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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发展史其实也是一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医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缘于生存竞争的压力，人类最新出现的技术会首先被应用于军事，其次便是医学。所以，沿着科技发展的脉络看医学，非常容易捋清我们曾经遇到的沟沟坎坎。 医学进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证伪、越来越接近真相的过程。因为真相永远只有一个，所以今天的神奇，在明天看来很可能就是个笑话；曾经出现过的那些争议和非议，总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不值一提。按照历史的规律：最能影响发展的常常不是技术，而是思想。 
01 这段历史没有系统的文字记载，按照考古的结果，最早的治病经验是来自于巫师的实践。巫师们为了使自己的“能力”更强，必须不断地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慢慢地，他们成了最能辨认有害植物的人，也成了能够模仿动物自疗或者使用草药治病的智者。 在那个时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要远远落后于人文科学，所以虽然当时他们能够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但其实那时的他们既不了解天，也不了解人，只是有些奇思妙想而已。早期人类可能已经具备了脓肿穿刺和颅骨钻孔之类的手术能力（一说是史前文明的结果），但大家要清楚：巫师们掌握的这些本领虽然与医学有一定的联系，其目的却多半不是真的为了给人治病，而是为了使自己的法术更具有可信性而已。
02 医学的初级阶段 这个阶段从有系统文字记载开始一直到公元三世纪左右。人类逐渐摆脱了最初的蒙昧状态，开始主动地观察疾病并探索治疗方法。由于拥有了文字，医学实践的经验得以迅速地积累起来。水平最高的区域共有4个：美索布达米亚、中东、印度和中国。这4个地区其实对应了古代的四大文明发源地，分别是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古印度河-恒河流域和黄河-长江流域。这些地区人口稠密，人多了自然病人也多。这时候的医生已经作为一个专门的职业逐渐与巫师分开，医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在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三世纪这800年左右的时间里，古今中外医学史上的第一波神一般人物开始登场，比如：希波克拉底、盖伦、查罗克、苏斯鲁塔、华佗、张仲景等等，一时间群星璀璨，闪亮无比。比较系统的学术著作也随之而来，比如希波克拉底的《关于流行病》、盖伦的《解剖学预习》、苏鲁斯塔的《苏鲁斯塔本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等等。前辈们在当时薄弱的科技基础上取得的医学成就是极其伟大的，比如大家不约而同地都采用了望闻问切的方法来检查病人；提出了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管理的概念；瘟疫来袭时，需要隔离传染源以及传染病人（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外科已具雏形，印度人的整形外科甚至已经开始用植皮的办法来修复鼻子；更令人震惊的是古中国人竟然提出了用脓包结痂的粉末来预防天花（当然他们也不知道这样做的根本原理是什么）……
以上知识均是来自于最直接的临床实践，各种治病经验的迅速积累对于医学基础理论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但是由于宗教等信仰的限制，世界各地均禁止进行人体解剖，这使得这个最能接近人体真相的途径几乎被彻底阻断，加之现代科技手段尚未出现，在这种种限制之下人类的想象力被动地得到了伸展，随即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理论学说。希波克拉底的追随者认为人体是由水、火、土、空气四种元素组成的，体液或者情绪的失调就会导致疾病；印度人则认为精气、胆汁、痰液是人体最重要的三种体液，它们的失衡会引发疾病；中国的阴阳五行理论和经脉学说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它们至今仍是中医从业者们的理论基础……严格地说这样的理论并非真正来自于实践。因为当时的临床观察水平非常肤浅，没有人体解剖，也没有病理生理等深入的分析，由此总结出来的理论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猜想，自然也无法有效指导临床实践。比如对于天花、鼠疫、梅毒之类的传染病，不管理论上说得多“清楚”，这些病在当时依然都是不治之症，一旦出现疫情除了隔离之外几乎没有办法。
趣的是，这些理论虽然在今天看起来有些可笑，但却并不影响医生们凭经验看病并且积累经验。同时，由于它们本身集合了当时所有自然和人文科学的最高成就（包括哲学和有限的解剖学知识），虽说从医学的角度看价值不大，但充满了哲学式的思辨，读起来精彩无比。 脑补一下当时医生们看病的情景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世界各地的医生会用同一种东西或同一种方式来治某种病（比如夜盲症），但各自嘴上滔滔不绝的理论却大相径庭。当然“一病多治”的情况也很常见，比如治疗疟疾，屠呦呦教授在筛选药物时一共找到了几百个相关处方，最终才在其中一个里找出了青蒿素……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由于上述理论提出者的影响力实在太大，再加上当时受条件所限又无法证伪，所以这些理论能够广泛深入人心，并且渐渐固化成为教条。