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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朱竹垞太史：曾邀夜半撤金莲，蓬阁投簪未暮年。谁使山中间宰相，自知林下即神仙。芸香好护书三万，石冻常消斗十千。犹记城西相送日，杨花飞雪断桥边
 ■吴香洲 清季诗坛人物，无不以地域来称呼之。若“南施北宋”、“南查北王”、“北王南朱”等。黎庵老人谓：“施闰章、宋荔裳，究不足以领袖南北两大文坛；查初白也只有赵瓯北独力推崇，未见得会令人信服；惟有朱竹垞方足与王渔洋铢两悉敌，分庭抗礼，无愧为清诗春季之南北两大家，三百年来论诗者几无异议。” 嘉兴人开口“烟雨楼”，谈文学则开口“朱竹垞”。竹垞为吾禾明季状元宰相朱国祚的曾孙。他名彝尊字锡鬯，行十，号金风亭长，晚号小长芦钓鱼师。生当家国之残年，运蹇自悔。父朱茂曙，字子蘅，乡人私谥安度先生。少善属文，工行楷书，能画山水、竹石，为华亭董文敏公所赏。母唐氏，乃董文敏外甥女，自幼即工书画，思翁见之，谓人曰：“不出十年，可以乱吾真矣。”国变后，其父敝衣破帽，口不谈天下事，惟与里中耆老棋酒为遣，逍遥在外，沉痛其中。竹垞身切家国之痛，怀有抗清复明之志，故其少壮之时，乃以遗民自居。 近人刘师培在《曝书亭集》后有大段跋语，将竹垞一生分成四个时期：“夫朱氏以故相之裔，值板荡之交。甲申以还，蛰居雒诵，高栗里之节，卜梅市之居，东发、深宁，差可比迹。观于《马草》之什，仿伪满之苛残；《北部》之篇，吊皇陵而下泣。亡国之哀，形于言表。此一时也。”盖竹垞少年时，自高志节，以复国为职，投向“报仇雪耻之邦”的山阴祁氏，并借岭南屈翁山亦居祁园，与祁氏兄弟及张用宾、朱伯虎、钱允武、陈三岛、魏雪窦等结为死党，欲共举大业，策划郑成功进攻长江事。“及其浪游岭峤，回车云朔，亭林引为知音，翁山高其抗节。虽簪笔佣书，争食鸡鹜，然哀明妃于青冢，吊李陵于虏台，感慨身世，迹与心违。此一时也。”此言密谋失败后，竹垞浪迹天涯，与顾亭林、屈翁山相结纳。然其时年已及壮，鉴于恢复无望，壮志渐馁，故有迹与心违之叹。“至于献赋承明，校书天禄，文避北山之移，径夸终南之捷。甚至轺车秉节，朵殿承恩。仕莽子云，岂甘寂寞；陷周庾信，聊赋悲哀。此又一时也。”竹垞虽以布衣自尊，十余年间，颇负重名，姓字达于禁中。满清为巩固统治地位，一面采取高压政策，一面用笼络手段，特开鸿博大科，竹垞不得不膺荐赴试。考取一等第十七名，授翰林院检讨，赐第黄化门。世人讽嘲此事为“西山蕨薇已精光，一队夷齐下首阳”。事出无奈，而话柄确凿。康熙二十年（1681），曾出典江南乡试。后入值南书房，以携带抄胥入内抄录进呈秘籍，被掌院学士牛钮弹劾，降一级出内廷。二十九年（1690）复官，后两年复以事被褫。从此意兴阑珊，官场梦断，只好还乡去做小长芦钓鱼师了。以其高寿，要活八十一岁，故又有第四个时期，称为“先后异轨，出处殊途，冷落青门，忆否故侯之宅；萧条白发，难沽处士之称。此则后凋松柏，莫傲岁寒；晚节黄花，顿改初度者矣。”竹垞虽未仕朱明，难与钱牧斋、吴梅村并论，但“先后异轨”之讥，总不免有疚于心，故其亭名“曝书”，集称“腾笑”，固已先自解嘲矣。 