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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制度危机1 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将领吕山德（来山得，莱山德）率海军封锁雅典，断其粮道，陆军也逼近雅典。雅典发生主战派(克利奥方领导)与主和派(特拉门尼领导)之斗争。主战派失败，克利奥方被处死。公元前404年4月，被围困达4个月之久的雅典与斯巴达签订和约，宣布投降，和约规定雅典解散提洛联盟，并与斯巴达结盟，雅典丧失霸权，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雅典惨败，而落后的斯巴达胜利了。失败的雅典便被降为俯首听命于斯巴达的二等城邦。这次战争虽是希腊人之间的内战，其牵涉之广、损失之大、杀戮之残酷却较希波战争尤有过之。此后希腊历史进入城邦危机阶段，希腊古典文明亦由全盛走向衰落。 斯巴达迫使雅典废除民主政体，在吕山德的扶持下建立了三十人委员会，其成员原本是新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但很快就成为大权独揽，犹如僭主的统治者，因而被称为“三十僭主”，史学家称“三十暴君时代”。这个政府的主要头目，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卓越的政论家和演说家克里提亚斯（克里蒂厄斯，克立替阿斯，克利底亚，克利提阿斯，公元前460-前403 年）和代表雅典签订投降和约的特拉门尼（西拉梅尼兹）。前者代表极端寡头分子，后者代表比较温和的寡头分子。他们都曾参加过公元前411年的寡头政变。“三十僭主”政府任命了一个由500名最富有的人组成的议事会，公民人数削减为3000人，取消了陪审法庭的最高审判权，恢复贵族议会的权力，雅典又一次回到寡头政治。 但是，“三十僭主”政府的统治是极不稳固的。寡头派内部矛盾非常尖锐。不久，温和派的首领特拉门尼，因反对极端派的政策，被克里提亚斯处死。克里提亚斯的恐怖、残暴统治，激起雅典人民的强烈反对。就在“三十暴君”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时候，被迫逃亡在外的民主派分子也在积极准备行动。 公元前403年5月，流亡国外的民主派海军将领色雷西布拉斯（思拉西贝勒斯，塞拉息布洛，塔拉绪布罗）乘雅典内部混乱之时，在底比斯同情者的支持下，带领一支只有七十人的小部队进入阿提加，占领菲尔要塞，继而南下，控制了庇里尤斯港（比雷埃夫斯港），这时部队已有一千多人。敌人倾巢来犯，但很快就被击退，七十余人被打死，包括克里提亚斯在内。极端派头目仓惶逃往雅典西北部的厄琉西斯。雅典一时出现了三个政府：雅典城的温和寡头派政府（后来换为温和民主派），厄琉西斯的极端寡头派政府和庇里尤斯的民主政府。此时，厄琉西斯政府最为孤立，他们再次求助于斯巴达。 此后，庇里尤斯和雅典两个政府宣告合并，厄琉西斯政府垮台。公元前403-前402年，雅典再次恢复了民主制度。但是，雅典公民数目受到严格限制。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希腊各城邦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财产集中的趋势，由此而引发了城邦经济基础的破坏，公民集体的瓦解以及雇佣兵制度的流行，这些都表明了城邦制度危机的发生。 在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末期，土地买卖开始流行。有的富者趁战乱中农民破产的机会，兼并了他们的土地。手工业作坊也出现了相对集中的现象。动产集中也很严重，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的富者除从事土地投机活动外，还从事粮食、工业原料的投机活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因为贸易关系的破坏，一些依靠外地输入粮食的城邦粮食供应尤其不足，粮食投机商乘机大肆活动。与投机业相伴随，高利贷业及金融业也更加发展。这一切加剧了财产分化，促进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公民的大批破产引起了公民兵制度的瓦解。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主要出路有二：一是变为游民无产者，在城市里靠政府接济过活（但当时政府的接济已不能经常办理）；二是当雇佣兵，有的是到别的城邦当雇佣兵，有的甚至到波斯去当雇佣兵。这一时期公民集体的瓦解，在思想领域中也有反映，具体表现为关心个人私利胜于关心公民集体利益。雅典著名的演说家德谟斯梯尼在公元前349年发表的演说中，把公元前5世纪雅典公民中的领袖人物和群众对待国家事务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态度，与他发表演说时的相应情况作对比时指出：从前，著名人物的私人住宅并不比邻居好多少。他们担任公职时，不是关心个人发财，而是关心增加国家的财富。公民勇于管事，参加征战。而现在，情况大变。失去了金钱和同盟者的广大公民软弱无力，一切事务听凭政治家处理，成了奴仆和某种附庸。 经济落后的斯巴达也出现了剧烈的财产分化。斯巴达在打败雅典后，获得的大量金银财富都落入了个别将领手中，领导战争的吕山德拥有私产竟达2000塔兰特。斯巴达的土地国有制也趋于瓦解，公元前400年法律允许份地转让，丧失份地者被剥夺公民权。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拥有完全份地的人减少到1500人，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只有1000人了。公民的破产影响了兵源，公元前480年斯巴达能提供8000名重装兵，到公元前371年减少到只有1500名到2000名。 财产的严重分化，引起了贫者反对富者的激烈斗争，许多城邦都爆发了贫民的起义，有时奴隶也参加了起义队伍。公元前401年，在北非的殖民城邦西林尼，贫民掀起斗争，杀死500富人。逃亡富人反攻，镇压了贫民暴动。公元前398年斯巴达的破产公民基那东号召斯巴达被压迫群众，包括希洛人、皮里阿西人和破产公民掀起暴动，因事泄被镇压。公元前392年科林斯发生了贫民起义，一些富人跑进神庙负隅顽抗，贫民不顾宗教戒律，奋勇攻进神庙，杀掉了这批富人。公元前370年亚哥斯贫民发动起义，起义群众用棍棒击杀富人一千二百多，没收和分配了他们的财产。这时，希腊各个城邦贫富之间的斗争都很激烈，正像哲学家柏拉图所说：“每个城邦，不管它多么小，都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穷人的城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穷人聚在城里，身怀白刃，有的负债累累，有的颠连无告，有的兼有此两种不幸而充满愤恨，打算对付夺去他们财产的人——他们在打算起义。” 贫民反对富者的斗争反映了自由民内部的矛盾，在斗争中贫民要求将财产在自由民内部重新分配，他们并未要求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尽管如此，这种自由民内部的斗争，也是有重大意义。它说明城邦制度已经衰落，城邦范围内的国家机器不能担负起镇压贫民和奴隶反抗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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