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康星，今年73岁。我的父亲刘松泉是新中国第一批从事天然橡胶研究的专家，他与同事们从零开始，开创了我国天然橡胶选育种研究。父亲生前曾任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橡胶所所长。我与大多数海南人一样，习惯将研究院与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称为“两院”。  我国橡胶选育种专家刘松泉研究员。讲述人供图 1953年，我父亲响应党与国家的号召，放弃南京稳定舒适的高校教师生活，举家迁往广州开始研究橡胶，他远离家庭，一年有8个月在海南岛上搞科研。“两院”成立前一年，即1957年，我们全家随父亲从繁华的广州来到海南岛，那年我11岁，最小的弟弟2岁，我们4个孩子与母亲，一路跟着我父亲来到儋县（今儋州市）联昌研究站，经历了想象不到的艰苦。 在“两院”，我在少年时代有幸与前来视察的周恩来总理合影留念。青年时代接受了较完整的教育，恢复高考后，我考上大学，毕业后回到“两院”附中当老师，直到退休。62年前的盛夏，我踏入海南岛，直到今天，始终没离开“两院”。我永远怀念“两院”为祖国天然橡胶事业奋斗一生的父辈们。 1950年，美国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妄图切断我国急需的橡胶等战略物资来源。党中央做出了建立华南橡胶基地的战略决策。 1953年，国家发出号召，要求高等农林院校派出讲师以上人员支援华南，筹建特种林业研究所工作。我父亲当时是南京农学院农学系讲师，祖国有需要，他欣然受命。 特种林业研究所设在广州沙面原英国领事馆内，研究对象是巴西橡胶树。在这之前，我父亲从未听说过橡胶树，大学教科书中没有关于橡胶树的内容，林学院编著的树木志中有橡胶树这个名称，但无详细资料。 这年7月，全所人员包括老教授分几路从广州出发，前往海南老胶园调查研究。当时海南岛十分荒凉，交通条件特别差。 当年从海安到海南岛一天只有一班轮渡，需要3小时才能过海，港口水很浅，机器不能发动，船工用竹篙撑着前进，需要再折腾2个小时，才到海口泊岸。当天需要在海口过夜，次日搭公共汽车去儋县那大。那时没有沥青路，都是弯曲坑洼的泥路，坐的是木炭车，每小时车速不到30公里，要两天才能到达。  刘松泉向前来参观的国际友人介绍橡胶选育种情况。讲述人供图 1953年的那大根本没有楼房，除了一座外国人留下的天主教堂洋楼外，全是低矮茅草房，没有旅店，饭店也很少，饭店卖的饭里没有蔬菜，只有一块2两重的大肥肉。父亲一行到达那大后，重要的任务是前往联昌接管那大橡胶研究站，它被粗大的刺竹林包围，老胶园中的草比人还高，无房可住，大家只好搭起帐篷，支起帆布床和小帆布凳，撑起工作与住宿的场地，开始对橡胶树进行选育种、生理割胶、土壤和气象等方面的研究。 联昌站环境特别阴湿，白天进入老胶园就像到了傍晚，光线很微弱。如果没有老胶工带路就会迷失方向，情况很危险。在胶园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二百斤重的大蟒蛇盘成一堆，一口能吞下一条小黄猄，还有追赶行人的几十斤重的南蛇。有一种毒蛇叫青竹蛇，背面绿色，腹部白色、尾巴红色，缠在草上很难分清楚蛇和草，一不小心给它咬到，被咬的皮肤就会又肿又痛又红，不及时治疗会有生命危险。到了晚上，胶园中野猪横冲直撞，撞上也是性命之忧，在黄猄嚎叫的衬托下，夜晚的胶园十分可怕。 在联昌站还有比毒蛇、蜈蚣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恶性疟疾。一个精壮的汉子得疟疾后，发两次高烧就会丧命。 父亲与同事们的生活供应完全依靠那大。在台风季节，牙拉河水上涨，联昌站对外交通断绝时，大家吃不到大米，只能用南瓜、番薯、木薯充饥，采摘野苋菜、革命菜来充饥。 父亲后来给我们讲当年的艰苦，他讲得最多的是科研“先遣队”特别有干劲，每当大家想到要把祖国橡胶事业搞上去，粉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什么苦都能扛得住。  已故的“两院”老一辈创业典型刘松泉研究员，从国外引回100多个橡胶品种，为开创我国橡胶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讲述人供图 橡胶树的常规选育种工作只能在海南岛进行。