竹垞不但工诗，为一时之冠，于词、文、学术，亦无所不能，堪称多面手，且各各显著，旗鼓相当。陈迦陵虽亦工诗词、骈文，尤其是倚声，古今无敌手，论词者并称为“朱陈”，然其经学方面，一无著述；后人袁随园亦雄于诗而弱于词，故《小仓山房集》中几无一词，虽不能不说是随园之聪明处，然亦可见皆未若竹垞之在同一水平线上。近代诗人陈石遗在其《题竹垞图》诗中称：“胜朝数学人，终首朱锡鬯。经史既淹通，诗文复跌宕。”并列举清代诸学者及文学家，认为均无竹垞那样并兼诸家之长，“所以小长芦，一代绝辈行。”此说诚为不易之论。 世人以竹垞布衣而跻身清华，颇多非议。试想一翰林院编、检是普通读书人要几十年风雨窗下，经过大小多少场考试才能获得的，而朱竹垞他们则轻而易得，故引起一般士子的妒忌，谓之“野翰林”，言下大有醋意。赵秋谷的《谈龙录》中有一则云：“或问于余曰：'阮翁（王士祯）其为大家乎？’曰：'然。’'孰匹之？’余曰：'其朱竹垞乎，王才美于朱，而学足以济之；朱学博于王，而才足以举之。是真敌国矣。他人高自位置，强颜耳。’曰：'然则两先生殆无可议乎？’余曰：'朱贪多，王爱好。’”赵自问自答，颇有意思。查《曝书亭全集》存诗一千七百余首，益以裔孙墨林及冯柳东所辑集外稿，约四百首，合计仅二千一百有奇。稽其编年，自十七岁始，至八十一岁止，六十五年间，得诗仅此，不可谓多。若比起陆放翁所云“六十年间万首诗”来，要差得远呢。其实秋谷所谓贪多者，即是指《风怀二百韵》而言。 《风怀二百韵》是朱竹垞未通籍时为其妻妹而作，乃一畸形之爱情故事。近人姚大荣有《风怀诗本事表微》一文，言之甚详。首句“乐府传西曲，佳人自北方。……居连朱雀巷，里是碧鸡坊。”姚谓：“曝书亭诸艳诗，其涉于彼姝者，以《风怀》一篇为总叙，而此节又《风怀》全篇之总序。彼姝之里居、名字、次序、年庚、才艺，于此点明。当与集中《戏效香奁体诗》参看。诗作于康熙己酉，而叙事则至丁未止。竹垞十七岁以后，三十九岁以前，出处事迹，略具诗中。二十三年间，壮志良时，半消磨于柔情绮思，诚非竹垞佳遇。然处境困厄，摆脱为难，非得已也。” 明崇祯二年（1629）己巳，竹垞生于嘉兴府治碧漪坊里第（即今第二医院后，姚庄弄一带），其夫人冯氏宅近在其北，仅百步之遥。朱雀巷借点自己之姓，碧鸡坊借点碧漪坊。诗词大凡忌直，借景比兴为诗家普通手法，以下可以类推。
冯孺人为归安教谕冯镇鼎之女，生于崇祯四年（1631）辛未。其妹为同产，生于崇祯八年（1635）乙亥，排行第三。《戏郊香奁体诗》中有“同生感至诚”一句，“同生”即谓系冯孺人同怀女弟也。冯孺人名福贞，字海媛。依例推寻，则冯氏诸女，自系以贞字为排行，齿居第三者，必以寿为名，山为字，合“福海寿山”之义。故其三妹必名寿贞，字山嫦，以类相从，可无疑矣。所谓“巧笑元名寿，妍娥合唤嫦”。分嵌名字，至为明显。清末太仓唐文治先生曾于其乡某姓家，见所藏金簪一枚，上刻 另据姚氏《表微》称：“《晋玉诗话》云：竹垞《风怀诗》元稿，旧藏杨文云司马家。（翁泽芝之润刻《曝书亭词拾遗》序云：'原稿藏杨幼云星凤楼中。’则二稿并出于杨氏一家。惟词为竹垞姬人手钞，诗则竹垞手写耳。）稿凡五纸。初题《静志》，后始改为《风怀》，盖亦冀其稍稍隐秘耳。”为此而人们大都以为“静志”为冯三娘之字。