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医转行公益的郝南为什么说“有些话憋了五年了”

基金会一直处于公益生态链的上游，掌握着优势的资源。然而其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并不太长，且从诞生开始，就受到各种各样的不同力量（诸如政治、经济、社会等等）的影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走了很远之后发现，想摆脱的东西一直都未能摆脱，依然受到资源的控制，缺乏独立。

那么究竟该如何真正走向自我发展，如何真正将目标瞄准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上？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持续思考的问题。

对公益行业的发展，到底担忧什么？

谭红波：说说你怎么就憋了五年了？

郝南：2008年后公民社会萌发形成的草根野蛮生长，在2011年、2012年是最好的时期，但那时候公益的主流对此毫无知觉，毫无作为。

谭红波：你说的公益主流指谁？他们没有感觉到什么？

郝南：我们所彼此熟悉的那群行动力很强的公益人，这次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武汉峰会请去的，都是代表。

政府大力推行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之后，很多地方的环境就变味了。再后来，就是基金会的破坏性开采——只要韭菜尖，不做孵化培育。基金会这两年的逻辑，越发是“资助最好的”了。和草根组织间，经常是剥削关系。能落实的资助，往往就是为了更多的筹款，或者实现其他基金会的目标，比如KPI，或者证明某种模式什么的。被资助对象往往只是工具。当然，其实这个力度也不算大。

我们总是放任他们自己生长，然后把长成的拿走。而从来没有去陪伴和支持他们成长。

说现在的发展有偏差，原因出在哪里？

谭红波：“差的”或者“非精英”本身就是问题，就应该被关注和重视，而不能被放弃或无视。作为以解决问题为使命的基金会，却正好在回避问题。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郝南：不是好的差的，而经常是成熟度的区别。

在草根组织缺少资源太久以后，对于资源是很敏感的。选优型的资助方式，对原生态的影响很大，而他们自身的优势，就随着他们的主体性一并丧失了。
武汉的情况比较典型，还是原始草地，政府购买也还没造成太大影响。所以在资助和购买还没有造成太多公益生态破坏之前。而且可能还来得及。

他们从小长到大，有哪些障碍要克服？需要哪些资源？怎么获得？前景如何，甚至是否行的通？都需要有过来人指引和同伴互相促进的。
也经常需要有思想纲领的指引的。很多时候，他们最需要的，是视野。

为了更好的发展，未来可以怎么去做？

谭红波：可是思想纲领一直就缺，包括现在。

郝南：但至少得先知道，草根的模式和生存之道是什么。

谭红波：这是你说的陪伴的第一步，要先了解草根的生存途径和方式？
郝南：不，要先知道他们的存在。连他们的存在都不知道，是没法开始这第一步的。

谭红波：嗯，接近我们的主题了。角色和价值恰恰应该从知道他们的存在这里开始，但又正好被忽略了。
郝南：是的。就说湖北省，宜昌、襄阳、十堰、黄冈，先不说县，就这些地级市，各自最有名的公益组织有哪些？
其实湖北各个地方的公益组织并不是没有，比如蓝天救援队在湖北的密度也并不低。公民自发公益组织还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讨论很多，他们能听见么？他们的存在状态与未来，又是我们所了解和关心的么，

谭红波：嗯，明白。但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发现和找到这些存在，并准确了解他们希望什么？
郝南：办法有很多，有时候只是我们不愿意去想办法、真正的投入精力去做。必须下去亲自跑一圈。这是起码。我不是2011年2012年间到处跑、到处聊，看了上千个草根组织的案例，也不会知道他们都是怎么发展的，有哪些个性，和独到的经验。

谭红波：跑一圈也不够，依然还是只能发现一些愿意表现的机构。
郝南：发现的方法还不够科学，仍然是有太强的偏倚。消除偏倚，要有意识用到更多科学的筛选方法，比如先根据一定的依据，建立模型，经过论证和实践中的调整以后逐渐修正。
我们是搞信息的，更多从我们的角度，看到这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隔绝很严重，所以有很多感触。此外，对于发现，我们在方法上也有很多心得。

谭红波：所以另外一个思考是人。如何让人能专注？专注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并愿意为之去努力。
郝南：这是个行业风气和思路的问题。大部分的思路都为资源左右，这是最关键的问题。要么是资本的工具，要么因为生存被资源裹挟，有几个是为了理想的？这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