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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海岸链 一度，我以为我是不会喜欢石一枫的小说的。 早年因为我在影视行业，他则刚出版了几本“青春小说”，时不时会收到他寄来的一本，扉页上写着“指正”。我想，这不过是同学间，有点功利性质的礼尚往来罢了。《b小调旧时光》和《红旗下的果儿》，究竟哪本先出的，已经没印象了，总之第一本拿到时，还会好奇地翻看一眼，但也是半带工作任务性质的，“不走心”。然后，也没什么然后了。不知道怎么表达阅后感，索性也就没回应，他也不问，依然是他新出一本，我收到一本，翻翻，搁到一边。第一个跟我主动提他名字的，还是前公司的前下属小女生（如今也是偌大一个文学公司的小一把手了），问我：*姐，你知道石一枫么？我说：知道啊。她说她喜欢《红旗下的果儿》，可惜版权已经被人买走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人脉关系如此脆弱而宝贵的年代，老同学间理应迅速勾搭“合作一把”的事儿，怎么我们都如此淡漠呢？ 直到看了《世间已无陈金芳》。他是发电子版给我的。寥寥几段看完之后，放不下了，一口气看到最后。 “我只是想活得有点人样。” 这是陈金芳在小说里对叙述者“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有那么一瞬间，我的世界静止了。 哦（哇）。 然而，当时在微博上@他，却只写了这么一段“夸”得特别肤浅的评论： 他照例是回了一个表示欣慰的短句。 然后，竟然也没下文了。 后来的后来，我跟他说我要买他的另一本小说。 他说行。 微信上互相推诿让对方先报价格。 最后还是脸皮更厚的我先说了一个数字。 “有点低。”他说。“再高点儿吧，也费劲写了小一年呢。” 我说好。 到底“好”在哪里？ 等到要写这样一篇推荐文章的时候，我问自己。《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营救麦克黄》《三个男人》《特别能战斗》……这些来自于写了十年小说、却好像在近两年才开始打动我的石一枫的原创故事，他们共同的好是什么？ 一 首先当然是语言的好。 舒服，自然，生动。 韩毓海老师夸他是“真正的语言天才”，有点过誉，但“读着舒服”四个字，我是绝对要拍胸脯打保票的。 这年头，“不晦涩”非常之难。 甭管是纯文学还是通俗网文，能做到这点的人，着实不多呀。 别看，码字好像是这世界上最没有门槛的手艺，只要有一张纸，一支笔，再识几个字，就能做到似的。 从作者的脑子里构思出来的文字，流于笔端，入读者眼，再跑到他们心里，想象着容易，而已。 我认识的一个女生，半个月前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石一枫写一个捡垃圾的县城老头儿“欺负”邻居，一个小饭铺的老板娘，后者被他惹急了，跟他打架。场面交待之后，他从老头儿的视角写： 对于写作者来说，“想象”和“表达”，是缺一不可的能力。 想象得再天马行空，表达不精准，别人接收不到你的想象；没有好的想象力，表达得再清楚、具体，也只是平庸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一种清楚明白、又准确到位的想象力。 “呛奶”是一种什么体验，“婴儿”是一种什么状态，我想象着。机械的条件反射？猝不及防？无助？“塞了一把，又是一把”，叙述节奏仿佛强调的是施暴者的从容。“刚开始还能尝到肉味”，这时候还惦记着尝肉呢，得多实诚奇葩的一个人啊。 我又想，平铺直叙的话，这段内容到底在说什么。 “耿老金被蔡小芬强迫着吃‘土包肉’，后者很强悍，前者毫无招架之力，只能被动吃下去。” 《陈金芳》里，随便的一笔，写的是一个殷勤应酬画展客人的当代艺术混混： 看到这，我觉得这种叙事，我也能。 但是他后面貌似闲笔地补了一句： “一时间倒好像在七仙女中使了分身法的猢狲。” 嗯。 猢狲。不是“孙猴子”。也不是“孙悟空”。七仙女和“猢狲”。 