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西风烈2、古格悲风（2）、天喇嘛的传承3接上回： 那么为何松额会做出全力弘法的决定呢？这恐怕还要从阿里地区的社会背景来分析。我们不得不很遗憾的承认，流传后世的藏文史籍，大多是历代高僧撰写的教法史。撰写这些史料的高僧信仰、学识当然都是一时之选，但很不利的是高僧们对于弘扬佛学的事件和人物都大书特书，而对于和宗教无关的其他社会环节则惜墨如金。这也造成了，现在我们对于历史上西藏的社会结构总是如坠雾中、眉目不清。所幸，近年来通过学者不懈的努力，从支离破碎的资料中，多少能够对于阿里地区的社会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对于阿里古格王系来说，其外来政权的属性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我们知道那样，阿里本是象雄故地，吐蕃王统悉波野家族，在阿里的执政基础，我一直都存有疑惑。毕竟这块广袤的土地远离吐蕃王朝的政治中心，虽然象雄早已烟消云散了几百年，阿里王系还得到了当地贵族没庐氏的支持。但想想中原王朝几千年来，远离中原的边地省份，总是和中央保持着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就可以看出，地域文化和思维的认同不是通过铁血统治就能够弥合的，在中原王朝几千年来都没有能够完美解决的问题，我相信吐蕃的赞普们，恐怕也没有什么济世良方。如何掌控住阿里原住民的思想，显然是古格王系国王们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这种情况下，宗教显然是最佳的选择。通过王权与教权的结合，能够有效的稳定古格王朝的统治局面。这就像本朝太祖指出的那样，“思想的阵地，你不占据，敌人就会占据”。 阿里地区本就是苯教的发源地，在这一地区有着强大的宗教基础。在苯教教义里，阿里的神山圣湖都是苯教圣地。据苯教古籍《世间苯教源流》记载:“在南赡部洲之北方，持边山之南方，生长着如意桃木之地，冈底斯大山之前，玛旁雍湖之畔的四条河流之源，醉香山附近，九座黑山环抱之地，有缚河和印度河流过，此乃三世圣尊诞生之圣地。” 然而，苯教和吐蕃王统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友善。既然，本就有旧仇，与其拉拢苯教还不如干脆另起炉灶，再次兴佛抑笨来的直接，反正益希沃的祖先们早就把这条路蹚熟了。于是，我们便看到了柯热和松额着力兴佛的举动，广建寺院、派人学法、延请上师、翻译佛经、赏赐寺产，提高僧伽地位乃至于王室成员受戒为僧，这些做法几乎和其先祖如出一辙。与此同时，打击苯教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以苯教尝传自象雄，乃集一切苯僧置一室中，以火焚之。复聚一切苯经，投之水中。”从这条藏文记录可以看出，对于苯教的打击，从肉体消灭到消除传播一应俱全。面对古格王室如此卖力的弘佛抑苯，佛教传播者自然也要投桃报李，《贤者喜宴》便对古格王室不吝溢美之词：“彼等体态及智慧亦优于他人，贵族之善行使众生快乐，此后这些人成了诸贤者予以颂扬的对象。”佛教信徒的这种褒扬，在阿里民众心中树立起了古格王系异于常人的光环。不仅如此，仿佛是认为异于常人这道光环还不足以眩人耳目，进而又出现这样的文献记载，“(赞普)源出极佳圣族，乃佛与转轮王之种，系延自圣乔达摩释迎族。根源善美，乃降自光明天。制天库而财丰，具广智而遍知。彼等示圣慈神变身，荣光耀于转轮王。此等神变法王之世系历经四十代，吐蕃众生，现世来世，恶业俱净，极乐终成。如此恩德，知何可量?神仙、父母、亲友，孰能施治!”这回直接将王室成员和佛祖联系了起来，吐蕃悉波野家族瞬间变成了佛祖释迦牟尼的后人。这下你们这些阿里的愚民们，知道谁是真神了吧？！不过这样说起来，赞普家岂不成了印度人了？！ 这层神圣到掉渣的外衣一旦披在身上，整个阿里地区的王权传承便有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吐蕃赞普的后裔，这回可不是来阿里推行统治的了，而是佛祖慈悲，为了解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阿里民众而来，这和那位身穿金甲、脚踏五彩祥云而来的大英雄，比起来也算不遑多让。宣传的攻势还不仅于此，各种佛教高僧斗法获胜、收服妖孽的传说纷至沓来。《佛教史大宝藏论》上便记载着“大译师仁钦桑波在阿里地区降伏了嘎嘉龙王，并破除了一切邪密不正行”。这显然是针对的是苯教的原始山神崇拜，而噶举派初祖之一米拉日巴尊者，也有在神山冈仁波齐脚下斗败苯教高僧的传说。在王权与教权的共同作用下，苯教几乎被从阿里地区彻底根除，以至于广袤的阿里大地上再也难觅一座苯教寺院的踪迹，直到公元1983年，第一座苯教寺院才在阿里地区重新建成。 上述这些兴佛抑苯的举动，显然是在整个阿里地域全面展开的，而且拥有统一的政治目的。