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读大学的穷学生要攒够多少钱，才能撑到毕业？ | 镜相

回国讲学，和同事、朋友吃饭，便发现近年来大家越来越关心送孩子出国留学的问题，困惑点也大体相似。我自己也曾经是旅美留学生当中的普通一员，如今为人父母，为人师，要负担孩子念书的费用，也要站在美国的大学课堂，年年面对刚从国内来的新一代留学生，逐渐观察到中美家长在供孩子读书问题上的个中差别。

留学生家长们首当其冲的困惑是：到底需要给孩子准备多少钱？

先看看一个美国数学教授是怎么应付自己的大学学费的。我们学校秋季学期开学之前的例行教师大会，我在学校大礼堂门口碰见数学系的年轻教授Nicolas。“我这个暑假，可算有意义！”他一边摇头叹气，一边笑。“哪儿也没去，光在家拆房子了！”

今年5月底，他在清理后院的时候发现了白蚁，这些要命的小虫子大面积入侵他的地盘，祸延厨房、餐厅和小客厅。结果，只能紧急拆房子，一晃就过完一个暑假了。

“我家阁楼也曾经被一窝老鼠占领过，”我顺口说。“后来干脆和Terminix（注：美国一家病虫害防治专业服务公司）签个合约，他们定期来检查，事情就简单了。”

“喂！和Terminix公司签合约，每年至少要交给他们四、五百块钱！那是税后的现金！”他撇撇嘴，不以为然。

“防患于未然，不比你现在又拆又建省钱啊！”

“道理是不错，可我不是上学期才还清了大学贷款，想要宽裕几天嘛……”他有些不好意思，紧接着感慨：“你们在中国可以不负债就拿到大学文凭，多幸运！”

倒是我身在福中不知福了。看着眼前这个憨厚的同事，念及他膝下还有两个孩子要应付，却才刚刚付清大学的陈年旧账，我简直要同情他了。

好吧，钱，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送孩子去美国留学，家长要准备多少钱，这是个主观决定，我们不妨先看看客观数据。

国内某老牌留学培训机构发布的《2019中国学生留学意向调查报告》显示，被调研者中，意向留学生的家庭年收入“11-20万”（23.45%）、“21-30万”（16.43%）、“31-40万”（9.81%）排在前三位。也就是说，有一半的准留学生出自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据说有些家长到最后不得不卖房卖车，还有全家三代人一起筹钱来付账单的。

那么实际需要的支出呢？将学费、住宿费及其他几个主要支出项合并，今年最新的，美国各州大学生年度总花费平均数，按学校类别排列，如图：

将学校类别的差异、地区差异都考虑在内，一名国际大学生在校的每年花费最少也要三万美金。一个大学本科念下来，就是至少十二万美金。这样一笔钱，不要说对于国内的挣人民币的家庭，就算是对于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也是一笔不能算小的经济负担。所以，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在美国的金融体系里是有的，被称为“教育基金”的一种私人储蓄方式，各金融机构提供的模式不一，但都以专款专用为原则。家长们可以从孩子很小的时候起，定期定额在他们名下储蓄一笔钱，集腋成裘，供他们将来上大学用。不过，据说美国的父母都不为孩子们负担上大学的一应费用，任凭他们到外面的世界里摸爬滚打，以锻炼他们的“独立性”。屡有“专家”对这种硬性逼迫孩子只身闯世界的做法大加赞赏，似乎中国的父母都当见贤思齐。问题是，美国的家长们果真都如此狠心铁血吗？

人到中年，才还清念本科时的学费贷款，Nicolas不是个案，我的紧邻Brandt夫妇也一样。Nicolas是黑人，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Brandt夫妇曾经是高中同学，同在田纳西的小镇里长大，同是苏格兰血统。这三个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各自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的父辈、祖辈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家庭总收入有限，无法负担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开销。

也有人把族裔扯进来谈论这个问题，说华人重教育，中国人砸锅卖铁也会供孩子读书。我曾经在纽约市立大学系统里的其中一所学校代过两年四个班的课。这所学校里华裔学生所占的比例比较大，都是来自东南亚各地或大陆的移民的后代。这些绝大多数只认得自己中文姓名那两、三个汉字的孩子们，基本上都靠自己打工挣钱、靠申请各项奖学金、助学金维持学业。他们的父母，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第一代移民，没有能力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