姚氏认为非是，并为辩解其说之误：“殆由不知静志二字之来历；故有此说耳。竹垞元稿，虽以《静志》为题，而静志确非彼姝之字，略亦原心，殆即此诗之命脉。竹垞纂《明诗综》，其说明诗，即名《静志居诗话》。七十四岁始成书，距彼姝卒时，阅三十六年，显与彼姝无涉。惟竹垞以'静志’颜所居，则实由彼姝之故。”晋玉以《风怀诗》初名《静志》而认为此二字即冯三娘之字，此说显然欠通，岂有以恋人之字，径作诗题哉？因该诗乃竹垞为悼念三娘而作，“静志”与“风怀”原为一意，当以姚说为是。 竹垞以宰辅曾孙而入赘妇家，禾俗称之为“招女婿”，甚有易为妇姓者，则竹垞一仍本姓，一则固是名望所致，二则可知冯氏家庭之忠厚。其《亡妻冯孺人行述》云：“寒家自文恪公以宰辅归里，墓田外无半亩之产。祖考忱予公知楚雄府事，还仅敝衣一簏而已。至本生考安度先生，家计益窘，岁饥恒乏食。教谕君以孺人许彝尊为配，行媒既通，力不能纳币。彝尊年十七，为赘婿于冯氏之宅。遭乱，两家各去其居。”可知竹垞因家庭破落而入赘妇家。因为是赘婿，故初无犯礼之心；其坠入情网，实因避乱仓皇，得与小姨接近所致。 他们因战乱而避地六迁，初由碧漪坊而徙居冯村五儿子桥，地在练浦塘东，去嘉兴县治东南三十里，为冯氏祖居地。最后移居梅会里（今市郊王店镇）。《静志居诗话》：“予年十七，避地练浦。岁己丑，萑苻四起，乃移居梅会里，里在大彭、嘉会二都之间。”竹垞赘居冯氏五年后，至顺治六年（1649），又赁宅别住，并迎其父安度先生同寓。可知其与小姨相恋事，发生在定居王店之前，即避乱途中矣。因为只有避难这一非常时期，仓皇中易疏忽男女之防，才有此不自觉而然的机会。冯翁多女，其四其五，年方幼稚，必依其母。而三娘稍长，恒与其姊相依。仲姊既嫁，又同依母家；当时战火纷纷，盗贼四起，竹垞夫妇似惊弓之鸟，以丛茅密篁为栖身之地，日躲夜藏；三娘因追随其姊，即欲避嫌，亦非其时其地。人非草木，日久情深，“暗恋”之说，殆基于此。只是竹垞贫穷无措，否则当效娥皇、女英同嫁于舜的故事了。 居王店后，曾有数迁，先由接连桥而迁樊楼，最后定居荷花池上。其间竹垞有丧父之事，三娘有曾经许嫁，但未婚而婿亡事，故居室虽移，而与三娘相遇仍密迩不疏。竹垞之志益荒而情益荡，有隙可乘，便思亲近。三娘因未嫁而守礼谨严，室虽近而人则远。竹垞屡有“琴挑”之意，但终未遂。然情爱既生，灭之为难；人欲固险，惟酝酿既久，亦安可尽置人情而弗道哉？观“闹娥争入市，响屟（按，音谢，木板拖鞋）独循廊”一节，村社夜戏，男女摩肩混杂，最易生苟且之事；竹垞似与三娘同观夜戏，又欲再廊下之约，不啻待月西厢之张君瑞也。 顺治十年（1653），三娘十九岁，适吴门一富家。从诗中“种玉”、“量珠”之称，可知聘财之重；“斑骓”、“画舰”之谓，可见将迎之盛；“金屋”、“璇宫”之说，可想居处之华。三娘所嫁，诚属富家，但不过乡里多田足谷之子，以铜山金穴自豪而已。竹垞虽出身名门，而生活贫寒，连年橐笔，藉谋枝栖，对此豪华，能无气馁？谁知情丝转牵从意外，三娘所嫁之人，乃珠玉其外，败絮其中者，诚不惬聪慧女郎之素心。观竹垞所咏，三娘乃知书识曲，弹琴赋诗，缝裳制笺，诚美而多艺者，故竹垞欲作“凤求凰”而未得，大有“情何以堪”之叹。 三娘自禾中嫁吴门，婿家不可详知，其实亦不可能详知，竹垞岂能将真实姓名明白告人。