一个艺术圈的混混和一帮前来捧场的宾客形象，我想象不到更恰当的比喻。 即便想到了，也可能各种不加节制的大书特写，但他只写到这儿。下面再想找骂人的话，没有了。 本来对这种配角人物的刻画，也志不在此。 另一例让人眼前一亮的、对小说出场人物的“随手”描述： 我认真地把“气枪砰砰两声将葡萄打进一坨奶油”转换成画面，着实觉得生动有趣，就算照搬文字拍成电影，这个人物出场也足以让我惊艳。 语感这种东西，一半是天赋，一半是勤奋，一方面是从小生长的环境，作为二代北京人，汉语言尤其是口语，对他来说几乎就是不用学习的母语，这在以口语为主要叙述语言的现当代作者当中，是个先天优势；另一方面，我想只有靠不停地写，靠对生活无时无刻的、近乎本能的细心留意和观察，还靠对才华的节制，用理性思维去管束自己要表达的东西，才能出来比较妥帖的效果吧。 更重要的，他心里有读者，很清楚得先把事儿写明白，然后才是其他。 他的小说基本没有语焉不清的东西。 这种对阅读者的尊重让人舒服。 有些不好的严肃文学读物，爱装逼，非写点绕着你的东西，让你看不清写的人到底想表达什么，故意给看的人制造阅读障碍，美其名曰“解读”。 有些不好的通俗文学读物，把人当傻逼，翻来覆去撇一些注水的、毫无营养的、信息量少得可怜、文笔又粗鄙难看的东西，逼得看的人跟着一起粗鄙。且浪费生命。 但别忘了读者其实也是上帝的一种。 我不想看可以弃。 老老实实把文字写干净了，整利落了，才有资格成为我爱的小说家。 不知道别人的标准怎样，但我的就是如此。 二 石一枫的小说写的是当下的生活。 这个当下，是指以他的生命时间为参照系的，自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社会生活。 他从这些生活当中找他要写的人物。 而人物，是石一枫小说吸引我的关键。 也是我认为他的创作值得关注的重要原因。 《特别能战斗》中，他写了一个爱管事的“北京大妈”，二十年间不停歇，跟周围一切不正之风战斗，斗得众叛亲离。 《营救麦克黄》，他写县城来的前台小姑娘，意外和公司的美女高管结缘，成了闺蜜，后来因为一起去“营救麦克黄”，又结怨，撕了。 《三个男人》，坐镇小卖部的农村小妹芳华，靠幻想三个来小卖部买东西的陌生男子为自己的“精神男友”度日，却又不经意间探悉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微妙关系。 《世间已无陈金芳》，爱美、爱艺术的陈金芳，想尽办法从底层一路往上，想混出个人样，最终好梦一场，结局悲凉。 《地球之眼》，大学里的三个男同学，一个混得好的官二代李牧光，一个混得不好的穷困天才安小男，通过一个混事儿的“我”产生了联系，从校园到社会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微妙交集：从雇佣关系到彼此为敌。 他的小说，你第一眼看到的，永远是人，一个个具体的人。 看起来，这些人都是普通人，跟咱们身边的人没什么两样。 又不一样。至少，我们不会这么近距离地去“看”周围的人。 而石一枫会。 就好像，他把眼前的生活定格了，然后不紧不慢地走到他感兴趣的对象面前，仔细地打量。琢磨琢磨，寻思寻思，记录下来。 这时我们会发现，他笔下的人物，又不普通了。 一般来说，一个站小卖部天天卖水果方便面的姑娘，不大会做假想男友这样的白日梦。 可是石一枫笔下的这个女孩，她会。我们读着也信了。 根据小说的叙述，她今年二十岁，是农村来的，来这座城市已经三年了。 三年一个人守着小卖部，客人不是很多，她有足够的闲暇时间，看电视，嗑瓜子，还有，胡思乱想。 她可以想很多事儿，老家的事儿，孩子的事儿，丈夫的事儿，自己的事儿。但在她单调寂寞的工作里，即便把这些事儿都想一遍，也还是有剩下的时间没有打发的。 可她怎么会想到把陌生男客人拉到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演一遍爱情呢？ 肯定是来自她的生活经验，比如，她爱看的电视。 20岁的打工小妹，爱看湖南卫视的偶像剧，很正常，可以理解。 看一部偶像剧，她就可以照着这一部的人物关系，模仿、想象自己和看上的客人之间，如何发生爱情了。 