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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像 如果要问：中国古代哪一种钱币数量最多？ 可能大部分人都回答不上来。即便是专门从事钱币收藏的人，有可能知道北宋时期的“熙宁元宝”和“元丰通宝”两种钱币的数量很多，但是他们也不一定能讲清楚其中的原因。 实际上，这和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措施有关。大量存世的熙宁元宝、元丰通宝钱币，就是王安石当年变法遗留的痕迹。 那王安石变法和铸钱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随后的几集节目要讲的内容。我将通过见证了王安石变法的熙宁元宝和元丰通宝钱币，来回顾、反思发生在北宋中期的那场既富有创意和远见，又有诸多遗憾，最后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且影响深远的变法运动。 在讲王安石变法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社会背景。 这需要从宋仁宗时期日益加重的社会危机讲起。 仁宗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执政长达41年（1023-1063），是两宋在位时间最长，却平庸无为的一位皇帝。他继承了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制定的所谓祖宗之制。这套制度是宋朝初年，为了改变唐朝“安史之乱”以后，特别是五代时期佣兵自重的武将，割据称雄的局面而采取的“重文轻武”种种措施。它虽然政治上杜绝了武将割据的危险，保证了宋初以来的总体平稳。但是，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之后，弊端积累经年累月，负面效应日益显现。 一方面为了维护赵宋王朝不甚稳固的中央集权统治，极力拉拢各级官僚及豪强地主，给予他们各种官职，造成官员过多过滥，形成“冗官”现象。这些冗官享受各种优待政策，不仅俸禄优厚，还免除各种劳役及赋税，这种负担最后都被转嫁到了小农、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基层民众的身上，更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另一方面，因为重文轻武的政策，使得宋军战斗力低下，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屡次败北。仁宗不是寻求制度上的变革，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大量地招募军人，总数超过宋初的数倍，形成“冗兵”现象。当时的政治家蔡襄就说：“是天下之物，五分养兵”。即便这样，仍然不能取胜，每年还要向契丹和西夏供奉几十万匹的绢和几十万两的岁币银来购买和平，并美其名曰是“结交友邦的礼节”。 上述“冗官”和“冗兵”叠加的结果，直接造成的就是“冗费”，即巨大的财政支出，造成国库空虚。这就形成了仁宗时期著名的“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问题。除了养官、养兵之外，朝廷还要豢养王室、贵族以及向辽河西夏供奉大量的财务。因此，宋朝的军费和行政费用奇高无比。 《宋史·食货志》记载，真宗天禧末年收支相抵，尚有余额；仁宗皇佑元年已有不足；到英宗治平二年已亏空157万多缗；神宗即位时，国库中只剩下了一本空账。因此，改革政治，摆脱财政困难，缓和社会危机，增加国防力量，就成为宋朝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早在仁宗庆历三年（1043），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增加财政收入，范仲淹曾经推行了“厚农桑、减徭役、修武备、择长官”等十项新政，主张改革。因为触动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仅一年零四个月，范仲淹便被排挤出了朝廷。他那篇传颂至今的《岳阳楼记》就是被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后，在极度忧愤的心情下写的，借以抒发他先忧后乐的情怀。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朝廷上的官僚阶层形成了新旧两派的党争，社会矛盾更趋激化，面临的危机也更为深重。当时的士大夫们，就如同将火种放在柴草下面，自己却在上面呼呼睡大觉。因为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大家都不以为然，继续因循守旧地过日子。但是，只有王安石清醒地认识到，危机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必须痛下决心实行变法。 王安石又是什么来历？他为什么能进行这样一场改革呢？ 下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人，就是今天的江西省抚州市。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出生，青少年时期好读书，记忆力超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跟随做小官吏的父亲到过许多地方，对宋朝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的认识。21岁时考取进士，其后在扬州、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潜山）、常州等地任地方官。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体察到了民间的疾苦以及体制上的弊端，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虽然他的社会地位不高，但是志向远大，向往商朝的贤相伊尹。伊尹虽然最初在底层务农，后来还是被成汤发现并得到重用，最终辅佐成汤建立商朝，成就了一番大业。实际上，王安石后来的仕途也是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的。 王安石37岁时被任命为提点江东刑狱，负责对各州监狱进行监督，监察判定所办的案子是否公正严明。半年后王安石调回京城，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执掌国家的财政与漕运。 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写了一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痛论时政，分析了当时宋朝所面临的社会危机，陈述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及治理办法，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想。这篇文章被认为是王安石的政见宣言书。后世凡是致力于学习政论的人，几乎没有不读过这篇文章的。 治平四年（1067）英宗驾崩，年轻的神宗即位后立志革新。 神宗首先向富弼等元老重臣征询富国强兵之策。但是，这班老臣们规劝神宗，在二十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神宗很失望，从此不再倚靠他们了。 后来在宰相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之下，神宗任命“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第二年即熙宁元年（1068）神宗破格召见王安石入朝对话，请教治国之策。来年即熙宁二年（1069）就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可以参知政事，这个官职相当于副宰相。从熙宁三年起，王安石两度出任相当于宰相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专务“经画邦计”，推行新法。 王安石是一位不仅有毅力、有远见，而且有理论、有实践的政治家，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端，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变法主张。但是，在专制的体制之下，再有才干的人只有得到君主的信任才能有所作为。那么，宋神宗又是怎样的一位皇帝呢？ 宋神宗像 史书记载，神宗面对严重的危机也有强烈的变革主张。他为宋朝几世以来被外族欺辱而深感羞耻，不满宋朝积贫积弱的悲惨现状。崇尚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并且向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变革，日夜思考如何振兴大宋的方法。 有一件事颇能反映出神宗皇帝的志向。 当年赵匡胤曾经想要积攒两百万匹绢帛，赎回燕云十六州。如果谈判不成，他就招募义士换取辽兵的头颅，并将这些绢帛都储存在景福殿里。 神宗曾经写有一首四言诗：“五季失固，猃狁孔炽。艺祖肈邦，思有徵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守之，敢忘厥志。”共有32个字，分别用诗中的每个字给储藏绢帛的库房命名，先后设立了32个库房。后来又积存２０个库房，再赋五言诗四句：“每虔夕惕心，忘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日成戎捷。”分贴于库房上。这充分体现了神宗“慨然有恢复幽燕之志”的决心。 当神宗遇到王安石，就如同两位志同道合的知音走到了一起。从此，君臣二人，一个对对方信任有加，不受谗言蛊惑，始终如一地支持；另一位则殚精竭虑，矢志不移，以惊世骇俗的“三不足”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大无畏精神，一往无前，锐行变法。成就了两千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一段君臣佳话。开启了北宋中期那场历经千百年来仍然褒贬不一，但影响深远的变法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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