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善长大概可以算是明朝开国元勋中权势最为显赫的人物，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功臣，功劳最大的六人册封为公爵，其中五人都是战功彪炳的武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冯胜、邓愈，唯独李善长是没有战功的文官，却排名第一。足见此公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无人可以企及。 李善长字百室，濠州定远人，年少时勤奋读书。特别精通先秦的法家理论，策划事情常常八九不离十。朱元璋的军队打到滁州附近，他前往投奔，向朱元璋指点迷津：秦末大乱，布衣出身的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用了五年时间成就帝业。现今天下土朋瓦解，你如果以刘邦为榜样天下指日可定。  打下滁州，朱元璋提升他为参谋，成为言听计从的亲信。随着朱元璋势力的发展，他的官职步步高升。朱元璋自封为吴王，李善长出任右相国，处理日常政务。朱元璋率领军队四处征讨，命李善长留守，转调军饷，安定后方。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李善长以中书省左丞相主持朝廷日常事务，册立后妃、太子、诸王，建立各种制度，事无巨细，全权处置。 洪武三年（1370），大封功臣，李善长以太师、左丞相的身份，封为韩国公，年薪四千石粮食，还得到了皇帝赏贴的“免死铁券”，可以免除自己“二死”，儿子“一死”。传统戏剧中常常提到所谓“免死金牌”，并非捕风提影，而是确有其事。当然不是真正的金子做的金牌，而是铁牌，上面不是几个字，而是一篇短文： 朕起自草莱，提三尺剑，率众数千，居群雄肘肢间，未有定期。而善长来谒辕门，倾心协谋，从渡大江。于是定居建业，威声所至，无不来附。一二年间集兵数十万，东征西代，日不暇给。尔独守国，转运粮储，供给器仗，未尝缺乏。況剸（tuan,二声）繁治剧，和辑军民，无有怨语之言。此上天以投朕，朕独知之，其人人未必尽知也。昔者汉萧何有馈之功，千载之下，人皆称焉。比之于尔，萧何未必过也。今天下一家，尔年已高，朕无以报尔，是用加尔爵禄，使尔子孙世世承袭。肤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礼，兹与尔誓：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尔勋…”。  以皇帝的口气称赞李善长，和辑军民，治理政务，功劳可以和汉朝萧何相媲美，无以为报，特赐铁券。最为关键的一句话是：“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可见所谓“免死”是有条件的，就是“逆谋不宥”——谋反罪不得免死。有了这一条，后来朱元璋处死李善长，就算不上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了。所有免死铁券都有这一句话，可谓用心良苦，它可以使“免死”成为一句冕堂皇的空话。 宦海沉浮，世事难料。朱元璋在赞誉李善长功劳可以和萧何相媲美的同时，已经在考虑取代他的人选了。原因就在于李善长的势力过于膨胀，日益成为皇权的潜在威胁。为此朱元璋秘密召见刘基，商议左还相人选问题。刘基虽然受到李善长排挤，仍出于公心，希望皇上不要撤换李善长，理由是：李善长是开国元助，声望卓著，能够调和各方势力；而且皇上提出的继承人选一一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不合适。朱元璋没有接受刘基的建议。洪武四年，李善长以体面致仕（退休）的方式，交出了左丞相的权位。 李善长交出权位后逍遥度日，难道就可以像另一位开国元勋汤和那样，得以善终了吗？不一定。汤和是那种宁静淡泊的人，而他迷恋于权势。  李善长毕竟是第一功臣，退休的待遇非他人可比。皇帝赏賜给他田地几千亩，佃户一千五百家，另有“守家户”（看守坟基的专业户）一百五十家，以及卫士二十家。还要他负责在凤阳营建中都、修造宫殿。洪武七年，由于他的关系弟弟李存义提升为太仆寺丞。洪武九年，他的儿子李棋和皇帝的女儿临安公主结婚，李祺成为驸马都尉。退休之后的李善长依然可以呼风唤雨，是很容易引来非议的。御史大夫汪广洋弹劾他“挟宠自恣”，举出来的事例却比较肤浅：陛下日前龙体欠佳，将近十天不上朝，他不闻不问；他的儿子驸马都尉李棋竟然六天不来朝见，被叫到殿前，还不认错，实属“大不敬”。结果受到处罚一一削减岁禄一千八百石。这大概可以看作李善长命运转折的一个信号。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被处死，株连一大批“胡党”。不少大臣仰承皇帝旨意，纷纷请求处死“胡党”分子李善长。出乎意料的是，朱元璋没有接受这一请求，他解释说：我当初起兵时，李善长前来投奔，说从此见天日了。那年我二十七岁，善长四十ー岁。他是我初起时的股肱心腹，不忍心惩处。  平心而论，胡惟庸是李善长一手提拔起来的，也是他积极向皇帝推荐而升任左丞相的。胡惟庸被处死后，追查下去，李善长自然难辞其咎，说他是“胡党”，并非毫无根据。 因此，夺年薪一千四百石，以示警告。那么罚了点年薪以后，李善长真的“无患”了吗？