回、色目人并未从其祖国索取，而是大臣家中蓄养回回女子进献。明武宗荒淫暴戾、怪诞无耻，是明朝历史中著名的昏君。他偏爱异族女子，后军都督府右都督马昂之妹因“善骑射、解胡乐、达语”而受宠于武宗，佞臣为了迎合他的这种偏好搜刮回回、色目女子进献给武宗，异族女子重新出现于后宫之中。

二

明初统治者一方面提出“驱出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标榜自己是中原文化的再造者，将蒙元政权驱逐出中原；另一方面在后宫建制中又打破“华夷之辨”的限制，多次迎娶尚处于敌对状态的蒙古和藩属国朝鲜女子入宫，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实际上都与当时的政治、军事、民族形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称帝，建立大明王朝，朱元璋即明太祖。同年，明军统帅徐达、常遇春率北伐军攻破元大都（今北京市），元顺帝携太子、女眷、官军北遁塞外，结束了蒙古对中原地区96年的统治，但蒙元势力并未就此消亡。元顺帝仍控制着广阔的漠南、漠北等地区，欲积蓄力量伺机反攻中原，这成为新生大明政权最大的隐患。

对于北元残部，朱元璋实行打拉结合的态度，一方面通过多次北征漠北，在军事上削弱蒙古的力量，一方面对北元贵妃、将领招降，表现之一就是迎娶蒙古贵族女子。在多次招降北元主帅扩廓帖木儿无果后，朱元璋令二子朱樉迎娶了扩廓帖木儿之妹，随后他自己也迎娶了蒙古贵妃瓮吉剌氏女子。瓮吉剌氏是蒙古望族，世代与孛儿只斤氏（蒙古帝系）通婚。公元1237年，盟国帝国大汗窝阔台下令：（瓮吉剌氏）生女为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绝。成吉思汗、蒙哥汗、世祖忽必烈、成宗铁木儿、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文宗图帖木尔、顺帝妥欢贴木尔的皇后都出自瓮吉剌氏，瓮吉剌氏男子也多娶孛儿只斤氏女子。朱元璋迎娶瓮吉剌氏女子和其子迎娶扩廓帖木儿之妹之举反映出他渴望同蒙古贵族交好，以达到分化北元势力的政治目的。

除了北方虎视眈眈的北元势力外，国内残存的大小割据势力仍威胁着新生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元璋希望与原元朝藩属国高丽建立起稳固的邦国关系，以达到削弱北元，争取和牵制高丽的目的。由于元朝与高丽两国之间长达一百多年的联姻关系，高丽国内亲元势力庞大，他们对明朝多持观望态度。为了分化两国之间这种特殊的姻亲关系，朱元璋欲效法两国联姻，希望通过婚姻纽带孤立北元、控制高丽，于是朱元璋向高丽提出贡女要求，“我这里有几个孩儿，恁高丽有根脚好人家女儿，与将来叫做亲”。但由于高丽忌惮北元、国内动荡不已导致这个诉求没有实现，朱元璋同高丽联姻计划暂告失败。虽然几求贡女无果，但是朱元璋后宫中不乏高丽贡女的身影，她们是高丽进献给元朝，元顺帝北遁后遗留下来被朱元璋收归后宫之中的。

早有异志的朱元璋第二子朱棣尚为燕王时，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就早已通过迎娶建州女真首领阿哈出之女的方式拉拢东北少数民族，以达到巩固后方的目的。朱棣登基为帝后将经营重点转移至北方，此时地处明朝东北的朝鲜战略地位迅速提高，成为钳制蒙古势力的一翼。这时，明朝与朝鲜已经展开了稳定的宗藩朝贡，在这种情况下，明成祖向朝鲜国王提出了从朝鲜征选处女作为自己妃嫔的要求，并且要求贡女必须是出身于官宦之家、年轻貌美的处女。这看似为了满足个人私欲的行为，其背后却隐藏着更为深远的政治、军事目的。成祖三次征召朝鲜贡女有两次，发生在永乐六年（1408）、永乐七年，这正值成祖第一次北征漠北之际，他一方面借口征选贡女而屡派内官至朝鲜国内窥探朝鲜对自己是否忠诚，以防备朝鲜在明朝举国兵力赴漠北时作乱；另一方面，通过密切两国之间的联系，巩固政治关系，使两国形成如元朝、高丽那般稳固的姻亲关系。特别是迁都北京后，朝鲜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而定期进贡女也起到了很好的牵制和拉拢朝鲜的目的，所以明宣宗时仍沿用了这项制度。这时经过成祖时期几次远征，蒙古势力开始分裂、衰弱，朝鲜贡女逐渐失去了最初的政治意义，开始向享乐方向发展。明宣宗令朝鲜进贡女子，且不局限于美貌的处女，一些会做朝鲜饭菜的妇女、擅长朝鲜歌舞的歌舞伎也被进贡入京。