美国19岁-22岁的年轻人当中，得不到父母经济支援的占四分之一，并非他们的父母都不愿意负担或刻意不负担，更主要的原因不过是简单得不得了的“无力负担”。不过，在美国崇尚“有教无类”，极力主张教育公平，以促进社会阶层纵向流动的体系里，只要想升学，肯用功，不会为钱所困而被迫辍学。

Brandt夫妇在高中时代开始谈恋爱，两个人都是天生的小学霸，相约一定要离开那个偏僻的小镇，到大城市里去上大学。“我很早就开始担心如何应付昂贵的大学费用，我知道父母无法帮到我。”Brandt太太说。

她的父母，小有几英亩田地，务农所得仅能维持一家七口人的日常生活。她一满16岁就出去兼职打工，能攒下来的钱也很有限。到高中的最后一年，她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查找学校的、社区的和政府的各种奖、助学金。不管数额大小，也不管自己的情况是否完全符合申请要求，找到一个申请一个。

“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两笔资助，其中一笔来自‘Wildlife Control & Prevention(野生动植监护)’基金会，数额比较大，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申请到的！”她笑起来，继续说。“这个基金会每年通过学校了解我的学习情况，确认我的成绩合格，表现良好之后，就定期把奖学金汇入我的帐户，为我解决了三分之一的学费。剩下的三分之二，靠每年申请学校的低收入家庭助学金，也应付过来了。”

她的丈夫，Brandt先生更厉害，也不打工，就靠死磕功课，硬生生用优秀学生奖学金把四年本科念下来。当然，家庭经济条件限制了他们择校的范围。和大多数第一代大学生一样，这对夫妇都没能进入他们高中时代的梦想大学，而是在普通高校念完本科，再申请到更好的学校念研究生，读完了博士学位。如今Brandt先生在大药厂主管原材料采购部门，三天两头去中国，Brandt太太则是执业的商业事务律师。

他们夫妇不能生育，三个孩子都是领养的。老三有严重智障，老大老二都被他们教养成了我们高中的学霸，先后考上名校。这两夫妇不仅包了学费，连生活费都一起包干了。Brandt太太说，“我们的经济条件比我们的父母好太多了，我们的孩子就不用像我们当年那么辛苦。”——这种话语方式，和一个中国妈妈有什么差别？

我们时常随口标榜“中国人特别注重子女教育”，诚然不能算错，可将西方人都归到对面，认为人家不“注重”，不免失于武断。美国家庭中“鼓励孩子独立，培养他们的经济头脑”之类的理念，也并非不分青红皂白，仅以切断对孩子的经济支持来实现。

我们小区里，今年有五个孩子考SAT，包括我家老二。这几个孩子的老妈们当中，数Tracy最逍遥。她在我们邻近学区的小学教美术，说起去参观哪几个校园啊，怎么计划给孩子们开个毕业party啊，眉飞色舞，头头是道。一提孩子的学费，她立刻耸耸肩：“哈哈哈，不管我的事。”要知道，她家里明年要上大学的，可是一对双胞胎！

事实上她这个为娘的不管，不等于双胞胎没钱念书。其一，Tracy本人，以及她的众多堂表兄弟姐们，再加上她的父母以及父母的堂表兄弟姐妹，都从纽约州立的Binghamton（宾汉姆顿大学，公立常春藤）本科毕业。如今轮到一对双胞胎，自然以Binghamton为首选，既保持家族传统，又能拿到相当幅度的“忠诚校友级”学费折扣。如果双胞胎在择校的问题上乖乖听话，他们读完四年大学的费用并不高；其二，Tracy夫妇都出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而家族庞大。尽管都算不上多富裕，父辈祖辈都毕竟不是一无所有。老人们在世之时，逢年过节都会给孩子们给一笔钱，过世以后，又留下遗产，统统存在孩子们名下的“教育基金”里。即便双胞胎都不肯选择Binghamton，直接落到他们父母肩上的经济负担也不大。

Tracy的所谓“不管”，实则是“不用管”。我的甲状腺专科医生也说过“不管”，“只是”在他儿子考上巴德文理学院之时，送给他一辆车，崭新的奔驰SLK250。他儿子开到学校去没几天就卖出去换现钱了，这算是管了还是没管？真正一毛不拔，完全甩手不管的有没有？也有。我的酒友，“Nostos”酒庄如今的大当家就是。他是希腊移民，酒庄年产数十种不同酒款的葡萄酒上万瓶，最低零售价每瓶20美金，他偏不给孩子半毛钱去上大学，认定了把儿女养到高中毕业已圆满完成为父之责。像他这种果然如传说中一般狠心的家长，并不多见，连他的亲兄长，我们商学院的教授，一提来便讥笑这个兄弟太偏执。

