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不识字、喵大大 审核：霍小山 编排：划船不用桨 在三国历史上，蜀汉名将魏延之死，有人为其扼腕叹息，有人为其击节叫好。
他的死，成为是一段千年未决的公案，是否真的是诸葛亮生前设计处死魏延？疑点重重，不过在笔者看来，魏延自然是斗不过诸葛亮的，他连诸葛亮身边的办公室主任都斗不过。呵呵。这段公案的起因是蜀汉丞相诸葛亮在五丈原逝世前留下的一段遗命。据《三国志·魏延传》载，建兴十二年（234年）八月，位于北伐前线的诸葛亮突发疾病，他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后，对整个北伐大军的进退作出了如下安排：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从后来事情的发展形势看，这个安排，正是引发魏延案的直接原因。首先，这段话里用到了一个“密”字。“密”，意味着“秘密”、“暗中”，也就是说，诸葛亮病逝前曾秘密地与杨仪、费祎、姜维召开了一次榻前会议，并且不想让其他人知道。那是不让谁知道呢？毫无疑问，除了渭水对岸的司马懿，这里还包括了自己人魏延。魏延当时既是北伐军的先锋大将，又身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假节”，是军中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第二号人物，诸葛亮病重时作退军安排，为什么要瞒着魏延，不让他知道？诸葛亮在世时，作为蜀汉的一国丞相、实际领袖，他自然是北伐大军独一无二的统帅。但当他去世后，尚处在与魏军对峙的北伐大军，其临时指挥权应该交由谁来节制，这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现实问题。而很显然，这个安排的最终结果是诸葛亮将其交给了杨仪。魏延的官位是征西大将军、前军师、南郑侯、假节，而杨仪不过是丞相长史（相当于诸葛亮的办公室主任）、绥军将军，其地位相差甚远。但千万别小看办公室主任这个角色，在一个单位他往往起着承上启下、上传下达、统筹调度、出谋划策的角色，蜀汉政权的权力中枢在诸葛亮手里，而丞相府的权力中枢就是丞相长史。这个在蜀汉秩千石的角色（大概相当于一个处级），却是诸葛亮亲密战友们的实际联络人。明白了这层关系，你就明白了杨仪为何能对魏延构成巨大威胁了。
当然，有人认为由于诸葛亮与魏延在军事方面存在分歧，如子午谷之谋，故而临终前不将军权交与魏延，并且预料到他可能不服气，才有了遗命的后半句“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然而，这种说法仅仅解释了诸葛亮遗命的合“理”性，并没有说明其合“法”性。所谓合“法”性，即当一军统帅不幸于前线牺牲时，他虽然可以在临终前指定临时代理人，但那至少应该在全军重要将领的参与下进行宣布，保证小范围内的“公开”，这才具备权力交接的合“法”性。而在这个事件里，诸葛亮口传遗命时，在场的只有杨仪、费祎、姜维三人，像魏延这种高级将领则完全不知，加之诸葛亮去世后杨仪等人“秘不发丧”，使得公开性进一步缩小。如此情况，不由得让人对遗命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有鉴于此，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便在《三国史话》中怀疑事情的真相是：诸葛亮病重时，他来不及作退军安排便去世了，所谓遗命不过是杨仪假传丞相之令。当然，这只是一种没有任何证据的猜想，作不得真。但无论如何，这种既不甚合“理”，又不甚合“法”的遗命，从一开始就给这场权力交接蒙上了一层阴影。对杨仪来说，他能从诸葛亮手中接过北伐大军的临时指挥权，固然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但他同时也清楚其接过权力的“非正式性”，因此掌权后，他的第一举动便是派遣费祎去往先锋营宣布诸葛亮遗命，以探知魏延的反应。果然，听完遗命后，魏延立马对诸葛亮生前作出的安排大感不满，公然提出反对意见：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这句话听起来很狂妄，有点咋咋呼呼的，但实际上陈寿把它写下来，很明确地传达了魏延的两层意思：于公，按照规矩，他表示自己才应该继承北伐大军的临时指挥权——杨仪只是丞相府的“府亲官属”，只管“将丧还葬”，而他身为朝廷的征西大将军，地位仅次于丞相诸葛亮，理当作为北伐副统帅继续“率诸军击贼”。于私，从个人恩怨看，他不愿给杨仪作断后将军——魏延与杨仪不和已是众人皆知。重要的是，魏延并不只是打打嘴炮发发牢骚而已，他说到做到，立刻要求费祎和他联合发布新的计划并下达给各部将领。结果费祎明面上佯装答应，实则趁机跑出，回到大营与杨仪等人“诸营相次引军还”，直接抛下魏延的先锋营选择撤退。
