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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诗的起承转合，实际上是一种普遍文法。 元代范德玑的《诗格》：“作诗有四法：起要平直，承要舂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水。” “起承转合”是大部分事件的正常时间线，所以也就是大部分文章的正常写作手法。 而律诗，只是把它作为成文法则表明罢了。 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到纵横天下再叶落归根，直至死亡；一个王朝的建立到兴盛到盛世到败亡；一个事件的起因到发展到高潮再到圆满结束；我们浪漫的爱情，也是相识、相知、相恋、相守。世间万物，都逃不出“起、承、转、合”的规则。 用老子的话来说，这就是“道”。 文学艺术作品是用来叙述世间沧桑、描写人物百态、记录王朝兴衰的，所以只能按照“起承转合”的底层规则来呈现。 古诗也是一种文学作品。诗是韵文，不过就是押韵的文章罢了。相对于短小精悍的绝句而言，律诗简直就是一篇大文章了。绝句由于字数多少，只能使用留白写法让人自己脑补，以意味悠长为好诗。律诗有足够的发挥空间，不把“起承转合”写圆了，简直就是一篇失败的文章。 那么要如何掌握律诗的“起承转合”呢？ 其实并不复杂。首联起兴，颔联承续，这两联一般是从时间、地点、环境、事由写起，首联大概交代，颔联进行深化或者拓宽描写。 关键是颈联的转换，怎么转？往哪里转？急转还是慢转？跨度多大？这个就需要诗人在整首诗的构思上进行把控，一旦转开，或豁然开朗，或柳暗花明，但是又不能脱离全诗的意境，因为我们还需要在尾联合回首联。 尾联不但要合回首联，同时要延续颈联的思绪发展。 起承转合实际上是考验创作者的整体构思能力，而颈联的转换是为了避免整首律诗进入流水账似的描写，也是为了真正突出诗的意图，对诗的境界做出升华。 我们来看杜甫的《蜀相》：
首联“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是“起”，写事由：咱们去找丞相祠堂。点出地点：锦官城外。写出环境：柏树森森。 因为七律文字较多，所以不像七绝那样一句交代很多内容，还有颔联进行补充。 “承”，颔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这里就承接首联，继续从颜色、声音方面描写丞相祠堂的偏远幽静，以及进一步点明季节，这是春天。 关键的颈联，“转”。如果这个时候还是继续描写祠堂春色，整首诗立马变成小学生春游诗，毫无特色。我们看杜甫转哪里去了？“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他从一个游览景色的人转向对丞相祠堂的主人做出评价，歌颂了诸葛亮为天下鞠躬尽瘁，为汉主两朝尽忠的高尚品德。 这种转换，是从写景到些人，从记叙到议论的转换，从游览者到评价者的转换，这是非常大的思维跳跃，让整首律诗奇峰突起，但是否转得太远呢？ 并没有，他还是在写祠堂主人。 所以尾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轻轻松松地“合”了回来。出句“出师未捷身先死”承接颈联，继续写诸葛亮北定中原的策略还未来得及实施就去世了，这种遗憾感染了后来的英雄，这其中就包括了来寻找丞相祠堂的诗人：“长使英雄泪满襟”。合回首联，顺带还夸了下自己是“英雄”。 这种文笔，既飞扬跳脱又合乎起承转合的文法，既颂扬了古人，又抒发了自己的志向。 诗圣出手，真不能不服。 为什么我们会读到很多感觉没有遵守起承转合规律的律诗？ 这是肯定有的。特别是盛唐以后，中唐诗人开始了自己诗歌创作的寻路。毕竟前面的高峰（李杜）太高了，所以中唐诗人就开始在一些特殊的方向努力，比如李益的边塞诗，刘禹锡的怀古诗，这些都是中唐诗人抓住盛唐诗人的某个方向专门努力、精益求精的例子，也算是别开生路。 其中韩愈就走了以散文入诗的路，甚至开始将“之乎者也”引入到诗歌创作中来。同时，散文的特性也打乱了律诗的文法结构，就出现了不遵守“起承转合”的律诗。到晚唐李商隐手上，初开朦胧诗派，自然文法也朦胧起来，大家甚至都读不懂他说的什么，所以看不清他律诗的起承转合也正常。 不过这都不能动摇“起承转合”这种律诗普遍文法的主流。 到近现代，有些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会使用各种时空打乱的写作手法来增加作品的吸引力，但是在读者心中，无非是最后把所有头绪按“起承转合”理顺，才恍然大悟。 “起承转合”是生而为人、人创造艺术的局限性，也是普通大众最好接受的逻辑性。所有文学作品，都有其内在的脉络，就算表现得不明显，无非是作者增加阅读趣味性或者故意增加阅读难度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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