这种现象持续了大约1000年，直到13世纪的欧洲，情况才开始有了的转变，并且从解剖学开始划出了一条界线，成为现代医学的起点。从此以后，以传统医学理论为基础的医学实践称之为传统医学；相应地，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称为现代医学。03 1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日渐式微，以往的监管有所松动，解剖学率先取得了突破。由于这门学问并不需要什么先进的研究手段，所以说解剖学上的突破其实是思想观念上的突破。蒙德维勒的《外科学》和蒙迪诺的《解剖学》相继完成并引起广泛关注。这些著作虽然在今天看来尚显粗浅，但在当时已是巨大的进步。它们向公众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以往的权威未必都是对的。随之而来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由于自然科学在那个阶段没有太大的突破，所以文艺复兴对于医学来说最大的意义依旧是解放思想。在这个大背景下，解剖学的发展仍然是一面旗帜。达.芬奇是精准解剖学的开山鼻祖，而安德鲁斯.维萨里却是集大成者。1543年维萨里的不朽著作《人体的构造》出版时引起了空前的轰动，同时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其实那些盖伦的信徒们只要做一次人体解剖就可以发现维萨里的伟大，但他们却似乎更愿掩耳盗铃地去维护权威，而不是面对真相。
还有一点比较遗憾：16世纪解剖学的进步虽然伟大，但对于外科学的发展影响却不大---外科医生的地位依然远远低于内科医生。好在这种状况并没有影响医学经验的积累，这一时期依旧涌现出了许多有名的医生。他们开始不惧怕权威，用务实的态度观察疾病、独立思考。
比如安东尼奥.本尼维尼，他甚至大胆地提出了细菌的概念及其传播途径，并且认为“可以用腐蚀剂来消灭细菌”！真的应该向这样的人致敬！要不是那时物理学没有跟上，他险些真的就看见了细菌！不仅是物理学没跟上，那时的化学、药理学、病理学、生理学等等均还在初级阶段。医学家们虽已将自己探索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但就是因为缺乏现代科技这个拐杖，他们离真相始终差了一层窗户纸。04 评价一个医学理论是否科学，最重要的标准是它是否能够有效指导实践，也就是能不能治病---既要能治已有的病，也要能治新出现的病。从这个角度看，传统医学理论的指导作用显然差得很远，比如目前肿瘤学领域内所有的“救命药”，没有一个是在传统理论的指导下产生的。另外，科学的理论必然来自于科学的实践。拥有今天的观察手段和实践经验的人是无论如何总结不出传统医学理论的，就像望远镜发明以后很难再出现“地心说”一样。现代医学的资料只能导致现代理论的产生---即便是过些年、换些人来总结，得到的也一定都是眼前的这一套理论。这倒不是因为今人比古人要聪明，而是因为自然科学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日新月异研究手段，总是会让我们比前人更容易接近真相。17世纪，人类终于迎来了自然科学领域另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开普勒、伽利略、培根、迪卡尔、牛顿……逐个登场、风骚无比。自然科学领域的不断突破使得人们对于古代的教条产生了广泛的怀疑，自由医学思想逐渐形成，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也由主观的臆想逐渐过渡到务实的观察。这次冲在前面的是哈维和他的血液循环理论，他的经典著作《心血运动论》正式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新的循环理论彻底颠覆了盖伦主义的“肝脏是循环中心”的学说，这又一下子触动了许多人的神经。好在哈维所处的环境已经相对宽松，除了遭遇一些口水官司之外并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伤害。随后跟上的是虎克和他的显微镜，这位老兄的幽默和他的创造天才一样出众。当他第一次用自制的显微镜看到牙缝碎屑里细菌时，惊讶地宣称“有如此众多美妙的小动物，其数量甚至比北欧国家的人口还要多……”
从那个时代以后，自然科学以不可阻挡的姿态迅速发展起来。在此基础之上，现代医学对多种疾病的病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阐明了机理，彻底摆脱了传统医学“对症下药”的弊端，治疗效果随之大幅提升。尤其是在对传染病的治疗上，严重威胁人类的烈性传染病几乎被全部消灭，当然也同时消灭了以往关于传染病的种种传统理论和学说。在这个大背景下，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被冲击得支离破碎，影响力越来越小，但临床治疗经验却是个例外，继续得以传承了下来。以外科为例，早年的外科虽然没有麻醉、没有输血、没有抗感染的措施、死亡率也很高，但外科技术却一直在不断进步。比如后来的俄国外科医生皮罗果夫可以在3分钟内截断大腿、30秒内切掉乳房；法国外科医生让·多米尼克·拉里则创造了在24小时为200个病人做完截肢手术的记录……至于公共卫生管理、妇产科、传染病、护理学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对后世的贡献更是不可估量。