这只是朱元璋在等待“罪状”的升级罢了，他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处死一位勋臣。 洪武二十三年（1390），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以后，他的罪状由“擅权植党”突然升级为“通倭通虏”，也就是勾结日本、蒙古“谋反”。 当然，所谓“谋反”云云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明代的大患是南倭北虏，人臣的大罪是结党谋版，于是明太祖和他的秘书们便代替胡氏设想，巧为造作，弄一个不相干的从未到过北边的江苏人封绩，叫他供出胡惟庸通元的事迹，算作胡党造反的罪状。后来又觉得有破绽便强替封绩改籍为河南人，改身份为元遗臣，又叫他攀出李善长，引起第二次屠杀。一面又随便拣一个党狱中人林贤，捏造出一串事迹，算作通倭。  既然胡惟庸“谋反”的罪状是虚构的，那么李善长“串通胡惟庸谋反”，便成了无稽之谈。当时朝廷公布的材料却振振有词，其一是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供词，其二是李善长家奴卢仲谦的自首，都意在“证明”胡惟庸串通李善长谋反。这些毫无疑问是当时的特务机构锦衣卫按照皇帝旨意随意炮制出来的。 《明史・李善长传》言：皇帝命令速捕李存义父子，严加审讯牵连到李善长。供词这样说：胡惟庸有意谋反，派李存义游说李善长。李善长惊诧道：你为何说这样的话，一且事机泄露，九族皆灭。胡惟庸又派李善长的朋友杨文裕去游说：事成之后，封你为准西王。李善长惊讶不许，却颇为心动。胡惟庸亲自前往游说，李善长还是不许诺。过了一段时间，李存义再去劝说，李善长叹息道：我老了，等我死后，你们自己去搞吧！李存义说：蓝玉将军出塞至捕鱼儿海，俘虑了胡惟庸派往蒙古的使者封绩。李善长对以上这些情节隐瞒不报。 这些供词一公布，仰承帝意的御史们接二连三地弹劾李善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等人，在锦衣卫的威逼利诱下，也出来揭发李善长与胡惟庸“通贿路，交私语”，这样一来，似乎铁证如山，李善长已经百口难辩了。朱元璋终于出来发话：李善长身为元勋国戚，知道胡惟庸“逆谋”而不揭发，狐疑观望，首鼠两端，大逆不道。皇帝亲自定案：李善长串通胡惟庸谋反。定了“谋反”罪，先前颁发给他的“免死铁券”也救不了命了。因为那上面镌刻的金字写得明明白白：“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所谓“逆谋”就是谋反，是不得免死的。  于是，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和他的家属七十余人，被一并处死。唯独例外的是，他的儿子李祺，以及他的外孙李芳、李茂。受到株连的开国元勋有：吉安侯陆仲亨、延安候唐胜宗、平凉候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候郑遇春、宜春候黄彬、河南候陆聚、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顺时等。 一年后，郎中王国以上书的方式为李善长鸣冤。这份鸣冤状子其实是由才子解缙起草的，题为“论韩国公冤事状”，以雄辩的事实反驳“串通胡惟庸谋反”的结论。大意是说：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勋臣第一，假使他再次帮助胡惟庸成事，也不过是勋臣第一而已。他都已经年迈体弱，子孙一大家子了，根本没有精力，也没有那个必要去冒这样的风险，置家人的性命于不顾！况且李善长一向处处维护陛下的尊严，从起事起就跟着陛下，终于天下平定，可以享享福了，他这是何苦来着？这一番话，说得朱元璋哑口口无言，默认是枉杀。解缙也明自，已经杀了，鸣冤于事无补，只得退而求其次：“犹愿陛下作戒于将来也！'为此他讲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大杀功臣必然导致臣下心寒，民心丧失。  朱元璋对此有何感想，不得而知。估计被解缙问的是脸上挂不住了。他的太子朱标曾对父亲说：杀人太多太滥，恐怕有伤朝廷和气。第二天，朱元璋把一根长满刺的树干扔在地上，要朱标捡起来，朱标面露难色。朱元乘机回答他昨天提出的问题：如果把树干上的刺除去，你就可以使用了；我现在诛杀功臣，是为你消除隐患。父与子的对话在无意间流露了内心的秘密。 如此看来朱元璋是一方面深虑身后子儒孙弱，生怕和他并肩起事的一般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此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好让他的朱家天下能稳稳当当的传后世于千万代，不要像秦始皇一样，二世而亡。 但是，李善长的死与他自己树大招风也是脱不了干系的，即便他真的没有一点违背朱元璋的意愿，可是他也架不住其他人冒他的名讳去做一些违背皇帝意愿的事，给朱元璋落下了屠杀他一家的口实，一代名臣就这样被稀里糊涂的枉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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