所以，这个叫芳华的妹子，在成千上万个小卖部妹子当中，就因为爱幻想男人这件事，凸显出来了。你记住了她，却依然相信她还是一个普通的小卖部的妹子。 “相信”，是非常关键的。 尽管我们都知道，小说创作是虚构写作，可针对现实题材，恰恰很多读者都要求“真实”。在满足起码的故事逻辑之外，现实主义作家得让人相信他写的人物没有脱离社会，脱离现实，否则，情节再跌宕起伏，矛盾冲突再激烈，大家都只会说“狗血”。 “狗血”这个词意味着廉价，也比较好办。能做到的人比较多。 但“真实”就费点儿劲。 幻想类题材可能还好点，武侠，修真，玄幻，人物特点强烈鲜明就好，形象扁平一点儿，问题不大。 没人去纠结，侠客之间比武三天三夜中间想拉屎怎么办，女侠穿什么样的内裤，经期来了怎么办。 可写生活中人，你就得想到这么细。 真实的往往是最复杂的。 复杂不是繁缛，小说再长，也没有篇幅让你事无巨细。 重要的是抓住人物的哪方面特质，再为此选择什么样的细节，循着什么方向去抓，去提炼。 石一枫无疑提供了很明确的答案。 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社会中人”。 无论是红花主角还是甘草配角，没有一个不是把他们放在社会当中去塑造的。 人物出生在哪儿，在哪儿生活，做什么工作，出身于什么家庭，来自哪个阶层，收入怎样，父母是干什么的，跟谁是同学，跟谁是邻居，诸如此类。 他的每一篇小说都要非常清晰地给出这些信息，具体到人物的生活细节，他为人物建立的生活环境，都是从“人是社会动物”出发去考虑。 尤其是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哪一年有什么样的标志性社会事件发生，在他的小说当中，都有非常明确的提及。 《地球之眼》的三个男主角是2000年前后在北京上的大学，在这篇小说里，光校园生活他就写到了攒书、转系、代笔写论文、毕业后当“校漂”、给高三学生“代考”赚钱等，完全来自真实生活的事儿。昌平企业、圆明园西路附近的小平房、中关村电脑城……乍一看，好像是故意要把人引向某个著名的“P大”去联想，但其实这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这就是时代。 2017年1月22日，上海，某出租车后座的移民广告 这就是这个时代。 2016年，“霾”催生的科幻感十足空气净化器产品广告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人。 2016年，海淀图书城步行街某咖啡厅 只有这个时代的人才这样生活，有这样的选择。 2017年1月29日大年初二，北京首都机场T2航站楼安检口特别提示牌 我们都因为生活在和平年代，而默认周围的一切会相对稳定，但我们度过的每一天都在成为历史。 就在前几天，我看到新闻，说北大的三角地已经被夷为平地了，没了。 2017年1月19日，北大拆迁现场。 十几年前那还是我们热闹的胜地。 几年前的北大三角地公告栏 所以永恒的只有变化。 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某个时期内，会呈现出相对一致的特点，也会涌现一批时代的典型人物。 抓住他们，是优秀现实主义作家的重要任务。 我有一个感觉，我们国家的影视文学作品，已经很久没有出经典人物角色了。 以前我们有刘慧芳，有秋菊，有张大民，有许三多，近几年能够引起全社会不同阶层大规模讨论、不论是褒是贬都承认是一个时代的经典人物的，只有一个“老炮儿”：六爷。 2015年电影《老炮儿》剧照，麦基评价：六爷是个好角色，他是复杂的，多面的，矛盾的 倒是我们的生活，每一年都会涌现很多人间极品。 但是大部分围绕“极品”们的讨论，都绕不开金钱一元观和主流成功学。 作家们，好像越来越懒于，在寻找时代经典人物上下功夫。 也越来越少有，敢于在作品当中探讨人性的复杂、让人物带着鲜明价值观出场的创作者。 与此同时，我们越来越着急给人物贴标签，好让自己迅速了解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星座，血型，属相。 