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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州之战，爆发于公元1517年即明代正德十二年的一次大战，对阵的双方分别为御驾亲征的明武宗朱厚照与鞑靼首领小王子所率的五万蒙古骑兵。这次大战，最终以小王子的败退作为结束，《明史》载“是后岁犯边，然不敢大入”。 《名山藏》中，对此亦有类似的评价：“是后虏虽岁犯边，然罕大入。” 从这些说法中可以看出，应州之役应为明朝的一次大捷，然而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在武宗死后，明朝士大夫阶层对于这次大捷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顾命大臣杨廷和等人，在明世宗嘉靖的继位诏书中，称：“大同应州功次极为冒滥，内有传升文职者，吏部查奏，军职除本边官军自斩首级例该升级外，其余升者，不分已未领受，兵部查奏裁革。” 此事即为嘉靖朝士大夫清算应州之役的滥觞，自此之后，文官集团对应州之役的评价开始逐渐降低，就连明武宗自称的“朕在榆河亲斩虏首一级”，也被有意无意的解释为“杀俘”。那么，应州之战的实际情况究竟为何？文官集团对于应州之役冒功之说的批评，又源于何是？ 一、应州之役的始末 明代初年，“北驱鞑虏，遂有天下”的明朝，一直持续着对北元的军事行动，洪武、永乐两位皇帝，更是崛起于战阵之中，面对时刻有南下危机的北元，一直采取着积极地进攻策略。但是这种进攻策略却随着屡次北伐的失利而陷入僵局，事实上，自洪武朝后期开始，明朝对北元的战略就开始逐渐转变，由进攻转为防御，为此，明代专门设立九边重镇，永乐朝，明成祖朱棣“移大宁都司于保定”，继续进一步收缩战线，而真正的战略转折发生于明英宗时期，土木堡之变不仅极大的打击了明代军事力量，并几乎让明初军事勋贵阶层被连根拔起。而明英宗朱祁镇的被俘更是成为明朝史无前例的耻辱事件。 相对于明朝军队武力的持续衰弱，蒙古却迎来了他们的中兴之主巴图蒙克，即后来的达延汗。 这位达延汗，在屡次吞并中逐渐统一了蒙古各部，并在击败亦思蛮之后成为蒙古的实际统治者，而事实上，由于其后期的拉拢和威逼，除了瓦剌、鞑靼以外，就连朵颜三卫也已经是其囊中之物。 势力的此消彼长，带来的是蒙古对明政策的调整，原本只能被动防御明朝进攻的达延汗，自此展开了常年的对明进攻态势，《明史》记载，“（明武宗初年）虏大举入寇宣府，营于牛心山、黑柳林等处，长阔二十余里……是役也，官军死者二千一百六十五人，伤者一千一百五十六人，失马六千五百余匹，掠去男妇畜产器械不可胜计，议者谓自己巳年兵祸以后所未有也”。 这里所说的“己巳年兵祸”即是我们所熟知的“土木堡之变”。事实上，就在同一年，除了达延汗以外，鞑靼部首领小王子亦曾经屡次扣边，这些蒙古部落的屡屡入侵，让明朝的边境承受了巨大的军事压力。正德元年，甘肃都指挥刘经战死；正德四年花马池总制尚书才宽战死；正德九年顺圣川游击将军张勋、守备田琦、廉彪战死；同年八月守备指挥陈经战死。这些战死者，皆是一地之守备、指挥、总兵之人，这等武将皆已战死，边军和平民的死伤就可想而知了。明武宗朱厚照北巡与小王子遭遇一事，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二、明武宗北巡与应州之役 （一）武宗北巡的曲折前奏 历史上对于明武宗的评价，大多沿用明代文人的观点，将武宗北巡一事当做其受江彬等人蛊惑的结果，《明史纪事本末》等清人所著之书也沿用了此等观点，认为“（江彬）时时在上前讲说兵事”是惑其北巡的原因。 但事实上，惨烈的边祸又何尝不是明武宗皇帝执着于北巡，守御北虏的原因呢？