《新三国》魏延剧照
后面的事情则是魏延得知被骗，当即勃然大怒，立率本部兵马“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往汉中撤退的同时上表皇帝刘禅，指说杨仪叛乱。当然，杨仪也不甘示弱，同时上表称魏延作乱。不久，魏延所部率先抵达汉中附近的南谷口，杨仪率军随后赶到，两军正式发生火拼，最终魏延落败，被马岱追击斩杀。这就是魏延案的全部过程，结局很清晰明朗：魏延身死，被夷三族。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但也有人认为魏延并没有谋反，理由很简单：要谋反应该往北去投魏国，哪有往南跑的道理，总不能自立山头吧？一是杨仪的处境。杨仪杀了魏延之后，自认为平叛有功，理当代替诸葛亮秉政，可结果代替诸葛亮的却是年龄、经验都不如他的蒋琬，可见朝廷并没有把“诛讨延”当作什么“有功”之事，这就暗含了魏延并非作乱的意思。二是陈寿的猜测。陈寿写《三国志》号称良史，一般不会主动评判或臆造一些没有根据的事情，但他却在《魏延传》的结尾加了一句“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不便背叛”，主动认为魏延不听军令只是想杀杨仪，并非举兵作乱。从可信度看，显然陈寿的看法比一般人猜测更有说服力。但问题在于，如果魏延并没有谋反，他只是想杀杨仪，那这种说法也仅仅解释了魏延不听军令和主动攻击杨仪——他为何还要烧毁栈道呢？要知道烧毁栈道，让自己人没了退路，极可能被司马懿追击导致全军覆没的。魏延的这个反常举动，或许我们可以从史料的矛盾中去探知一二。我们常常以为的是，魏延烧毁栈道是出于恶意断绝杨仪的退路，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么一个细节：魏延和杨仪两人向皇帝刘禅互相指责对方叛变的时候，他们的上表是同一天抵达成都的：试想，如果魏延和杨仪撤军时走的是同一条路，而魏延在前烧毁了经过的所有栈道，那杨仪是如何能越过魏延把表章送到成都去，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在同一天内被刘禅收到？按照杨仪“槎山通道”的做法，他是可以送出表章没错，但要和魏延的上表同一天抵达成都，显然不可能。所以，最合理的解释是杨仪和魏延的归路根本就不是同一条，魏延烧毁栈道的原因，恐怕是为了防止魏军的追击。事实上，当年赵云在第一次北伐失利的情况下撤退时，他就下令烧毁栈道来防止曹真的追击，有先例在前，作为久经沙场的老将，魏延有这种想法也并不奇怪。这也恰好说明了魏延撤退时没有受到魏军的追击，而“稀更军事”的杨仪没有想到烧毁栈道，结果被司马懿率步骑追到了赤岸，最后还是靠姜维“反旗鸣鼓”才将其逼退。
《魏延传》里有一句话说的很清楚：冀时论必当以代亮。
比较生硬地翻译过来：（魏延）希望当时的议论一定会建议自己代替诸葛亮。也就是说，诸葛亮去世后，魏延本意希望能代替诸葛亮接管大军继续北伐，但诸葛亮临终前把临时军权交给了杨仪，他落空了，所以要杀杨仪夺回军权。当然，这里有人就要问了：魏延夺权怎么敢攻击杨仪，他不怕背上叛乱的罪名吗？诸葛亮留下的那份遗命，虽然我们不能像吕思勉先生那样直接质疑真假，但无论如何，其法理上的缺陷是已然存在的，即：在遗命内容上，诸葛亮没有选择更适合领军的魏延，这不合“理”。在遗命制定流程上，诸葛亮的榻前会议只有杨仪、费祎、姜维参加，这不合“法”。如果说不合“理”是可以解释的，毕竟诸葛亮曾多次否决了魏延的子午谷之谋，不放心把军权交给他也是情有可原，但流程上出现了合“法”性问题，难道作为征西大将军的魏延还不能有所质疑吗？事实上，魏延一开始是想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听完费祎传达遗命后，魏延按照规矩提出“自当率诸军击贼”的要求，希望费祎同他一起发布新的计划，目的就在于更改诸葛亮的遗命，进而接管军权。