创作者跟笔下的人物肤浅交往，还没熟悉起来就任性摆布他们，只让他们过简单粗暴的生活，自然，这些人物角色最后都活得很短命，甚至只在一小部分受众当中存活，很快就被遗忘得无声无息。 可是看石一枫的小说，会觉得他的人物过几年还能看。 尤其是几个中篇，《地球之眼》《陈金芳》《特别能战斗》，几个主角的经历，几乎可以说是当“人物生活历史”来写。 往重了说，是“一个人物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侧面”。 像陈金芳这种，从农村来到城市打拼，企图靠各种努力出人头地的女孩多得是。 她们目的明确，自信满满，屡败屡战。 尽管奋斗的途径各不相同，但共同终点只有一个： 成为有钱人。 陈金芳的特殊性在于， 她不仅想要钱，还想要美，不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天天扛大麻袋做服装生意挣的钱，不顾丈夫把自己往死里打地反对，也想花在买钢琴上，就因一个貌似懂音乐的“老师”说了句“你的手指真长，适合弹钢琴”。 这真是最近这二十年才有的人物。 陈金芳是现实的，也是审美的。 她会附庸风雅，不懂装懂，可她也会投入地聆听，真诚地喜欢和向往。 我们何尝不是如此。 看郎朗拿了世界大奖，就算没机会进金色大厅正襟危坐，怎么也是要在电视上瞧瞧他是怎么行云流水的。知道《卧虎藏龙》拿了奥斯卡，就算听不惯发哥的普通话，也要买张票，看看哪段武打更精彩的。 舆论导向一直宣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 老百姓也想一边多挣钱，一边还能是个体面人。 可大部分人都是量力而行，掂量掂量自己，不行就算了。 只有少数人成功了，进了主流传播，被各种媒体大写特书，作为榜样。 陈金芳比大部分人勇敢，决绝，豁得出去。 又跟大部分人一样，失败了，摔得很惨。 现实中，这样的人，很少有人会为她专门留下传记。 但石一枫“看”到了她。 以及她背后的哥哥、嫂嫂、同学、情人、知己、老乡、谄媚者、投机分子…… 这些人构成了当下，构成了陈金芳生活的世界，这些人加起来，就是一个塑造了陈金芳的小社会。 好的人物，能让人看到时代。 好的小说，人物身上会带着一种只有这个时代才有的印迹，读者看的时候，会或多或少感受到某种生活的真相。 这种真相不是靠说教，是通过一点一滴的细节桥段、人物故事发展逻辑逐渐形成的，但这些铺排的背后，必然蕴含着作家对某个社会问题的严肃思考。 陈金芳骗了人，也被人骗。 骗她的，和被她骗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 为什么是这样？ 当然是石一枫要写成这样的。 因为他有态度要表达。有对这个社会的一些看法，是自己琢磨过，有了判断的。 假若说石一枫的小说，人物塑造是较为成功的，在我看来，是这两方面做得比较好： 1）人物具有比较扎实的社会根基，塑造人物的时候，不仅考虑“窄”圈子（私生活圈），同时也考虑更大的“参照系”，比如当时的社会阶层分化、流动、冲突的情况，人物活在一个比较广阔的社会维度里； 2）人物类型的提取具有某种普遍性，是大家都能或多或少接触过的普通人，但因为对某种社会现实有自己的看法（观点），和明确的价值判断，在此基础上塑造的人物便具有了不可复制的独到之处。 《地球之眼》也是如此。 拼爹的官二代，贫困家庭的高材生，都是大家的生活认知中比较熟悉的，即便不直接认识，间接也知道几个。 但嗜睡的李牧光，天天睡觉就能拿到学籍，和放着好好的热门理工科专业不珍惜，非要一头扎进历史古籍里面去寻找道德领域终极答案的安小男，怎么就成了小说的主角？为什么要安排他们俩，通过一个不学无术、靠攒山寨图书赚零花钱的历史系混混“我”发生故事？ 这又跟石一枫想要探讨的事情（观点）有关系了。 他甚至赋予安小男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让故事有了相对圆满的结局。 我想，这结局，必然是故事一开始，就注定的。 人物有了不可逆转的命运，故事才有了独特的生命力。 