明武宗朱厚照虽为深宫皇帝，却“克诘戎兵，张皇六师，亦安不忘危之意”，然而相较于筚路蓝缕的初代帝王，此时的明朝已经步入正轨，天子亲身涉险自然不会被朝臣所认同。 明代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中，曾经感慨“天子御甲冑，统六师者，自高、文、宣、英、武凡五庙。”然而，自土木堡之变后，类似王振裹挟英宗亲征也先的旧事几乎成为了明朝的禁忌，文官集团绝不会允许己巳年兵祸再次发生。 然而，朝臣的阻挠并未真正熄灭明武宗北巡之意，明代的诸位帝王极有特点，与清代帝王们谨小慎微、兢兢业业的苦心经营不同，明朝皇帝中有不少个性都极为鲜明。而明武宗则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 《明史》记载，“正德十二年八月甲辰朔，上微服从德胜门出，幸昌平，外廷犹无知者。”然而此次微服出关之举，却最终未能成行，在车驾至居庸关后，明武宗被巡关御史张钦发现，张钦称“陛下即欲出，臣万死不敢奉诏”，并以“无出关之勘合”为名阻拦了这位皇帝的北巡之行。此事在朝廷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朝臣们以此事为由屡屡进言。“昔我英宗亲出御虏，彼时军马三十余万，尚有土木之变，陛下自视今日军马强弱何如往昔而顾欲轻出耶，使虏果犯塞，惟宜命将御之，脱欲亲征以耀武，亦当明诏有司，饬兵集粮，使居者足以守宗社，行者足以固牧圉，庶几可耳，不报。” 明武宗对此也表示虚心接受。而令朝臣们没有想到的是，仅仅是半个多月之后，明武宗就再次微服出关“上度居庸关，遂幸宣府，令太监谷大用守关，无纵出者”。这一次，由于张钦正在别处巡关，正德皇帝出关之举，再无人能制。 （二）应州之役始末 如果以时间考虑，应州之役其实是武宗北巡一事中的一部分，先有武宗北巡，再有明蒙应州之役。因此，今人将武宗北巡当做其故意于边境处与蒙古寻衅，其实是一种倒果为因的看法。 如果从应州之役期间武宗的应对上来看，这位形象颇为跳脱的君王，在军阵上的调配其实颇为合理。 “先是虏五万余骑营玉林将入寇，上在阳和闻之，命诸将分布要地……时九月戊戌也。”这里所说的虏，即鞑靼首领小王子所率的五万蒙古骑兵，而此时的明朝军队，依然以军堡为单位，细碎的分布在大同军镇周边的区域，为防止被鞑靼各个击破，明武宗对这些军堡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调配。阳和城、宣府两地，被聚集重兵，这样一来即可以保持对鞑靼部的军事优势，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蒙古骑兵四散入侵的危害。 更值得称道的是，这样的军事部署中，留下了大同镇北面一个破绽，这也成为小王子率众入寇的突破口，但事实上，这样的“突破口”其实是明军所预留的陷阱，驻守大同的王勋、张輗、陈鈺、孙镇等将领，在鞑靼入寇大同北后便率军迎战，而原本屯驻于其余各地的部队，则以包夹之势围剿散落各处的蒙古游骑，并逐渐形成对小王子主力的口袋阵。 无论是之后的绣女村之战还是涧子村之战，都体现了明军较为紧密的配合，而原本居中策应的明武宗，在两军陷入胶着之后更是率军亲至战场，若非鞑靼骑兵依靠马力优势逃遁，原本就处于被动的小王子很有可能就战死于当场。 这场大战，虽然并未真正歼灭鞑靼主力，但是却对明蒙战争对抗的事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剑桥中国明代史》对于此战的评价极高，称之“实际上是 16 世纪明军唯一一次赶走蒙古一支大突击部队，而皇帝亲临战场无疑影响了这个结局。” 