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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说，诗词作者要向新诗学习的第一条，就是创作意识。何以言之？ 盖唐人作诗具有很强的社会应用功能——有创作，而没有创作意识。举例而言，比如《送元二使安西》，那是一定先有元二这个人的存在，然后才有这样一首诗。如果说，元二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是王维杜撰出来的，那是不会有人相信的。同样，《赠汪伦》《别董大》《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有一个大活人存在的。所以，你可以说这些诗是创作、杰作，却不可以说作者有很强的创作意识。 假设一下，如能证明“元二”真是王维杜撰的一个名字，“送元二使安西”是他杜撰的一个事件，虽然有人会因此惊诧莫名，我却不好再说唐代诗人没有创作意识了。因为杜撰、虚构，正是创作意识之表征。唐人小说，就特重杜撰、虚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说，六朝小说重实录而粗陈梗概，“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意思就是，六朝人有小说而没有小说创作意识，唐人既有小说又有小说创作意识。 话说到这里，我又不得不推翻我的说法。因为唐人作诗，并非完全没有创作意识。比方说，唐人有一类诗，被人称为本事诗——有一个据说是真实的故事、紧紧附着在诗上的，此之谓本事。例如王维《息夫人》诗：“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孟棨《本事诗》载，宁王夺卖饼者妻，环岁、召饼师使见之，且命文士赋诗，王维即赋此诗。这个本事，和大多数的本事一样，其实是难以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如果故事是孟棨编的，说明孟棨有小说创作意识。如果故事王维编的，则说明王维有诗歌创作意识。又如，一首尽人皆知的本事诗——《题都城南庄》，如其本事是真事，崔护的成功是一个际遇；如其事出杜撰，崔护的成功是一种创作。 我认为，所谓本事，其关是唐人故弄狡狯，因为他们不愿示人以虚构，从而给了虚构一个迷人的包装。就像六朝人的志怪小说，总喜欢加一条考据性的尾巴，道出事件发生的确切地名，表明故事出自当事人之口，以证其言之不妄。其实，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本不是一回事。谬悠之说，既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来自庄子），也是文学的一种本质的特征。 怎么忽然想到这个题目呢？因为自己在写作中悟到了这个道理。例如，上山下乡三十周年之际，有一首诗，是为知青时代的一位好兄弟（他的名字叫熊维）写的：“比邻插队共星霜，夜夜挑灯语对床。涸辙相嘘濡以沫，别来江海久相忘。”不出彩。琢磨来琢磨去，觉老在事实层面上兜圈子。于是设想一下，如果彼此忽然在锦里遇头，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呢？诗就有了：“涸辙相呴以湿同，茫茫人海各西东。对君今夕须沈醉，万一来生不再逢。”李老一读，就在末句下画一条线，表示欣赏。新疆的星汉，一见面就诵得此诗，“万一来生不再逢”——把情抒到极致，好！ 诗的题目叫《锦里逢故人》，等于是我杜撰的一个本事。唐人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不敢说一定就没有。同写一个内容，同用《庄子》名言：“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嘘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为什么一首出彩，一首不出彩？简言之，一首有创作意识，一首没有。苏东坡说：“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正可以从此解会。 【周啸天谈艺录】论本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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