从其归宁往来俱以舟楫及诗中所述，推测在太湖东北方向，其行程亦约略可考，盖秀水、桐乡之北，即交苏州境。三娘行嫁，自系由王店上船，经马王塘，过濮院镇，出妙智汛、石灰桥，再东北行，以达苏州。途经吴江中塔庙桥，故诗有“日影中峰塔”之谓。但竹垞未尝至定海，而诗有“潮音大士洋”之句，似去过普陀一样，实则系借点吴中禅刹梵院之多而言。 竹垞在顺治乙未以前，其踪迹南不逾杭、绍，北不过苏、松。乙未三月曾游山阴，至丙申春返里。夏复游岭南，迄戊戌秋始归。以后则里居时少，旋归旋出，不常厥居，故诗中亦详略互错。迹其原因，则详者以男女缠绵之情为主线，而行踪亦略而备焉。 顺治十三年（1656）丙申夏，竹垞游岭南，留粤二载。其《冯孺人行述》云：“予授徒不给，遂南渡岭。越二载归，则孺人徙西河村舍，是冬复还梅里。”适三娘归宁在家，遂予竹垞以良机，好事竟成。观“梅阴虽结子，瓜子尚含瓤……真成惊蛱蝶，甘作野鸳鸯”一节，可知三娘虽婚而未孕，竹垞遂乘虚而入。大抵非匹之合，初犹惟恐人知，继则恣情不休，渐忘形迹。然世上安有朝朝暮暮为云为雨而人不知之理？其“本来通碧汉，原不限红墙”二语，可见自身行踪，本难尽秘，竹垞已自知之矣。 那么竹垞夫人是否知隐呢？她当然知晓，只是不说罢了。她这种做法，是爱丈夫之极？还是爱胞妹之深？实在无法捉摸了。竹垞平日经常假称夫人之命，召小姨相叙，夫人亦未尝不知。某日他们相约，待夫人卧后作一深谈，夫人微闻之，佯作不知而先卧。明晨起，夫人立即命家中老妪送之归。这大概是冯夫人实在熬不过去了，算是极度的抗议吧。不过表面上仍是看不出来，她还笑着问先生昨夜何事？先生说：“无他，但怜才心切，小叙深情耳。”她怎么可能相信呢？竹垞有《洞仙歌》一词自作解释： 仲冬二七，算良期须果。若再沉吟甚时可。况熏炉渐冷，窗烛都灰，难道又、各自抱衾闲坐。银湾桥已就，冉冉行云，明月怀中半宵堕。归去忒匆匆，软语丁宁（编按，同叮咛），第一怕、袜罗尘涴。料消息、青鸾定应知，也莫说今番，不曾真个。 看来竹垞先生倒也真够坦白的。邹弢《三借庐笔谈》以赞赏的口吻称竹垞夫妇是“才妇佳人，必无所妒，彼王、谢诸公，应自愧弗如矣”。这种说法，又有谁肯相信呢？ 三娘自出嫁后，往来母家，当然非止一次，虽踪迹可知，而事实不详，似系久依母家者。竹垞在诗词中曾无一字明言其所嫁之人，只说“愤奚殊蔡琰，”则夫亡而无子可知，又说“嫁悔失王昌”，则早卒者为怨偶可知矣。三娘遭际独苦，盖未嫁已死一夫，既嫁而夫又亡，后因被谗言中伤，郁郁以卒。时在康熙六年（1667）丁未闰四月。《朱竹垞年谱》载：“同年，《静志居琴趣》成。”盖一部描写与三娘情魇的词作，于是年结集。两年后，竹垞因触景生情、睹物伤怀而作此诗以悼之。 朱竹垞因《风怀二百韵》而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已喧播人口，惟皆不欲传之文字。最早考证此事者为吾禾杨谦（字子让）。吴兔床《拜经楼诗话》：“竹垞赋《风怀诗》，为时传诵。晚年刻集，屡欲汰之，终未能割爱。诸草庐云：'古人称惜墨如金，竹垞之作《风怀》也，殆不然。’亡友秀水杨君子让谦，尝为予述之如此。子让注释《曝书亭诗集》，人称其博，过江浩亭远甚。