而国内的史学界由于沿用明代官方史料的记载，对于此次战役的评价即使是褒奖之语，却也褒中有贬，如“武宗之昏狂无道，方古齐东昏、隋炀帝之流，并无逊色，然意外御强虏”。 三、应州之役事后朝臣对明武宗周围“佞臣”的清算 客观来说，应州之役的胜利即使是在当时，也应该算是明朝对蒙古的一次捷报。然而，应州之战结束之后，文官集团对于应州之战却有着极为抵制的看法。这主要由于明武宗在北巡一事上对于明代政治成宪的违背。尤其是在其北巡过程中，“令太监谷大用守关，无纵出者”的做法，使得文臣无法出关对明武宗应州之战进行制约和疏导，是对于明代“士大夫共治”体系的严重破坏。 为此，在明武宗封赏朝臣之时，文官集团表现出了强烈的抗议情绪：“甲辰，大学士杨廷和等辞赏、荫，不允”；“戊申，吏部尚书陆完等及六科、十三道各具疏辞银币之赐，不允。”大学士等人之所以屡次辞拒封赏，正是君臣关系剧烈波动的体现。 而这样的态度在明武宗突然暴亡之后更加明显，在大学士杨廷和等人的授意下，“皇太后懿旨下江彬、神周、李琮于狱……正德十六年六月,江彬等伏诛”。然而朝臣们针对他们眼中“佞臣”的清算还未结束，风云突变中，原本在正德皇帝驾崩后已然倒向内阁的宦官们也未能逃过此劫，正德十六年四月，“监察御史王钧劾奏司礼监太监魏彬与逆恶江彬结为婚姻，内外盘据，御马监太监张忠、于经、苏缙或争功啓衅，排陷忠良，或首开皇店，结怨黎庶，或导引巡幸，流毒四方……” 即使是这样，朝臣们依旧未能满足，嘉靖一朝对于应州之役的评价开始逐步走向负面，尤其是其战果，更是被屡次贬损，《明世宗实录》中，朝臣们针对应州之战中冒功一事进行了多次上书，称“止生擒虏一，斩首十有五，而将士夤缘内降冒滥升荫”。 这样的说法最终影响了人们对于应州之战的观感，《武宗实录》中称“役也，斩虏首十六级”，但事情最为诡异的地方在于，根据明朝文献的综合考证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即使是对应州之战深恶痛绝的明代士大夫，也承认应州之战曾经发生了至少六次激烈的战斗。然而，其结果却是“明军斩获蒙古军首级 16，阵亡 52 人，重伤 563 人”。如果其余战斗可以用官军并未用命，双方仅仅是远距离交火来解释，那么武宗曾亲历的五里寨之战、涧子村之战共经历了六个时辰，在明武宗的注目下，明朝军队怎敢坐视蒙古骑兵的肆虐？若真的如此，那么关于明武宗“乘舆几陷”的说法，就成了对明代军队战力最大的讽刺。 由此观之，应州之战的记载恐怕有失实之处。 四、结语 应州之战，是明代最后一场天子御驾亲征之战，明武宗与鞑靼小王子的交锋，本应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位汉家天子，并未在深宫之中失去男儿的血性，亲临战争并“乘舆几陷”的他，在应对蒙古部落入侵之事上，表现出至少中人之上的才干，这种重视边防又敢于亲力亲为的态度，值得后世帝王的效仿和学习。 然而，在其北巡过程中，屡次违逆明朝成宪，却已经动摇了明朝立国之根基，因此应州之役的胜利并不能使得他在文官势力中建立起应有的政治声望，而其猝然离世更是为文官集团对朝政的铺平了道路。应州之战的评价随着明武宗的死去而盖棺定论，文臣们针对应州之战展开的政治清洗，其实也是文官对于武宗蔑视成宪行为的一种报复和矫正。 因此，在品评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应州之战的毁誉之变，无它，皆时事也。 参考文献： 1、《明武宗实录》 2、《名山藏》 3、《明史》 4、《明实录研究》 5、《剑桥中国明代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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