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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模较大的商周贵族墓葬中（如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墓，或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等），考古工作者们经常会发现一种特别的器物，器身呈扁长条，中间多稍宽且隆起，两头分别伸出一个“U”型的弯臂，且双臂顶端有时做成带有铸孔的铃形，有时则为马头形或蛇头形。 小屯商墓及弓形器出土位置 因为样式类似弯弓且用途不明，这种东西被命名为“弓形器”。经统计，有明确出土地点和时间断代的弓形器具有如下特征：
商代晚期 马头形弓形器 商代晚期，铃首形弓形器 关于弓形器的用途，学术界主要出现过三种意见：旂（qí）铃说，弓上附件说及挂缰器说，本篇我们将逐一介绍剖析。 龙旂阳阳，和铃中央宋代以来屡有学者亦认为弓形器为“旂铃”。何为旂？《说文解字》解释说，旗有铃以令众也，由此可知，旂是古代主将用于指挥的且顶上设有铃铛的旗帜，而弓形器就是被绑在旗子上的旗铃铛。简单来说，这一派的学者认为：《诗经.小雅.角弓》有“骍骍角弓,翩其反矣”之语，与《刘琨赠卢湛诗》中“旗弓骍骍”的用语相似，应该就是指旗上有弯弓形状的东西；其次和铃是双铃的意思，能同时响起彼此应和命名，弓形器往往就是两端有双铃；再次，出土弓形器的弯臂上常有明显皮条捆缚痕迹，可见是需要跟什么绑在一起使用；最后，每个人的车服旌旗都应与他的身份地位相关，谁有铃铛谁的没有，甚至谁用马头谁用蛇头怕是跟社会等级都有关系。 旂铃想象图 显然，这种说法明显是充满臆测的。商周之人完全能够制作铃铛，殷墟就发掘出土了很多狗铃和马铃，并且十分精美，有没有必要制作这么一种专门的器物当铃铛？弓形器上有捆绑的痕迹，就能够证明一定是绑在旗杆上吗？文学上的措辞是否可以作为实证？旂铃之说确有牵强，经不起推敲。 抚我繁弱弓在著名画家王可伟先生的油画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对弓形器的复原，如图所示 此外，刘永华先生在《中国古代军戎服饰》里的商代武士画像中，也描绘了弓形器的形象。 这些艺术形象，其实都来自于弓形器的弓上附件说。 支持弓形器为弓上附件的学者们，有的认为弓形器是古人绑在弓上用来加强力度之物，觉得弓形器两端的铃铛是用来发出声音，以表示弓拉到极限可以发射了。这种说法虽然比旂铃说更具科学性。但值得怀疑的是，青铜弓形器比较重，如果绑在弓上，在实战中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去持握，这就纯属自找苦吃，让人费解； 还有人认为，弓形器被绑在弓的内侧凹处，起到保护弓力的作用。但射过箭的朋友都知道，对于弓体本身来说，紧缚在弓臂内侧的青铜器不但会束缚弓的弹力（青铜本身缺乏弹性，无法随着张弓而自由弯曲，并且容易在达到极限时直接断裂），表面凸起的纹饰更会让射手难以把持。 对于弓形器功能的第二种猜想 另外，部分弓形器的两端有铃，哪有射箭杀敌时先发出声响提醒对方的道理？更何况，出土的弓形器数量有限，远小于弓的数量，如果真的是作为实用的弓上附件，为何仅有极少数人使用？而且随着时间发展，弓箭的应用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弓形器为何反而消失了呢？可见弓形器为弓上附件的说法也难以自圆其说。 三．四牡孔阜,六辔在手考古发现，最早的弓形器是在西伯利亚青铜诸文化中，通过西伯利亚——鄂尔多斯高原（卡索尔文化）——草原青铜文化这一路径传播至中原商周文化区域。既然如此，我们不妨看看西方源头中弓形器是如何被使用的。 在广布于蒙古北部，苏联图瓦和外贝加尔的刻纹“鹿石”上，我们常可以看到人面、腰带以及腰带上挂着的短剑、小刀及很像弓形器的弯钩，这说明弓形器是人在正面腰间使用的东西。 鹿石上的弯钩 在古埃及第十九王朝第三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画像中，我们看到双马（前后均四蹄）战车上仅法老一人，又射又御，怎么腾得出手呢？战车上的马缰直接连接到法老的腰部，那里极大可能就是弓形器原型了。 再看我国商周战车，最初车厢都不大，最多能容纳两名乘员，但驾车的御者可不轻松，假如驾驶驷马战车，就会有六辔在手，也就是手里握着六根缰绳。 如果战士身亡，剩下的驭手难道就只能被动等死？他必然需要什么东西帮自己执辔匀出双手使用武器。试想，如果缰绳被牢牢得捆在在身上某处，也会难以捆扎解开和操纵，缺乏灵活性，而借助弓形器的弯钩，既能固定缰绳，又便于迅速挂上和取下，同时也解释了为何这种器物在墓葬中多出于死者的腰际。 六辔在手的情况
弓形器挂缰的复原图 从春秋、战国直到汉初，战车车厢的部分渐渐增大，至可以容纳三人，左右主战，中间驭手只管驾车，弓形器渐渐的失去了用途，周朝中后期便慢慢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后世大量采用骑兵，连车战也逐渐消失，弓形器更没有生存的土壤了，以至于近现代出土后，一时间竟难以搞清它的真实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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