于《风怀》考证尤详，几欲显其姓氏，既而复自裁节，盖犹之乎草庐之意也。”可知杨谦之注虽已露其眉目，结果还是怕人指责而删去了。嘉兴图书馆藏有此书，为木山阁刻本，原为香严老人金蓉镜“双桂堂”旧藏，上多香严翁朱笔眉批，密密麻麻，细楷甚佳；惟其仍从杨谦之意，根据孙银槎注本校录其上，作补充而已。香严翁亦非不知情者，只是尊敬“昔贤”罢了。竹垞弟子遍天下，他们恐怕没有一人不知此事的，故后来官修《四库全书》时特地将《风怀诗》及《静志居琴趣》抽毁，这实在是他们的“好意”，他们是想让一代大诗人坐享文庙两庑“冷猪头肉”的。 更有甚者，道光年间竹垞的同乡于源，在他的《柳隐丛谭》中竟为此事辟起“谣”来了，其辩解道：“竹垞太史《风怀二百韵》，擒词美富，冠绝古今。晚年定稿，有'愿不食两庑特豚’语，遂伪以为有盗姨一事。齐东谰言，本无足据。近山阴俞杏林（国琛）别订《风怀镜》一编，指为琵琶妓王三姑作，逐句疏解，得一昭雪。惟杨谦注虽略按时代，实无凿说。杏林以为误于杨注，亦谬。”于源与杨谦为同乡后辈，他虽不能见到杨谦其人，而极有可能看到杨谦未经删节之前的稿本，故作出“讹传”非始于杨氏的断论，这恰反证了“早已喧传于世”的真实性。至于俞杏林所指，无非是竹垞诗中用了“于盼盼”、“李当当”、“崔徽”、“苏小”等古代妓女的名字为喻，从而认为竹垞学问渊博，用典精严，断不致如此拟非其伦，故而演绎出一幕琵琶妓王三姑与朱竹垞的“生死恋”故事来。因为封建社会士大夫玩妓并不算丑事，甚而有诩为“风流韵事”而自鸣得意者，他自以为这样可以替朱大师“平反昭雪”了。 其实正是竹垞用典精妙所在。简单举一例证，若崔徽乃唐代山西河中妓女，《丽情集》称其因“裴敬中使蒲中，徽一见动情。敬中使回，徽以不得从为恨。久之成疾，自写其真，以寄裴曰'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矣’。”冯三娘后来与竹垞所处的正是这种境况，其事甚切，其人虽以妓女为喻，亦是竹垞苦心所在。细想他怎么可能写得明白质直呢？礼教的束缚，已经使人喘不过气来，竹垞能如此坦诚写出，已属“凤毛麟角”，所以必须以艺术手法来处理含括之。此真可谓痴人前说不得“梦”话也。倘然竹垞老人泉下有知，定然会与他们拼命，饱于老拳的。一笑。 有号“蔗道”其人者，曾为竹垞的诗文写序云：“自变故以来，诗书之气，无所附丽。天下之才人，往往化为诗人。”其言可谓沉痛也。三娘实因竹垞而亡，故竹垞写《风怀》，虽用词艳丽，而感情真挚、严肃，绝非寻常的咏风吟月，这是他终身不能磨灭的爱情史诗。 曾记得“钱塘苏小是乡亲”一印的随园老人，他对此事有过评价：“竹垞晚年自订诗集，不删《风怀》一首，曰'宁不食两庑特豚耳。’此躗（按，音卫，虚妄）言也。按：元明崇祀之典颇滥，盖有名无考，附会性理数言，遽与程、朱并列。竹垞耻之，托词自免，意盖有在也。不然，使竹垞删此诗，其果可以厕两庑乎？亦未必然矣。”到底是袁子才，他总算不曾把朱竹垞当作死守封建礼法、漠视男女爱情的“圣贤”。他们是引为同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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