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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 四 族徽与助丧 发掘简报称，“本次发现的青铜器大多有铭文，已知铭文总字量达400 余字，铭文内容除常见的一些西周早期的族氏文字和方国名外，也见有大量过去所不见的人名。对于排定墓地的世系及与其他方国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已见的族氏文字有16 种之多，主要有冉、守、戈、南獸、亞離、朿、束、等。说明在西周早期，曾国与这些族氏或方国都有往来。”如果算上2013年新出土的器物，恐怕有20种以上。关于这些族徽的含义和族属来源，已有不少学者展开讨论[1]。 问题是，这些随葬器物上的族徽是否就是墓主家族的族徽？换言之，随葬入圹的青铜器是否属于墓主或者墓主的本族？我们觉得并不尽然。如果一个墓室仅随葬一种族徽，那有可能代表了墓主的族属。然而，据发掘者称，有时同一个墓葬之中出现好几种族徽。如是，则再认为它是墓主族属的标示，便于逻辑欠妥，毕竟一个氏族不可能有多种族徽。我们认为，这些青铜器可能是其他家族参加丧礼时的助丧物品。 同一座墓中出现多种族徽的现象，在商周时期并不少见。例如殷墟妇好墓中出土有6种族徽，小屯M18也有4种族徽，小屯M17有3种族徽，安阳戚家庄东M269中有4种族徽，甘肃白草坡西周墓M1有10种族徽。另外，在安阳郭家庄M26、M160，以及河南鹿邑长子口墓中，都有类似现象。一般来说，中小型商周墓里只有一种族徽，而大中型墓里则会有几种族徽同时出现。对此，曹玮、杨晓能、雒有仓等学者都做过讨论[2]，认为它们与商周时期的助丧礼制有关。  曾侯谏方鼎铭文 向丧家赠送礼器来随葬助丧，文献记载中有赗、赙、襚、赠等多种名称，《荀子·大略》说之最详：“货财曰赙，舆马曰赗，衣服曰襚，玩好曰赠，玉贝曰含。赙、赗，所以佐生也；赠、襚，所以送死也。”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助丧的礼制十分完备，通过多批简牍文字，已可对之进行初步复原[3]。但把自己的祭祖之器也送给丧家下葬，这种礼俗只见于商代和西周早期。曹玮先生认为，根据铜器铭文，妇好墓中至少包括亚弜、亚其、亚启、子束等不属于妇好本人的器物，宝鸡竹园沟国墓BZM4出土的青铜器至少属于5个人，BZM7中的器物至少也属于4个人，类似的例子还见于晋侯墓地M91、M92、M8。一墓中出现多人的祭祖器物，表明它们不是为墓主制作的，而是赗赠之器。同一家族的其他人将祭祖之器随同下葬，意味着托他带去对自己直系祖先的祭祀和问候。随着宗法制度的严格化，旁系祖先的祭器便不再随葬了[4]。  曾侯乙镈钟 现在，叶家山曾侯墓的铭文还没有完全得到释读，但一座墓葬多种族徽的现象已足以说明，曾国的丧葬制度与商代、西周早期的其他地方并无不同。这使人联想到1978年发掘的曾侯乙编钟，在65枚编钟中，就有楚惠王熊章赠送的一枚镈钟，看来这种助丧礼制至少在当地延续了500年之久。 五 结语 限于篇幅，本文仅仅讨论了丰碑、毁兵、族墓与都城、族徽与助丧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我们认为，见于叶家山曾侯墓四周的“斜向柱洞”，就是下棺时在竖穴四周植立丰碑或桓楹而留下的痕迹，是商周时期针对深埋竖穴墓而不得不采用的一项工程技术。曾侯墓中的毁兵、折兵现象，与古人严格区分生死、故意将死器与生器做得相反的礼俗有关。曾侯墓地的方位选择，也符合古人关于家族墓地居于都城北方的礼制。而同一座墓出土多种族徽的现象，说明这些青铜器有可能是其他家族赗赠的助丧器具。总之，曾侯墓地的考古发掘说明，西周早期居于南方汉水流域的曾国，其丧葬礼制与同时期其他各国并无大异，显示出商代晚期、西周早期的礼制共性。  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 值得追问的是，这些丧葬礼制为什么与《仪礼》等三礼文献记载可以互相印证？换言之，为什么能够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三礼文献来解释500年前西周早期的丧葬礼制？众所周知，《仪礼》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是由孔门弟子编辑而成的一个礼仪手册[5]。而礼仪这种文化形式，由于使用者心怀敬畏，不断重复，所以少有改变，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正如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6]早期儒家以“相礼”（主持礼仪活动）为生，他们沿袭和传承了来自远古的礼仪程序，并对当时已不合古礼的文化变异进行纠正和挞伐，这就是所谓“复礼”。故此，见于孔门弟子编纂的《仪礼》《礼记》中的丧葬内容，今天能够在西周早期的曾侯墓中得到揭示，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释 [1]例如杨升南先生就指出，他们有些是商代十分活跃的氏族，因而否定曾侯为姬姓。参《叶家山曾侯家族墓地曾国的族属》，《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2日第3 版。 [2] 曹玮：《西周时期的赗赠制度》，载《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杨晓能：《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图形文字的含义及功能》，《文物》2005年第3期。雒有仓：《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综合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雒有仓：《商周考古所见族徽文字与族氏关系研究》，《文物世界》2010年第4期。雒有仓：《商周族徽文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2期。 [3] 参拙作《襚·赗·遣——简牍所见楚地助丧礼制研究》，《学术月刊》2003年第9期。收入拙著《古礼新研》，第197－225页。 [4] 见前引曹玮《西周时期的赗赠制度》文。 [5]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原载《文史》第十五、十六辑，后收入氏著《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 [6] 《论语·为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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