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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钱穆先生不入党说知识分子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 我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都有着忧国忧民的良心和责任感。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流传百世的名言无一不抒发着知识分子本身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从孔圣人孟圣人再到朱熹黄宗羲。圣贤书和天下事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看来，并不是两相矛盾的对立，更像是知行合一的实践。毕竟圣人有云：“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我们自然无法求得每一位知识分子的意见，这份责任感现在总结起来，固然有幸存者偏差之嫌，但是不可否认也正是中国文人的文化内涵。 文人为了履行这种责任，从政成为首选。凡是读过圣贤书而一旦有做官机会的人，未尝没有跃跃一试之心。更遑论终其一生孜孜不倦追求做官的。而知识分子最终也一方面作为通过相应考试制度作为官员后备军，一方面也作为中央和鞭长莫及的县级以下地区的粘合剂。总之，知识分子自愿地，或是还有不自愿地大多会介入政治。而这些为官者，相传的十万进士最后在其位是否谋其政，是否记着自己的圣贤书和责任，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形式逐渐增多。但从钱穆先生回忆录来看，钱穆先生本质上并不喜欢介入政治来承担责任，以下两件事情可以体现：一在先生并不喜时局动荡下的各种集会演讲活动。二在先生不入国民党。先生虽对党义推崇备至，但是并不入党。其原话现列如下：（入党之事）余已细思，他日学有进，当对此书致力宣扬。苟入党，则成为一党人，尊党魁，述党义，国人认余为一党服务，效力有限。余虽不入党，则为中国人尊一当代大贤，弘扬中国精神，一公一私，感动自别。余意已决，幸勿再劝。”须知先生一生治学多以旧学为主，早时尤其对曾文正公家训尤其感兴趣。一生为故国招魂，可一说在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比一般知识分子更为深刻。在此，可以看出钱先生并没有介入政治的意图。而是否可以说钱先生并没有责任感呢？当然不行，介入政治虽是首选，但也并非独此一法。钱穆先生一生治学，治传统学业。在新文化浪潮中，向当时的人以及后人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许多“旧学”思想的诸多精华，都被钱先生保存下来。更能体现其责任感的，则是他因为时代紧迫，写了《国史大纲》，让当时受国难滞留北平的人，倍增国家民族之感。 如钱先生所作为，治学者当把治学作为主要本业，然后承担责任的主要途径。这从传统的积极入世的观念看来，无疑是一种避世的心态。这就让我们产生了疑问，知识分子是否还需要参与政治以承担责任？ 从近代以来，我国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形成这样一种价值观。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是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这样的价值观，无疑是对从政这种方式的一种讽刺。为什么？钱穆先生早已说得很清楚。苟入党，则成为一党人，尊党魁，述党义，国人认余为一党服务，效力有限。独立性的缺失，或许比独善其身，一心治学更加为人所批评。其中郭沫若先生是一例，对于统治者的吹捧，无论是出于真心，还是出于其他原因，都或多或少地被认为成没有气节。“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这种评语虽然有失刻薄，但也能反映出人们对知识分子期待过高后的失望。 知识分子怎么能对当官的卑躬屈膝呢？知识人怎么能为执政党说话而不为老百姓说话呢？这种对独立精神缺失所进行的谴责风气的形成，似乎更加显示出官民的潜在矛盾和知识分子从政以承担责任的不乐观前景。著名历史学家朱特曾向我们指出，“独立思考和道德判断，是知识分子涉政的必要条件。”而政治的复杂性更会给爱讲道理的知识分子以当头棒喝。知识分子从政时，一是从别人的批评，二是知识分子所需的特性。这些都无形中点出，参与政治作为知识分子实现责任的方式已越来越没有可行性。 在民国时期在钱先生看来，做出自己的本职工作，治学，也是一种承担责任的方式。这从现在看来，似乎不算是消极避世，而是一种无奈地顺势而为。 但就现在看来，就公共事务发言，则是新世纪以来一种比较热门的形式。这种方式是著书立说的一种外延，早期便有许多这样的大人物，诸如黄宗羲梁启超等人，都是臧否政治的行家。他们忧心国政，重视民生，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并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向社会甚至执政者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近几年看来，公众知识分子污名化则成为趋势，无论这种趋势背后的主导者是谁，其结果已经达到，知识分子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已经下降。这无疑是一种悲哀。而相应地，知识分子就很多现实性的问题很少发声，也形成一种万马齐喑的场景。这无疑也令人悲痛。 那么是需要新的方式吗？还是说需要勇气？网络化的今天，越来越成为一种可以自由发声的地方，虽然某时段文艺政策会更加紧缩，但这无妨知识分子甚至于每个人的言论自由度得到提升。很多人很不喜欢网络上的讨论，但这无疑也是象征着一种进步。知识分子不应该缺席这种讨论，一味地闭门读书。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如公知污名化等等，很多知识分子一些时候距离普通民众越来越远，一方面因为他们的研究领域实在和现实扯不上任何关系，另一方面，可能他们真的不太愿意出来说话。但是，历史有历史的说法，文学有文学的道理，哲学有哲学的精华，这些都可能会指导一般群众生活得更好。史学家去记录的不仅仅是熠熠生辉的表面，而会是我们的迷津和伤痛；文学家去反映的不是片面的纸醉金迷，而会是辉煌下的暗流涌动；哲学家宣传的不是僵化刻板的理论，而是启发鼓励人们理性思考的名句 其实无论是就公共事务发言，还是著书立说启民智。在网络时代的今天，都会成为承担责任的方式。 当我们找到承担责任的方式时，我们可能就如一直前进的人却忘了出发的目的，迫于一些原因，很多知识分子会对责任很困惑，他们不愿意出来说话也不愿意去做那些普及知识的苦力活，他们可能更愿意亦步亦趋地跟着书本走，或是执政党走，在书房里寻找颜如玉和黄金屋，他们甚至对对根源问题产生疑问： 知识分子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 知识分子的责任还是不应该被忘记。时代不同，政治格局不同，知识分子不同时期承担的责任也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有着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气度。钱先生主张治学以保存传统文化，著书以弘扬民族精神。而在现代，则更需要知识分子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民主知识，引导形成合理的社会伦理规范。无疑我们的国家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使这个国家变好是每个人的责任。而执政党和知识分子，则分别作为实际权力的持有者，和理论上更先进的公民，更应该承担更多的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某种程度而言，后者承担的责任甚至更重要。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 我相信鲁迅先生的话至今还掷地有声，知识分子是中国脊梁的重要组成部分，绝不能弯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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