所以，这一定是在王室领导下的，一场思想改造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柯热和松额显然是其重要的政治推手。需要再次指出的，作为古格王朝早期重要的领导人，布让王柯热必定是兴佛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虽然在后世的教法资料中，因为松额（益希沃）“殉道者”的光环过于强烈，对于柯热的贡献几乎无人提及，但没有柯热的支持，很难想像松额能够通过古格一地的弘法，而将佛学推广到阿里全境。 在这儿，我觉得有必要对于古格、古格王朝和阿里三围的关系，重新加以明确，以避免之后的故事中产生歧义。首先，古格本是一个地域名词。在公元在五、六世纪，古格是象雄王国的中心地区，或者至少是核心区域之一。被称为古格的地区，大约在今扎达县的扎林、达巴、曲龙等地，即象泉河的中上游地区。打开今天的地图看一下便可以知道，古格地区的南缘已经接近圣湖玛旁雍错，并与今天的普兰县接壤。象雄王国便在今天札达县附近，建有著名的扎让卡古城堡，这座城堡的名称，在苯教经典《苯教源流集成》中被反复提及。因此，可以认为其应该是象雄王国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古格一词也曾见于敦煌古卷中，“松赞干布之妹赛玛噶，嫁给象雄王李迷嘉。李迷嘉赐给赛玛噶的封地在“曲龙银寨”，赐给的奴仆是古格冈称人。” 等到吉德尼玛衮建立了，囊括阿里三围的国家集群后。将二儿子扎西德衮封为普兰、亚孜王，驻布让（普兰），管辖古格、布让（普兰）和亚孜三地。扎西德滚又将两个儿子分别封为布让王和古格王，国王驻地依旧在布让的估卡尼松宫。这时候，古格王朝的政治中心依旧在布让，而不是古格。随后，古格王朝的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到了古格的札达地区。等到拉达克人兵临城下，末代古格王出城投降，古格王朝灭亡，拉达克军队围困的王宫都城，就已是今天西藏阿里旅游必到的景点，札达土林中的扎布让古格王宫遗址。 可能是因为这座最后的王宫遗址在古格地区，因此首先研究古格王朝历史的外国学者，便将其命名为古格王朝。随后，约定俗成古格王朝成了扎西德滚所建王朝的代名词。以至于，今天当有人提及古格王朝，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便是位于札达的古格王宫遗址，甚至认为古格王朝只有这一座辉煌的王宫存在。 其实，不光我们对于古格、古格王朝和象雄这些概念理不清关系，就连藏文资料也一样写的云里雾里的。古格王朝建立后，古格一词使用频率变高了，一些藏文史书中把古格王朝控制的地区直称为象雄，甚至把象雄当作是古格王朝辖区的一个小地域。例如《青史》中便说:“象雄在古格的辖区之内。”出现在人名和地名中的古格、象雄两词还可以互相替换。如:扎西德滚被分封在古格，可以写作分封在象雄。《阿里王统记》的作者、托林寺改宗格鲁派后第一任寺主古格·阿旺扎巴，在有的书中也被写作象雄·阿旺扎巴。这种变化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如古格扎让卡城堡本是公元五、六世纪象雄国的遗址，但通常被误作是十世纪古格王朝的遗址。 益西沃和仁钦桑波壁画 古格王朝初期，其政治影响力远远不是我们认知的，仅限于古格一地，甚至不局限于柯热和松额的封地，而是远达整个阿里三围的王国内。据我们现在能够掌握的资料来看，在阿里三围的分封之初的几个国家里，古格王朝是具有领袖作用的。在益希沃兴法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件事，可以作为古格拥有领导地位的例证。藏文文献曾记载，益希沃为了在阿里全境弘扬佛法，曾召集阿里地区的僧人代表和朝廷重臣集会： “那时，古格、普兰和玛域的高僧大德和贵戚重臣以及贵族臣民等被召集到一起，益西沃给这些智者们下达谕旨，要求他们将来所遵守的法律必须符合先前宣布的兴佛大诏令，此令早已广为传知，布此各方谨遵教法之令。” 这段诏谕的内容被记录在《阿里王统记》中，时间应在公元996年之后，因为诏谕前文提及托林寺已经兴建。诏谕中提及的“兴佛大诏令”，是益希沃于公元988年颁布的第一部兴佛诏令，在这部诏令的末尾便提到，“制此众多教法及国法之文书，宣之于阿里之境” 。而这次召集阿里全境的高僧大德和贵戚重臣前来集会，则更加明确表示每个国家的法律都要与教法相合。由此可以看出，古格王朝有能力插手其他王国的内部事务，而且此类集会或者盟誓会议，举行了不止一次，被记入史籍的在之后至少还有一次。由此分析，当时阿里三围的各个国家之间有可能是以联盟的形式存在，而这个盟主显然便是古格的国王，柯热或者益希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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