当然争议和非议一直也是广泛存在的，并且很激烈，甚至到了19世纪中叶塞梅尔魏斯提出在探视病人前必须要认真洗手消毒时，他几乎遭到了所有同行的攻击并且被解职，直到40多年以后他的产褥热理论才开始被人认可。现在看来，在探视病人前洗手消毒本身并不麻烦，但为什么这样一个简单并且有效的做法会遭到所有同行的抵制？这才是值得深思的事情。其实无论是宗教势力还是传统学派的势力，他们对于新生事物的反对归根结底是源于思想上的局限性。虽然这种局限性多半是源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但却常常被冠以保护大众的名义而显得堂而皇之。05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中间这么一大段时间里没有提及中国的传统医学？其实我很想多夸夸自己人，但在中国的医学发展史上，可以算得上划时代的创举实在不多。一个是1247年宋慈创作的《洗冤录》，这本书被公认为是世界法医学界的开山之作，但对医学而言，它最大的贡献是对尸检态度上的突破。宋慈出于检验的实际需要，一反当时的伦理观念和具体做法，彻底打破了尸体检验的禁区，将道学之气一扫而光，这是难能可贵的。宋慈进行尸检研究时间其实与西方解剖学开端的时间差不多，但很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宋慈，他的做法很快就被淹没在世俗之中。自此之后直至西方现代医学传入中国，本土再无类似的创举出现。另一个大事件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本书完成于1552年，可以说是将《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以后历代医家的系列工作做了一个完美的总结，这个巅峰之作堪称中医界的《史记》。此后虽然历代医家也常有著述问世，但多数就是临床经验的总结。既没有怀疑，也没有太大的发展。
李时珍的时代，正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如火如荼的时代。西方医学正是以此为起点，用几百年的时间稳步完成了的新老交替，将人类的医学水平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我们的医学发展史上显然缺乏这样一个过渡的过程，所以当西方现代医学伴随着侵略者的脚步进入中国的时候，国人遭受的冲击和痛苦是空前的。因为这相当于把西方六、七百年经历的变革的痛苦一下子浓缩在了一起，所以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产生排斥或是怀疑心理都是可以理解的。时至今日，国内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之争依然非常激烈。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两者就像是一棵大树的树根和树冠，所以这些口水官司其实没什么意义，但是却可以带来巨大的危害。因为老百姓是不懂医学的，面对这些争议他们完全无所适从，常常稀里糊涂地就当了炮灰。他们永远都不会不知道这些争议都是从业者为保护各自的利益而引发出来的，与患者的切身利益关系不大，与医家悲天悯人的济世之德更是背道而驰。当然也有人提出要中西医结合，但如何实现结合是个很大的问题。由于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在基础理论上几乎格格不入，两者在这方面实现融合是不可能的。但缘于多年“结合”需求，现实中的情况变得有点滑稽，比如允许西医开中药，或者建几所医院、把中医和西医放在一起工作等等……传统医学里真正能够传承的，是历代积累下来的临床治疗经验。在几千年的实践中，医家先辈们积累了大量的处方、治疗手段和治疗经验，它们不仅在部分疑难疾病的治疗上依然在发挥作用，并且也为现代医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入口。充分发掘并且利用这些资料，才是对“中医是个宝库”这一伟大指示的最好诠释。前面提到的青蒿素的发现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在这个过程中屠教授没有依据中医理论去对青蒿素的药性进行辨析，而是首先在古籍记载的治疗经验中发现了端倪，并利用提取、分析、药效学研究等一系列现代化的手段最终获得成功。成就虽然很大，但现实依旧残酷。由于屠呦呦所从事的其实是中药的科学化研究（或者说是植物药的科学化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与中医理论体系格格不入，反倒相当于将中药“去特色化”。很自然地，为了维护中医的“正统性”，在获诺奖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屠呦呦在中医界的地位很微妙，在单位的日子也不好过。当时曾有记者问诺奖委员会成员汉斯：“能不能说这是你们第一次颁奖给中医？”汉斯答道：“我们不是把本届诺奖颁给了传统医学，我们是把奖项颁给受传统医学启发而创造出新药的研究者……”其实这样中西结合的例子以前也有过不少，比如张亭栋与三氧化二砷、陈克恢与麻黄碱等等，都是运用现代手段在中药中提取有效成分并在临床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只是没得诺奖而已。看来要想实现更多的突破，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胸怀。若不是老祖宗善于积累，今天的我们不知道要摸索多久才能发现黄花蒿；若不是有现代科技做支撑，老祖宗的经验还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大放光彩。
1802年的一幅抵制牛痘的漫画，描绘了牛痘接种后可能出现的“反应”
人类需要这些勇于探索并且敢于突破的人，他们的方向，正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的方向。大概是源于民族主义的情结，有许多中医的支持者常常会拿“尊重先人”来反对所有的质疑，事实上这样的说法反倒意味着他们并不了解先人。纵观历史，我们传统医学的开山鼻祖正是博采众长、摒弃了神鬼星象之说等荒诞论调之后才成了大家之言，为什么今天的我们反而一定要抱守陈规呢？比如药王孙思邈，他一生“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并告诫后人“沉思留心作意，殷勤学之，乃得通晓，莫以粗解一两种法，即谓知讫，极自误也……”倘若当时给他一副完备的解剖图谱，告诉他以前的理论是问题的，他会反对吗？倘若给他一台显微镜，让他自行探究微观世界，他会拒绝吗？所以，有人说我们的祖宗比国外的祖宗聪明，我不信；但要说比外国的都笨，我更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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