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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政治以其多元、纷繁多样又各具特色而闻名于世，但再先进的政体也无法脱离时代而存在，其终究是为了奴隶主阶级统治奴隶阶级的工具，其适用的群体也自然只是所有人民的少数，只占古希腊群体中的少数，身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将会获得与更多数的奴隶等群体不一样的待遇，笔者仅以政治上的一个点政治传播来简要讨论这一点。 一、政治传播的意义政治需要新鲜血液也维持其发展，那么政治就离不开其传播，古希腊身为诸多城邦的联合体，不同城邦例如斯巴达、克里特、雅典都有着其不同的政体，不同的政体对应于不同的政治发展方向，为了使自己的政治稳定下来，不受其他政治方向的干扰，政治传播的意义就在于此，而政治传播因为局限于当时的时代性，以口头传播与相对先进的政治流动使政治的思想传播到公民的头里。 同样人也离不开城邦，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1.(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 英) 本杰明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离开城邦或低于人或高于人。人依靠城邦而存在，因此公民不得不自身参与进城邦的政治管理，以加强对自己的保护，对自己财产的保护，对自己统治阶级地位的维护，而政治传播就是给了这些公民的一条让他们有能力参与进国家的道路。  二、政治传播的具体体现政治传播因城邦的政治制度的不同而有着差距，古希腊的各种政治体制传播以及政治体制变革，必将由生产力或者上层建筑上引起体制内部权力分配、权力结构、人员参与方法与参与度、组织形式的变化或调整，政治制度结构上的一系列变化又进一步引发政治传播模式变化，从而导致不同政治体制的政治传播模式也不尽相同。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城邦政体则分为两类六种: 一类是正宗政体，包括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另一类是变态政体，包括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前三种政体都是为了城邦的利益，故称正宗政体; 后三种政体不是为了城邦的利益，故称错误的政体，或者变态的政体。 这几种政体因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同一时期的古希腊的不同城邦中均有存在，比如在斯巴达城邦中就是典型的军事主义与寡头政治，少数寡头阶层掌握着国家政权，人民缺少民主氛围，其国家政治更多靠统治者的号召或者是命令，通过军事战争对城邦进行征服并传播自己的政治理念，众所周知，战争是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径之一； 在战争中，带来人民灾难的同时，也会将文化的差异加以消灭，或者是融合，斯巴达通过这一方式完善了自己的发展。而在古雅典则是民主之邦，人民厌倦战争、热爱政治，通过政治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各政体有利有弊，难以一概而论，笔者仅以古雅典为例讨论其内部的政治传播。  三、古希腊具体的政治传播的表现正如上文所说，古雅典最民主的城邦，有着其自身的一套完整的政体及政治传播体系。古雅典自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三次改革后，在伯里克利时代达到了其奴隶制民主的巅峰，被称为当时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在笔者看来，当时的政治传播是一种上层政治结构的优化与下层人民对以政治手段来获得自己的利益的一种结合体，主要形式包含但不局限于几种：演讲与辩论，军事活动，政治参与，政治与文化教育。下面笔者将详细介绍以下的几种对政治传播的影响。 正如当时的社会组成，在一个奴隶制社会下，身为统治阶级的基本是奴隶主贵族阶级和少部分富有的市民阶级，按照当时雅典的规定，城邦人民的定义是能够服兵役，自备武装，有一定资产与参政能力的成年男子（注意，定义中是不包含妇女及孩童的）。 城邦内部天然就排斥大部分的人，能够有参政资格的寥寥无几，一个奴隶哪怕他是因为战争失败，来自于一个极其富有的家族，有着极强的政治能力与城邦归属感，他也不能参与进雅典的政治体系中，这给雅典市民提出了一个极高的政治素养要求，如果能力不够是不能够参与进政治管理的，这无疑不利于其政体的政治传播。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随着一次又一次地政治改革，雅典有着才当时及其先进的政治制度，其政体极其“相对民主”。无论是公民大会还是十将军委员会，无论是之前的五百人会议还是后来的八百人会议，都可以看出雅典的统治者对城邦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他们鼓励公民参与政治，设计了一套完善的制度； 甚至有着参与政治还有福利的“参政津贴”制度，这无疑大大提高了雅典人民的热情，政治机构内部也欢迎市民通过真正的实践来感受，来学习，提高政治素养，参政人员定期轮换，人人都有参政的机会，大大提高了人民对政治的参与度，提高了人们对政治的理解。 在教育上，雅典极度注重对适龄的公民家的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一点在中西其实都是相似的，参比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等思想家提出的关于学习的一系列观念，他们都共同提出了教育的重要性，但是相比于我国古代，他们教育的适用范围相对的更加广泛，在普通的政治教育的基础上，他们采取了其他辅助的教育方式，其他的政治传播手段； 比如鼓励人们去观看戏剧，并发放观剧津贴，在一个政治极其发达的过度，话剧也是和政治、整体有关的，观剧有效提高了公民对政体的认可并激发了公民的参政热情。此外政治家们高超的政治素养，极高的演讲与辩论艺术，有利于引导公民对政体的认同，对政治问题的解决。相比于政治家们，雅典大量吸取公民参与政治，部分公民的素质难以称得上达标，难免会发生一些不适当的政治行为，而这一系列措施不得不说大大的提高了政治传播效率。 在军事上，古雅典也有一系列的案例表明，他们在对外征服的过程中，维护了奴隶的数量，保持着自己的统治的同时也在传播着自己的政体，上文亦有提及，不再赘述。  四、结语在古希腊政体的政治传播上，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变化，这不仅源于其政治体制的不同，也源于小国寡民的城邦体制的因素，笔者在此文中，仅仅以雅典为例，进行了一系列的汇总，难免有以偏概全的问题出现，但以小见大，也可以大体得知古希腊政体的一些政治传播要素，特别是政治教育上，肯定会有一些共同之处，一言以蔽之，古希腊政体多元，传播多样，是当时政治的集中展示。 参考文献： 1. (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 英) 本杰明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2. 徐大同． 西方政治思想史( 第一卷)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3. 杜平； 雅典知识分子在古希腊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4. 陶涛 亚里士多德论最优政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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