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论衡》之“逢遇第一”（2）

【拙解】

春秋战国时期，伍子胥和伯嚭都是楚国人，后均奉吴王夫差为主而为吴国之臣。伯嚭贪贿反受吴王倚重，伍子胥献忠言却被夫差诛杀，此为品行迥异但同事一主的范例。还有品行相同却所奉君王有差异的，也志得和失意之分，如商汤之臣伊尹和商纣之臣箕子。伊尹、箕子均是良才，然而伊尹尊为宰相，箕子被囚为奴，只因伊尹遇明主成汤，箕子逢恶君纣王。所以，贤臣事奉明君，君主欲图治国，属臣以贤能才智辅佐君主，二者相向而行，贤臣自然会得到赏识和重用。以贤能事奉恶君，恶君不思治国，贤臣虽以忠言直行辅佐，然而二者品行志向相背，当然不会被赏识重用。

古人曾说，成大事者，需得天时、地利、人和。《逢遇》此段说两例以证人和之重要。读古史，伍子胥之被诛，或非只怪夫差信谗言，子胥的刚愎与不自知性格亦是导致其悲剧人生的重要因素。伯嚭虽得吴王之赏，却也未得善终，被越王所杀，皆因其贪且不忠。伊尹得明主成汤赏识而尊为相，实为君臣之共幸。箕子之逢遇暴虐商纣，确属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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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东汉时期思想家，唯物主义者。

《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八十四篇，是东汉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义著作。作者在著作中以当时少有的唯物主义思想，对皇朝统治集团崇尚的儒学、神学的虚伪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批驳。

《论衡》的出现，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由于作者身处的时代使其世界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响其著作的历史重要性。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读国学经典，从中汲取有益养分，人生一大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