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不管是“下门”的雅化演变，还是“国家大厦之门”的寓意，其实质皆是“门户”的引申，前者是仅限制于九龙江，后者则扩大至全国，显然，像厦门这样的海上城市，地理位置如此突出，特别是它刚好介于东海和南海之间，又是台湾海峡南端的重要湾区，被历史青睐只是时间问题。 
厦门鹭江 《鬼谷子》称，“口，心之门户也”，晋·虞溥《江表传》载，“策(孙策)谓贲曰：‘兄今据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门户矣’”，门户之使用，在中国历史中相当普遍，一般指代某个重要地方的必经之路或前哨，到了明代，“门户”一词在沿海的应用大幅度增加，这也是“厦门”地名产生的大环境背景。 厦门，早期一般指代厦门岛(嘉禾屿)西侧的岬角，约莫相当于今轮渡、中山路一带的古城，这片窄小的土地所处的海湾，正是福建第二、闽南第一长的九龙江的入海口，九龙江是漳州府城的母亲河，城在江边，江在城中，而江口自然会是漳州的门户。 九龙江口，由外及内，分布着金门、厦门、海门以及不太常听到的濠门共四个以门命名的要塞，他们不只是地名，更是海上防线的重要节点，这也突出了他们作为漳州海防门户的地位与作用。 
厦门在九龙江口的位置 “海上门户”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海洋意识提升的一种表现，特别是福建漳州历史、政治、经济地位突显的一种必然、偶然结果。 必然，在于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由内陆向海洋，由河港向海港自然发展的过程；偶然，在于此四门特殊地理位置形成的特殊命名方式以及海禁政策执行以来，福建人突破困局的一次尝试。 在福建，较大的城市及文化区基本上是以大江大河为基础发展而来，唐以前，以福建第一大江闽江为发展中心，唐以后逐步转移至闽南的晋江，经过元朝的短暂统治后，这种南移的现象仍然在持续，继而开始进入九龙江流域，从而为此四门的诞生做好经济储备。 
嵩屿码头 从建州，到福州，到泉州，再到漳州，福建经济重心呈现由北及东，由东及南的过程，这既是山到海，北到南的自然演变过程，也是中国海洋意识觉醒的历史趋势。 单纯从闽南的角度看，泉州在五代闽国之后，行政区划迅速膨胀，永春、安溪、同安、长泰等县并立，基本上构成了今日泉州的格局，这为宋元泉州的崛起提供了最基本的人才和政治基础。 而漳州，则是在元明两代，因战乱而扩县，因扩县而得到经济上的腾飞。 也是从元明两代开始，漳州的地位才逐渐被当局重视，而“厦门”的出世，也是顺应漳州的崛起而渐渐为人所知。 
福建各市起源图 宋元泉州在经历阿拉伯商人统治之后，由盛转衰，加上港口淤积、海禁及万历大地震等多重影响后，在明代开始没落。而随之而起者是与之相邻的漳州，经济文化在沉寂数百年后终于在明代迎来勃发。 早在元代，零零散散的倭寇便已开始侵扰东南沿海，未雨绸缪的朱元璋派江夏侯周德兴经略福建海防，或许他已注意到九龙江口复杂的海岸、海岛地形和漳州海防的重要性，他把福建三分之一强的海防哨点都布在九龙江口。 其中便有金门、厦门两个卫所，海门和濠门两个巡检司。 
厦门西海域 这四个门由远及近，分别担任九龙江远海、近海及江口南北两岸的防务，其形势，如把九龙江当做漳州的关键通道，那么她们便是漳州的围栏门、大门和房门，于是四处在当时分别被称为金门、下门、海门和濠门。 在明代初期，海岛仍然是人们不愿意居住、经营的化外之地，一切经营均以“耕读”为上，因此，越接近陆地和行政中心，越被视为上等，在当时的九龙江口，人口的聚居以宋末水利工程的开展为基础，人烟辐辏之地仅有今日的石码、海澄、石美和海沧等地，至于江口之外则可忽略不计。 因此，从在四地以外，皆为漳郡海防门户，先是位于江口正中的海门，紧接着是海沧的濠门，至于嘉禾屿的西侧沿岸，则被漳州人称为下门，意思为海门之下。 
鼓浪屿全景 当江夏侯建城于下门后，本着雅俗共赏的精神，以及“固若金汤”的同等寓意，下门在读法和写法上渐渐分离，读法仍遵照下门的闽南语音，而写法则成了“厦门”。 只是下门后来发展太快，被文化人雅化的夏门、厦门成为主流，以至于人们把下门和最早的下门村的原义忘的一干二净，甚至到今天成了国家大厦之门户。 如此看来，九龙江口这么多门的出现，是明代漳州地位提升的一个表现，是漳州防务由江扩展至海防的反映，是中国从自给自足向全球贸易合作的一个标志，意义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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