可见是否负担孩子们的学费，负担多少，与父母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的富裕程度、孩子学费生活费用的总开销等诸多因素直接关联，并没有标准答案。有没有学费压力，不是一个大学生能否顺利完成学业的必要前提。

就国内的孩子们而论，他们作为留学生到美国来念书，没有本土学生的地缘优势，申请到低收入家庭助学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便愿意去打工，又受签证的类别所限，找到合法工作的机会少之又少。再加上应付繁重的功课之余，空余时间有限，实际上他们除了伸手回国去要钱之外，没有太多其他的选择。

所以送孩子到美国来上大学之前，国内的家长们的确需要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钱包。财力不足，孩子又没有生猛到拿全额奖学金的，尤其要格外慎重。

对我自己家里小一辈的孩子们，我常常建议他们先在国内上大学，再考虑出国深造。

研究生出国留学，在获得经费资助的问题上，往往比念本科具有更大的机动性。到这个年纪的孩子们，自身也成熟得多，自理自立的能力更强。研究生还可以申请当教授助理（Teaching Assistant，以下简称TA）或研究助理（Research Assistant，以下简称RA），协助本科的课堂教学或实验室的研究工作。这两大类资助的经费或来自于校方，或从教授的研究经费里支出，或由校内校外研究机构、专业团体、大公司的专项基金提供，其金额通常都囊括学费和日常生活费用，至少也足以免除整个求学阶段的学费负担。

八、九十年代旅美的留学生数以千万计，能够得到家里经济支持的人只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靠着TA或RA的资助完成学业。而我自己，作为这“数以千万计”当中的一员，当年却既不是RA，也不是TA，因为我不是就读理工科的“绝大多数”，我学的是教育。举凡教育、商科、法律、艺术一类学科的研究生，要想拿到奖助学金，国际学生的身份又让我们回到了几乎和本科生一样的劣势。

我当年就读的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是一所以学费昂贵闻名于美国高等教育界的私立大学，一年要修满24个学分，总计两万六千余美金。这种数额的学费，根本不是课余偷跑到校外去打工能够挣出来的。既然挣不出来，干脆不要去想——我打算去上学的时候，“钱”这档子事并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

理海大学图书馆

我更关心的是怎么准备TOEFL（托福）和GRE考试。当时，辞去了进出口公司的工作，闲呆在家里带老大的我，之所以想到要去上学，是被各种主观客观的刺激合围夹攻做出的一个突然决定。决定之后立刻开始做托福模拟题，整整三个星期不舍昼夜的死嗑之后，我上了考场。

成绩出来，我考了550分，正正压在学校要求的最低分数线上，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惹得身边一大把的中国留学生都笑，说理海好歹也是一所名校，托福成绩没有600分休想进来，你继续好好学习，再考一次吧！反正GRE不是也还没考吗，正好一起准备！

我看着自己那张TOEFL成绩单，琢磨了一上午。550分确实不高，和周围那些清华北大出身的学霸们确实不能比。可成绩这种东西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和谁比高低的，我已经达到入学的基本要求了，不是吗？TOEFL不过是一个英文水平的测试而已，只要达到最低要求，就能证明我的英文水平足以应付课业。你们这些人都说必须要600以上，你们又不是教授，凭什么认定550就不如600管用？这一转念，促使我当天下午拿着这份成绩单到学校，推开了教育学院教育技术学系的大门。

这一年，已是我到美国之后的第七年。那些学霸同学们，大多直接从国内的校园直接进入美国校园，我却被犹太裔老板们狠狠打磨过，没那么多心理障碍了。我和系主任Cates教授聊了两个多小时，离开的时候，我已经被他“有条件”录取。这个条件是，入学之后的头三门必修课，我的成绩必须达到A-（95分）以上，否则他便将我逐出校门。——至于自己脑门一热，满口答应下来的这个条件，后来会如何剥掉自己身上三层皮，我当时毫无概念。还有，“有条件”的录取还意味着在入学之前，我没有申请任何奖、助学金的资格。自己的那点儿积蓄，仅够支付两门课六个学分，此后我要怎么办，能怎么办，我也毫无概念。我这个人实在缺乏什么事情想明白了，理清楚了，再付诸行动的智慧和定力。那天回家的路上，竟然还小有几分得意，因为就凭着550的托福成绩，我很快可以上学了。