我父亲自1953年开始，每年都要在联昌站工作8个月的时间，只有4个月在广州。 1957年，研究所党支部号召共产党员带头到最艰苦的基层去工作，加强海南联昌试验站的研究力量，号召大家从广州到联昌扎根。我父亲当时已是副研究员，本来可以留在广州，可他说服母亲，把家从广州搬到了联昌试验站，我父亲担任了联昌试验站站长。父母拖儿带女，带着我们到联昌落了脚。 联昌站是广州研究所刚搬迁来的唯一落脚点，那时不论名气多大的专家，领导，都自觉克服困难，家家户户挤着住。一间15平方米的房间，中间拉一块帘布就得住上两家；有些人没有地方住，就住进茅草盖的小厨房。当年老天爷好像成心要考验一下这批知识分子，大部队搬来不久，便刮起一场10级以上的大台风，山洪暴发，大水冲进宿舍，家里木箱、凳子都漂浮起来。站里开辟的3口鱼塘受洪水冲击，堤坝全部崩塌，鱼儿在胶园中跳跃。 1960年，父亲被派往国外工作两年，他不负重托，千方百计，克服重重困难，引进了136个橡胶品种，其中一些高产品种推广后提高了橡胶产量。那段时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母亲与我们姐弟四人生活没有保障，母亲因严重的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她常带我们采芭蕉芯、木薯叶充饥。 在我印象中，父亲永远在忙，有干不完的工作，翻译资料，查阅资料，不停地出差，下基地，单位对他来说很重要。他急着出差，敢在狂风天出海。当时橡胶树的种子十分珍贵，人们曾把一粒胶种比作一两黄金。父亲的工作就是橡胶育种，年少时，我只知道父亲的工作特别神圣，特别重要......  1960年2月9日，周恩来总理视察“两院”时与大家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合影，是刘康星(二排右二)少年时的幸福瞬间。讲述人供图 1960年2月9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研究所视察。当天，我们下课后，老师带着全校学生往机关广场走，走到广场后就看到了周总理，同学们激动极了。拍合影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只是要求学生们在前排蹲下，我的位置刚好在总理的左手前侧。当时共有两张合影，另一版本，我扭头看总理，只拍到了侧脸。 第二天，同学们知道了周总理为研究所、学院亲笔写下了“儋州立业 宝岛生根”八个大字的题词，他还为学院题写了校名，他鼓励师生员工艰苦奋斗，坚持搞好橡胶和热作的科研教学工作。 “两院”科研人员坚持不懈地努力，1982年，我国宣布新发明项目——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推翻了国外学者关于北纬15度以北不能种植橡胶树的传统论断，这一伟大创举获得当年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震动了世界。这一成果中就有父亲的重要贡献。 功成名就，父亲本可以办离休，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但是他又接受了国家的攻关课题，带领橡胶所的同志们继续攻关，他主持的科研项目共有18项成果奖。然而，他在超负荷工作中积劳成疾，70岁那年倒在了工作岗位上，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橡胶事业，离开了我们。  晚年的刘康星。讲述人供图 父亲常对年轻人说：“我们老一代人开创了祖国的热作事业，奠定了基础，做了我们这一代该做的事，做了我们这一代该做的努力，祖国的热作生产还要有更大更新的发展，大量的科研工作等待着青年一代去钻研，去创新。” 在“两院”，父辈科学家们为了祖国的橡胶事业，承受苦难，甘于奉献，我永远怀念他们，他们的事迹值得代代传诵。当年，父辈们最大的信念是中华民族以更加伟岸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今日，我想说，这一天已经来临！ 讲述人：刘康星（刘松泉的女儿，“两院”附中教师） 讲述时间：2019年9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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