假如说，读着读着，发现人物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有不同的人生走向和结局，看的人，早就走神了，谁还会读着过瘾，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呢。 有意思的是，这三个中篇里面，都有一个叙述者“我”。 《陈金芳》里的“我”是一个大院子弟，从小练琴，可以说跟来自外省乡下的陈金芳不在一个阶级。小时候陈金芳喜欢默默站在“我”家楼下不远的一棵树下听“我”练琴，一站就站好久。后来，陈金芳搬离了“我”住的小区，“我”也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做了学校金帆乐团的乐手。隔了一年之后的某天，“我”半道被几个混混骚扰，陈金芳给解了围。当天晚上，“我”喝多了，回到家，一边拉琴一边期盼着已经摇身一变为当时社会大众眼里的“成功人士”的陈金芳还能在树下出现。可是并没有。这时小说写道： 《地球之眼》里，也有一个“我”。这个“我”也经常在关键时刻或深或浅地剖析自己，比如和安小男在自己的婚礼上谈崩之后： 或者因李牧光拿表妹林琳要挟自己、不得不去找安小男谈判的时候： 用“我”来叙事，有一个好处，写作者可以由内到外，尽情地放开了写这个人。“我”的内心所思所想，“我”的所有行动轨迹，“我”当然清楚。 但也有一个坏处，一旦选择了“我”，写作者只能通过“我”去写其他人，不再是上帝般的全知视角了。 因此，“我”必须跟小说里的其他人物建立紧密联系，写作者才能借由“我”充分地写其他人物。 这样一来，反而给了写作者一个跟自己笔下所有主要人物发生亲密关系的机会。 这可比用第三人称写小说，要方便太多了。 我想石一枫一定是发现了这个“秘密”，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在几部小说当中用了“我”。 这个“我”看似不是前景当中的主角，但却是紧挨着读者身边的重要人物，“我”对陈金芳、对安小男、对苗秀华的态度反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阅读时习惯性自我代入的读者。 那么“我”对他们的评判，就很重要。 这几个“我”都爱反思。爱自嘲。往往嘴上犯点小坏，有贼心没贼胆，更没那干坏事的贼力气。身上有点小怯弱，小懒惰，不爱招事儿，但是也有自己的小小底线。 这个“我”比陈金芳们更接近真实，更接近普通人。 更代表着作家本人，希望引领读者去认知的价值观。 通过“我”看似不经意的自我调侃，动情处的自我嘲讽、批判，两难抉择下虽刚开始不情不愿最终还是选择站在正义一方的行为转变，石一枫写出了普通人的复杂性，比棱角分明的第三人称主角更微妙的人性挣扎。 我们经常评论别人，却很少反省自身。尤其在看似“低于”自己的人面前。自爆其短，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作者习惯的做法。更多人喜欢把“我”放大，放到最大，上天入地，别说批评自己了，不把自恋俩字写在脸上就不错啦。 平常朋友之间，要是有谁说起“我一个朋友怎样怎样……”之类的糗事、糟心事，而又由始至终不透露这个朋友到底是谁的时候，八成会有人有意无意接一句： “这个朋友就是你自己吧？” 可见我们有多不愿意“丢脸”，多介意把真实的“我”袒露出去。 心照不宣地掩饰彼此的自我，造成了虚伪的事实，和无法打动别人的结果。 人与人很多交往就是因为这样而流于没劲的。 这或许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普遍特征之一？ 凡人只说三分话。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只有在虚构的故事当中，我们能借着角色，说说真实的心里话。 “我”是石一枫小说的独特底色。 “我”的反思，其实也是一种人物之“爱”。 三 我们多久没把“爱”放在眼里了。 “爱”当然不止爱情。是同情，怜悯，关心，体贴，宽容，理解，原谅……等等。 是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动物的一切。 把“爱”写高级，写深入，写细微，作品出来必然不差。 这也是无论什么体裁的故事，都一通百通的共同价值。 陈映真（1937.11.8-2016.11.22），台湾作家 可眼下的故事，有很多都是忙着让读者做“梦”，忙着服务读者的“欲望”，却很少记得在干这些事儿的同时，也得让读者明白，我们得做个有爱之人。 三观这个词，虽然很俗烂，但这么说吧，三观不正的经典作品，都是表象而已。 就好像《越狱》里，最坏的T-bag，最后大家认可他，也是因为他并非坏事做绝，还有一丝爱的可能性。