明宣宗之后，随着蒙古势力的衰弱和中朝之间关系日趋成熟，贡女逐渐失去了政治上的必要性。再加之入宫贡女悲惨处境引起了朝鲜社会的极大恐慌，连年征选贡女扰民等情况的出现招致朝鲜社会对明朝索取贡女的反感。明成祖时，因朝鲜贡女内讧而爆发了“吕鱼之乱”，牵连大批贡女，即便侥幸躲过此案的贡女韩氏、崔氏最后也难逃殉成祖的悲惨结局。朝鲜人韩确大妹为殉葬成祖的韩丽妃，他因此得官光禄少卿并得到大量封赏。宣宗征选贡女时他又将二妹进献给宣宗，“宣宗皇帝朝，其妹又入侍。妹年已过嫁期，确富于财而不肯嫁之，于将赴京，人多薄确而悲其妹”，韩氏本人目睹其姐惨死，对其兄将自己进献给明廷的行为也非常不满，“以刀裂其寝席，书散藏获家财于亲戚”，“都人士女望韩氏之行，叹息曰：‘其兄韩氏为永乐宫人，竟殉葬，已可惜也。今又往焉！’，至有垂泣者。时人以为‘生送葬’。”由此可见，贡女本人和朝鲜人民都对明廷征召贡女的无奈与不满。

明英宗即位后将宫中朝鲜籍的乳母、婢女、歌舞伎等放还回国，之后明政府再没有从朝鲜征召过贡女。之后武宗朝虽有回回、色目女子入宫，但均属个人喜好和佞臣为讨好皇帝的私人进献行为，无关国家政治、外交关系。

三

异族妃嫔入宫至消失从表象上看只是后宫制度的变化，但本质上是明、蒙、朝三方势力不断变化的结果。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经常通过部落间或者各民族间的联姻来达到分化敌人、拉拢同盟，从而达到增加己方势力、巩固政权的目的。元朝时，蒙古统治者为了对藩属国高丽进行有效地控制，他们要求高丽按期选送贡女入元，此后高丽贡女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内容，高丽政府还设置了专门负责贡女的机构——结婚都监。由于元朝政府对高丽贡女的出身做了严格的要求：非名族不受。大量出身于宦官之家的女子被选入元帝后宫，其中一些人还被册为皇后、皇妃。事实证明蒙古与高丽一百余年的联姻是非常有效的。元朝灭亡后，高丽表面上接受朱明王朝的统治，但统治阶层中的亲元势力私下仍与北元藕断丝连。朱元璋为了拉拢高丽、分化蒙古，也欲效仿元朝的联姻政策同北元贵族、属国高丽结成稳定的姻亲关系，所以他一方面自己迎娶大明境内的蒙古贵族、高丽女子，另一方面让其子娶蒙古贵族女子。其子朱棣继位后也遵循了朱元璋与蒙古、朝鲜联姻的原则，一方面从军事上打击北元势力，一方面主动示好朝鲜。朱棣积极地向朝鲜国王索取贡女，并给予贡女和其家族优厚的待遇。

明英宗继位后，随着大明国力的衰落，对蒙政策从开放进取变为消极保守，民族政策也逐渐从开放转向保守，同异族联姻失去了存在的政治意义。加之明蒙之间发生“土木堡之变”，蒙古残部中的瓦剌部在土木堡大败明军，明英宗被俘，瓦剌甚至一度威胁到北京的中央政权，本已平息多年的明蒙关系再度恶化。“土木堡之变”后，蒙古残部数次进犯河套，成为明政府的主要边患。此外，明中期之后女真势力在东北逐渐兴起，也开始成为明朝北边边患之一。

外患迭起使得蛰伏已久的“华夷之辨”思想再度出现。为了强调汉族政权的正统性，明统治者开始排斥蒙古、女真势力。嘉靖十年（1531），姚涞提出“华夷，大分也”，可见当时官吏阶层存在着华夷之辨的观念，突出汉族与蒙古族的对抗关系。嘉靖二十四年，明世宗下令：“元本胡夷，又甚于五季者，帝王庙并墓祭俱黜罢。”元世祖罢祀历代帝王庙标志着明统治者再次将蒙古划为夷族，强调“华夷之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明朝统治者放弃了明初那种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不再选择“胡妇”入宫，此后明后宫中再无异族妃嫔。

明代宫廷中的异族妃嫔从出现到消失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明朝统治者敢于打破“华夷之辨”允许“胡妇”入宫具有开创性，异族女子作为政治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明、蒙、朝三国的联系，但所起政治作用与明政府的期望值相距甚远。朱元璋之子纳王保保之妹为正妃，位于开国功臣、卫国公邓愈之女之上，即便这样也没能成功招降王保保。成祖、宣宗屡次从朝鲜征召贡女成为朝鲜人民的沉重负担，朝鲜社会从上到下都对明朝征召贡女表示出不满与反感，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从主动索取异族妃嫔到拒绝异族女子入宫，表面看是明代后宫制度的改变，但在更深层次上看是明朝国力从鼎盛走向衰落，外交政策从积极进取走向保守自闭，民族政策从开放走向保守的表现之一。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明朝皇帝选纳异族女子入宫的积极意义。汉族中央政权敢于打破千年以来“胡妇不入后宫”的传统，天下之主的皇帝迎娶异族妃嫔势必能够带动各民族间的交流，这符合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具有进步性。可惜的是在国力走向衰弱后，继任的统治者对待异族的态度从积极进取走向了保守自闭，加之北部外族屡屡寇边，明蒙关系又回到了之前的“华夷之辨”。

再者，在千百年以来“华夷大分”的思想影响下，即便明太祖、明成祖打破前制，在民族政策上做出积极的尝试，试图通过联姻的方式建立稳定的邦国关系，起到稳定边疆局势的目的，但因始终对入宫的异族妃嫔持怀疑、戒备、防范的心理，这致使联姻的力度远远逊于元、清两朝，更没有形成满蒙联姻那样的稳固政治集团，所起的政治作用着实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