系主任同时也指定了我的指导教授，并为我预约了次日去拜见的时间。这位后来对我大有提携之恩的Hennings教授一见面就警告我，说本校本院本专业的硕士生培养项目，在全美排名第二，千万不要对系主任给我限定的入学条件掉以轻心。继而问我有什么要求。

“我需要钱，”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不可能自己负担学费。”

“好，”他点点头，回答也相当简明干脆。“你没有任何专业基础，需要一个过渡期。下学期就选一门必修课，‘多媒体编程’。至于修这门课所需的4个学分的学费，我给你免掉。让你自己，也让学校看看，你和本专业是否彼此契合。”

就这样，1998年春季，我从职场重返校园，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截至开学第一天，我走进“多媒体编程”这门课的教室那一刻为止，我连用电脑打字都不会。而这门课没有教材，全凭教授在课堂里通过电脑上的实例演示来讲授。到期末，我拿到了这第一门必修课的A-。期间几乎让我吐血三升而亡的过程，不足为外人道，却尽数落在了Hennings教授的眼中。他因此免掉了我下一学期8个学分的学费，同时为我向系主任陈情，建议免除我的入学限制条件。随后，我得以进入商学院开设的国际学生暑期培训班去教书，又连续两个学期获得学院的优秀学生奖学金，都是因为有他大力推荐。

Hennings教授为我拟定完整的选课计划和毕业设计选题之后，我们见面的时间就少了。1999年暑假里，这位在专业上卓有建树的教授，被另外一所大学聘为教育学院的院长，离开了理海。他所指导的尚未毕业的研究生，被系里统一分派到其他教授名下。而我，只顾着埋头按照他为我规划好的路线，高歌猛进，直到毕业之前，都没有正式去拜见过我后来的那位名义上的指导教授。过了很多年以后，我自己也进了高校教书，才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节上的疏忽，而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当时直接带来了前方不远处等着我的滑铁卢。

99年秋季学期开学前夕，我收到学院敦促我去缴纳学费的通知，三门课总计一万余美金。这一惊非同小可，我立刻冲到院里去问究竟。系里，院里，秘书们用十分平静而坦然的目光看着我，说，你的奖学金申请被拒绝，所以必须自己交学费。

奖学金申请被拒绝，并不是我的成绩没达标，而是没了教授推荐。Hennings教授离职了，新的指导教授根本不认识我；系主任Cates教授这一年学术休假，代理系主任也不认识我。对一个他们完全不了解的学生，要他们如何推荐？事到如今再去求他们帮忙也无意义，我直接给分管奖学金事务的Pennington教授写信，请求他重新考虑我的申请。

我得到的回信，当然，以对我的处境表示深切同情开头。接着婉言坚拒：此时本学期的奖学金申请和审批早已截止，且已发放完毕，爱莫能助。结尾提供建议：下个学期请尽早提交申请，届时学院会优先考虑。

这一封三段式的典型官样文章把我彻底逼急了。没有学费，我这学期注不了册，连合法的学生身份都无法维持，哪里还有什么“下个学期”！我把心一横，决心把死马当做活马医——我连夜给当时的院长原田教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也用标准的三段式，先点明主题，再陈述情况，最后问他：如果像我这样一个热爱所学专业，刻苦用功的学生因无法负担学费而中途辍学，那么学院设立所谓“奖学金”的意义何在？

过了两天，学院秘书打电话来，说Pennington教授约我下周四去他办公室，面谈奖学金之事。乌云密布的天空终于洒下一线希望来了。结果还没等见到Pennington教授，这一线希望已灿烂成满天阳光：学院的公函寄来，通知说我的奖学金已划拨到位，我只管去上课就好。

我在那个四面楚歌的夜晚，给原田院长写的那封信，主题明确、措辞恳切、情感丰富，恐怕要算我生平写得最好的英文信之一？却没有留下底稿，如今想来多少有点儿遗憾。

这么多年以后重提自己念书的旧事，其实是想对国内的家长们说，孩子们到美国留学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钱，而在于如何才能顺利毕业，且学有所成。在求学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有些是客观环境造成的，有些是自己惹出来的，孩子们必须学会怎么去解决这些困难，无论有没有父母的经济后援。和钱的数字相比，进入大学阶段的孩子们更需要的是父母的精神支持，包括对他们自理能力、自立能力、自我完善能力的高度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