想象一下，本来魏延作为军中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先锋大将，没能参加诸葛亮的榻前会议就已经很奇怪，现在他希望同参加过榻前会议的费祎一起发布新的计划，结果费祎又骗了他……他心里会怎么想？这极有可能就是魏延当时的想法。除此之外，想到诸葛亮临终前指定的代理人偏偏还是他一向合不来、势如水火的杨仪，魏延内心的疑忌恐怕会更进一步，直至萌生夺权的念头。不要忘了，魏延持有“假节”之权，规定战时可以斩杀两千石以下官员，而杨仪的丞相长史之职，秩级只有一千石。由此，这就解释了魏延后来一路向南，烧毁沿途栈道，直到南谷口摆脱了魏军追击的危险之后，才选择攻击杨仪。而一向不多做评论的《三国志》作者陈寿，自然也是通过多方面的考证得到此结论，才一反常态地替他辩驳，认为其“但欲除杀仪等”。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魏延的这一系列夺权行为，最终造成的结局却是身死族灭，令人叹惋。同时，也让人感到不解：其实，这与魏延的领军能力无关，而是他的性格早就注定了这场权力之争的失败。魏延的性格有多差呢？《魏延传》：“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一句话，就是一副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的样子，没人和他合的来。在朝廷上，一开始魏延和杨仪互上叛表，在成都的蒋琬、董允显然不知道谁对谁错，但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保仪疑延”。这种烂脾气，只有刘备和诸葛亮看重他的骁勇，才让他靠着军功一步步升到了高位，但当诸葛亮去世后，四处树敌的魏延便早已失去了继续“任性”却不被人排挤、打压的保护伞。事实上，在整个魏延案的过程中，尽管魏延的所作所为都是合乎“法理”，但杨仪凭借着丞相印章，只需宣布魏延叛乱这个消息，没有人会在乎真假，大家都会认为“曲在延”而理在杨仪，甚至王平的一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就能让魏延军士散其大半。毕竟在大家眼里，魏延确实实力超群，也最有可能接替丞相之位，成为另一个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延续蜀汉的强人政治局面。更可怕的是，魏延的脾气很臭、不合群，蜀汉君臣之所以能够支持诸葛亮大权独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诸葛亮计谋过人且心慈手软，说白了，只要按照诸葛亮的指示办事，就不会办错事，大家都舒坦。而魏延自视甚高，根本瞧不起蜀汉政权的文臣武将，一旦让魏延得势，杨仪、蒋琬、董允、费祎这帮在诸葛亮时期如鱼得水的“人才”，岂会有好日子过？这些人在诸葛亮的“光环”庇护之下，尚且能够撑住局面，一旦缺乏诸葛亮这样又有能力又负责的“老母鸡式”领导的照顾，他们的好日子恐怕就到头了。所以，即使魏延当时是蜀汉政权的的“二把手”，即使诸葛亮或许并没有直接的意图要在自己死后除掉魏延，蜀汉政权中的平庸者也会十分有默契联合起来，在诸葛丞相办公室主任杨仪的组织下，借助诸葛亮的威名，放烟雾弹，铁索连舟，扣顶帽子，干掉魏延……有意思的是，《三国志》裴松之注曾引《魏略》所记，受诸葛亮托付兵权的是魏延，杨仪因怕魏延趁机相害，所以造谣说魏延要北上投敌，并发兵攻之，然而被诬陷的魏延深恐与战则清白难雪，所以只逃不战，最后终于被追杀。裴松之认为这是曹魏关于魏延之死的传闻，魏国人对于魏延还是颇为同情，将魏延之死视为蜀汉内乱的一个悲剧。权力斗争中的胜利者往往会被加上一层光环，而给失败者扣上诸多黑帽子。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有时候，越是个人能力出众的栋梁之才，越要小心庸碌之辈的联合绞杀。越是业务能力强的干部，越不能得罪办公室主任。领兵打仗，子午谷奇谋这些事他们可能不擅长，但揣摩领导心意，栽赃嫁祸、挑拨离间、乱扣帽子，这些人却十分擅长。蜀汉从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魏延等猛将如云的鼎盛局面，短短几十年，就沦落到到“蜀中无大将”，到底该怪谁呢？［1］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 ［2］吕思勉：《三国史话：替魏延辩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