豆瓣网友“爱新觉罗玄烨”如此评价Tbag： “他是有人性的，他只是把人性的缺点也同时暴露无疑罢了” 这是创作者赋予的。 非黑即白，又简单，又脆弱。 注定不是伟大故事。 更可怕的是屁股坐错位置，比如在一个基尼指数很高的时代，还去试图诠释既得利益者的不容易。 这种势利的行为，沉默的大多数肯定是不会买账的。 再怎么想讨好当权者，作家写作时唯一且必须的使命，还是为弱者发声。 在物质生活还不错的创作者身上，这点尤其艰难。一直生活在温柔乡，所见非富即贵，的确很容易忘了饥饿难当的滋味。 但是价值观的选择问题，站在什么阶级立场的问题，的确是写作者必须养成的创作自觉，这不是套路，也不是镣铐，而是骨骼。 骨骼不对，最后造出来的人就不像样。 比较欣慰的是，石一枫的小说，到目前为止，人都还是像样的。 四 社会，人，外化的写作，辅以内心的剖析，看起来，还不足以构成精彩的故事。 所以要推荐石一枫小说的第四条理由，是他好看的情节和细节。 事儿都不是很大，但却被他写得，让人心里起伏跌宕的。 比如他的两个不太起眼的短篇小说，《老人》和《合奏》。 《老人》讲的是一个鳏居老教授的暧昧“黄昏恋”，最后的结尾有点黑色幽默，可以看看他从老教授的视角怎么一步步写出了感情关系的悬念。 《合奏》更简单，写一个练琴少年在租来的琴房里，和同样在此琴房练习的、素未谋面的少女惺惺相惜、急于探究对方是谁的故事，写得细腻，细节也好。 他的中短篇故事画面感都很强，而中篇故事的结构意识也很明显，大的事件发展过程一波三折，具体桥段有伏笔，知道怎么埋扣儿，前呼后应，再加上准确的人物状态和细节描写，读他的故事，会有吃好吃饱了一样的满足感。 一般来说，严肃文学类（纯文学类）小说，是容易更倾向自我表达的，不像通俗读物，文笔再简陋，第一时间照顾的还是“看官”的需求。毕竟，像连载类小说，每一章勾住读者还想看下一章，是基本看家本领。 我想，大概在石一枫心里，严肃思考是一种创作自觉，而不是一种姿态或标榜，也因为他并不看低通俗类文学，有比较平和的心态和广阔的视野（好的小说家都是杂家，兴趣广泛，从不自我束缚于某种小众趣味），才让他的小说，在好看和深度之间，取得了比较好的平衡吧。 五 最后，说点对石一枫小说未来的期望吧。 因为我相信，随着他阅历的增加，创作经验多年积累后的精益求精，只要保持一份比较健康而不急躁的创作心态，他未来的小说，肯定会更好更精彩。 我个人希望，他能写出格局更为庞大的人物史诗小说。 史诗这个词可能有点重，当然他精耕的领域不出意外还得是现实题材，但以“一个人物代表一个时代”这点来看，小人物的史诗，在当下的文学市场还是空缺。 期待能以长篇来呈现。 我希望他未来的小说能出更经典、更具时代代表性的人物。这个人物可能出现在一篇小说里，也可以作为多篇小说的系列人物出现，类似日本的寅次郎的故事。 我希望，他对他未来小说里的人物，能赋予更深层次复杂的人性，和更强烈的价值观体现。希望他构建的小说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中国，世界，城市，农村，等等更广阔领域的社会。 希望在他小说的世界里，不仅探讨贫富差距，也探讨性别，民族，信仰，等更多终极问题。 最后，和他自己希望的一样，希望他在第一人称之外，能探索出第三人称的写作方式，写出成功的第三人称小说。 拭目以待。 以上，推荐完毕。 版权声明：本文为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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