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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时期，宋神宗算是一个颇有抱负的帝王。他与一代名臣、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遇合，于熙宁年间发动了著名的变法运动。在变法失利之后，又于元丰年间进行改制.吸取熙宁变法的经验教训，打算重振山河。苏轼的乌台诗案，就发生在由变法失利至改制的关键时刻。这个案件最早是由监察御史（负责监察官吏行为的官员）告发，并且是在御史台狱中收审苏轼的，而御史台因外面种有很多柏树，树上常有众多乌鸦集聚，又俗称乌台，因此苏轼的案子被后世称之为乌台诗案。具体说来，所谓乌台诗案，就是指在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所发生的一场骇人听闻的、以苏轼为核心受害人物的文字狱当时弹幼苏轼的御史台官员有四个人。 他们是：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何正臣、舒和国子博士李宜之。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的政治宿敌王安石并不是此次诗案弹劾东坡的主角，王安石此时也已不再是宰相了。李定等四个变法派中坚人物，先后四次向神宗上书，指斥苏轼眼中没有朝廷，诋毁新政。四人列举的苏轼罪证则来自苏轼的诗文，他们将认定苏轼有罪的诗文汇编成册，进呈神宗皇帝。元丰二年六月十八日，御史皇甫遵奉朝廷钦命，从京城开封来到湖州缉拿刚刚上任还不到两个月的知州苏轼。据说当时苏轼正坐堂审事，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突然被两名狱卒不由分说逮到了船上。从那一刻起，苏轼已预感到，他这次的汴京之行，将注定遭遇一场空前的劫难。 在苏轼的诗文中，确实有一些反对王安石新政的内容。事实上，早在熙宁王安石变法之初，苏轼就曾著有《上神宗皇帝万言书》，言辞激烈地对王安石的变法进行全面抨击，视新法为毒药，甚至危言耸听地预言：今日之政（新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从变法一开始，在反对变法的阵营中（还有如司马光、欧阳修、曾巩、张方平、刘想等），苏轼的态度是最为鲜明和尖锐的，苏轼也从来没有隐晦过自己的立场。但是，数年之后，我们从李定等人的上书中，看到除了指证苏轼攻击新政外，大量的却是断章取义和附会诬陷。比如说苏轼曾作《王复秀才所居双松》，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一句，宰相王建则在神宗面前进行了如下的解释：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知己，反而求知于地下的蛰龙，这不是明摆着造反吗？ 苏轼由徐州改任湖州知州时，向朝廷写了一封谢表《湖州谢上表》，表中有“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很显然，苏轼在惯常的自谦之中，确实隐含着几许牢骚。李定等人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在神宗面前把苏轼的牢骚演变成狂妄——作为一国之君的神宗皇帝，当然不能容忍一个狂妄的臣下，即使他是一个名满天下的才子，也不能容忍。自湖州被抓的六月十八日，至下狱的七月十八日，中间这一个月的时间，除去在旅途耽搁的日子，苏轼到达汴京后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法定审核程序，就被投进了大狱之中，而且一待就是五个多月，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才重获自由。 在狱中，他经历了从肉体到心灵的残酷折磨，以至素来以豪放旷达著称的苏轼，几次想到自杀，其受折磨的惨烈程度，可想而知。最后苏轼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甘服朝典”，写下两万余字的狱中供状。神宗在原谅苏轼的同时，也作出了处罚，将苏轼贬到黄州，当团练副使（唐代时此职本是负责地方军队训练的官员，宋代已成虚职）。苏轼能够获释，除了众多朋友和亲人的斡旋与救助（如张方平、范镇、苏辙、王安石胞弟王安礼等），还得力于曹皇后的干涉。仁宗生前曾对曹皇后说，他为子孙找到两个太平宰相，指的就是才华横溢的苏轼与苏辙两兄弟，因此，曹皇后要求神宗赦免苏轼。 此外，也有说苏轼得救，是宋太祖誓碑（不杀士人）的缘故。虽然在乌台诗案中，直接与苏轼为敌的并不是王安石，但如果没有王安石，肯定也不会有乌台诗案。因此，从本质上说，乌台诗案，仍然是王安石与苏轼的一场较量。苏轼在黄州度过了四年谪居生活，能给他带来唯一心灵安慰的依然是诗与文。看来，苏轼并没有因为乌台诗案而对诗文稍有悔恨之意。相反，他在黄州期间，写下了大量名传后世的佳作。四年之后，神宗下诏，苏轼迁往汝州（河南临汝）。苏轼在自黄州往汝州的途中，要经过金陵。此时，王安石则在金陵蒋山过着一种近乎隐居的日子。在朋友的周旋下，苏轼与王安石于元丰七年（1084年）的夏天，相见于蒋山之上。 这一年，王安石64岁，已是年过花甲的白发老人，而苏轼呢，也已是48岁将知天命的年纪。十多年来，苏轼与王安石虽然各自属于不同阵营，是政治上的对手，但而今相聚于山野之间，在清风朗月的映照之下，似乎过去所有的恩怨都已随风而逝。在蒋山，两人纵览江山，把酒论文，谈佛说玄，宠辱皆忘。当时，王安石正值大病初愈，心情可能也同苏轼自狱中走出颇为相似，都感到生命的仓促与宝贵。于是，在大自然的抚慰中，在诗歌的感召下，王安石与苏东坡，这两个中国十一世纪的文化巨人之手，重新握在一起。苏轼，由诗歌而获得声名，因诗歌而获罪；亦用诗歌反对王安石，又因诗歌与王安石重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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