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郁达夫，沈从文就有可能客死他乡，这个故事在近代中国文学史成为了一个有名的典故。而对郁达夫怎么会死在日本人秘密的屠刀之下，似乎还有些争议。
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市，1903年，进入私塾读书，后进入富阳县立高等小学。1910年，郁达夫与徐志摩、厉麟似一同考入杭州府中学堂，后又到嘉兴府中学和美国教会学堂等校学习。1913年，郁达夫随长兄郁华赴日本留学。1914年，在日本开始了小说创作。1921年10月15日，郁达夫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同是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从而，轰动国内文坛。1922年，郁达夫从日本回国，成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
“九一八事变”之后，郁达夫一直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四处奔走，号召文化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曾为文学青年题词中写道：“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1938年底，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郁达夫前往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在船上他写下了《岁朝新语》，坚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郁达夫在担任《星洲日报》主笔期间，他还同时编四五种刊物，发表了400多篇支援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政论、杂文、文艺杂论等，宣传抗日，海外华侨纷纷捐款捐物支持抗战，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
1942年初，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一批抗日文化人在新加坡沦陷前夕，乘一艘摩托舢板撤离到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巴雅公务镇。
他们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开办了赵豫记酒厂，郁达夫任老板，化名赵廉。由于郁达夫精通日语，又会讲华语和印尼语，因此在日军侵占苏门答腊岛急需翻译时，郁达夫被迫以旅居侨商的身份出任日军翻译。
在此其间，郁达夫目睹了太多日本占领军滥杀无辜的滔天罪行。
郁达夫在新加坡、印尼的最后时期的言论行动，都体现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夏衍在《忆达夫》一文中曾提到，1947年2月，他到新加坡时，陈嘉庚曾对他说：“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捕的侨领。”同年5月，一位印尼共产党员也曾对夏老说：“这位赵老板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郁达夫当日本翻译期间，利用日本宪兵不懂印尼话、华语，印尼人、华人不懂日本话，居间折冲，做了许许多多好事。有一次苏门答腊岛首府棉兰的日本长官派了一个汉奸特务和两名曾见过陈嘉庚的筹服会委员（被迫的）到巴雅公务，来势汹汹要搜捕侨领陈嘉庚，郁达夫用日语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早已乘船回中国了，这帮家伙故意找麻烦向你们讨人。”使得宪兵队长大怒，大骂他们。那几个人莫名其妙，只好抱头鼠窜。郁达夫随后用中国话斥责他们：“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样子！”
郁达夫曾这样给文人下定义：“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
虽然，郁达夫在日本即将投降的时期设法买通一位日本军医，出具一张患有肺病的证明而辞去翻译一职，但因汉奸告密，得知郁达夫并非原旅居的侨商，而是中国鼎鼎有名的作家郁达夫。为此，在1944年夏，日本宪兵部声称为了“安全”要送郁达夫到东京或上海的提议，被拒绝。日军宣布投降后，郁达夫的名声与文人气节，令日本人难以放心，担心他到时会向国际法庭控诉日军在印尼滥杀无辜、残暴作恶的罪行，并会为审讯日本战犯提供有力的佐证，因此，在日军仓皇溃退之际，用极其卑劣残忍的手段，将郁达夫秘密绑架，并杀害，致使郁达夫客死他乡。
因郁达夫在南洋用的是化名，又充当过日军翻译，对于郁达夫之死，也就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些迷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