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之“逢遇篇”（3）

【原文之三】

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也。孔子绝粮陈、蔡，孟轲困于齐、梁，非时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浅，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尧、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调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轭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闭心塞意之变。故至言弃捐，圣贤距逆，非憎圣贤，不甘至言也。圣贤务高，至言难处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

【拙解】

或有才智高、品行端的臣子，遇到有心治国之君王，却仍有不被重用的，比如孔子、孟轲就是这样。孔子身怀大才而周游列国，均不得重用，甚至在从陈国到蔡国途中被困断粮，七日不得一顿饱餐；孟子欲以才智游说齐国、魏国，终遭拒而困于齐、魏之间。当时，并非各国君王不愿意用高人良策，实为诸君王受才智不高、浅薄学识所限，无能力使用具大才之人。所以，能驾御千里骏马之人，必是王良。能任用禹、稷、皋陶为臣的君王，必是尧、舜。驾御日跑百里车马之人，却让其驾御千里之驹，定会有摧毁车辕横木、折断御马轭具之隐患。只有使用低端臣子之才的人，却让其掌控有大才智之臣，必然会有良才受限、高策被阻的不期变数。所以会出现良言被弃、贤臣遭距的情况，此非君王憎恶良臣，是其不愿理会中肯良言。圣贤所求理想至高，忠言良策施行困难。所以，大才之士欲求得低能之主的任用，低能的人不可能接受，不得机遇、赏识也是理所当然。

【小议】

君之为君，御群臣之人，未必需事事高于其臣，有治国之志、御人之能足矣。所谓大才之人不得赏识，未必都是君之错。事君，也是学问。不知如何事君，不知如何使君王愿采纳所献之策，此类人或只是偏才、专才，而非大才。孔子之才在于理论、在于著书，故有《诗经》、《论语》等大作，后有历代王侯将相尊其为儒学圣人，然而身处春秋，游列国而无一国纳之、用之，或许只能说明其才不合时宜，时不堪用，用则废国。孟轲亦然，故也退而著书立说，使儒学得以丰富和传承。

再看当下，职场中竞争是常态，综合素质高者往往前途光明，因为竞争要看专业能力，但不只限于专业能力，情商智慧亦占很大比重。团队领头人未必每一项专业的水平都要高于其成员，知人善任是必须具备的领导素质。成员或在某一领域确有专长，需要让自己的所长得到认可、获得发挥机会。恃才傲物者，还是去著书立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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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东汉时期思想家，唯物主义者。

《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八十四篇，是东汉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义著作。作者在著作中以当时少有的唯物主义思想，对皇朝统治集团崇尚的儒学、神学的虚伪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批驳。

《论衡》的出现，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由于作者身处的时代使其世界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响其著作的历史重要性。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读国学经典，从中汲取有益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